国家治理视阈下排污许可制改革检视及其法治完善

排污许可制改革作为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已经取得较大成效,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构成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角度观察,排污许可制改革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实证分析的立场,对近年来涉及排污许可的典型案例、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排污许可制存在的问题,包括排污许可证的核发监管体制机制存在问题、排污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弄虚作假事件频发、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不足、尚未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效衔接。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排污许可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排污许可的证后监管工作,深化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衔接,完善排污许可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我国环境执法模式的反思与革新

在新时代中国环境法治的议题中,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环境行政执法是实现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传统“强制型”“威权型”的环境执法模式,已经显露出无法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局限性。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整体要求,本文主张建立整体化执法理念,推动环境执法从“强制型”向“共治型”的演变,通过对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纠偏”,以便更好地适应包容性强、多元共治、刚柔并济、平等协商、协同互动治理目标的综合实现。为达成这一目标,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观提出环境治理体系制度层面的深度优化策略,其中包括各类沟通性、非高权性环境行政行为的扩展应用,以及环境执法资源配置的精细化调整。这些措施旨在构建更加灵活和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以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

论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发展路径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把握这一规范体系不能只着眼于其中的制度内容,应当从整体上把握它的体系构造。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是由制度体系、实施体系、保障体系共同形成的系统,其中,制度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组成,实施体系主要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对制度体系的遵守行为和执行行为构成,保障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规范解释、实施后评估等制度组成。由于发展程度不一,因此,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需要分解为各个子体系分别完成优化发展:制度体系的发展需要围绕规范效力、“党政同责”和规范层级的转化展开;实施体系的发展需要以监督问责为目标分别完善、平衡制度遵守和制度执行的内容;保障体系的发展需要在一般性党内法规保障规定的基础上探索生态环境领域的制度优化路径。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环境损害应对路径

环境损害是指因为人类活动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构成环境法的核心概念及基本范畴。环境损害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侵权,需要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建立应对环境损害的多元路径,从而为法律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法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法应对环境损害的路径选择,本质上是环境损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法律设计上的转化与体现。具体来说,严格责任是应对环境损害的核心路径,但并不是唯一的路径,还存在损害分担路径与事前预防路径。损害分担路径包括主动分担和被动分担两种方式,需要支付高昂成本且实施效果往往存在阻碍。事前预防路径的核心是市场调控,但严格责任可以通过许多方式与市场调控加以共存,实现应对环境损害的综合效应最大化。

“双碳”目标下的企业环境合规及法律机制构建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中,如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治理责任的法治化、规范化,实现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责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前,“双碳”目标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提出诸多新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体系,但仍带有传统环境法治行政主导的弊端,无法解决环境监管中的威慑过度与环境守法中的激励不足问题。对此,企业环境合规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机制,通过实现多元主体相互间的“激励相容”,能够化解“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治理法治化困境。构建适应“双碳”目标要求的企业环境合规法律机制,需重点从三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构建适应“双碳”目标的企业环境合规计划;二是建立环境行政监管执法中的企业合规裁量;三是完善环境刑事司法中的企业合规审查。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实施的规范路径——以行政裁量基准为中心

加强以“三线一单”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在生态环境监督执法中的应用,是当前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地方立法普遍要求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确立为执法监管的“依据”,但具体适用方式和路径亟待进一步明确,需要以行政裁量基准为切入点,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纳入行政裁量基准体系中,使其在法治轨道上得以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控制”要求、符合利益平衡及比例原则的要求,具备纳入裁量基准体系的正当性要件。按照类型化方法,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为4类:职权性规定、命令性规定、禁止性规定、指标性规定,其中,命令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适宜作为相应行政处罚以及行政许可的裁量基准,职权性规定和指标性规定适宜作为相应行政规划的裁量基准,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具有可行性。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纳入行政裁量基准体系后,为防止相应裁量行为的恣意,需构建备案审查、日常监督、动态调整等监督机制,确保生态环境行政裁量权的规范行使。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中央环保督察问责的规范分析及完善路径

督察问责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最严格责任追究”要求的关键环节。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包括规范依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度等。本研究强调:中央环保督察问责规范效应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合理处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传统科层制的相互关系,以及改进我国环境治理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党政之间的体制性障碍,这是影响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实效的关键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当前进一步完善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制、深入发挥中央环保督察效能,需要明晰党政各部门职权配置及清单制度、完善督察异体问责机制、建构科学的责任认定及绩效评估机制以及进一步规范督察问责程序。

论党的规范性文件之规范效力——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例

党的规范体系由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构成。相较而言,党内法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关注,但针对党的规范性文件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规范性文件绝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文件,而且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具备相应的规范效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忽视党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问题,将难以证成党的规范性文件在现实中参与国家治理、调整相应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正当性。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诸多党的规范性文件将党和国家的意志转化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转型的规范指引,其灵活性、针对性强的优势满足了生态环境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需求,典型代表领域如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党的规范性文件之规范效力有别于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力”。党的规范性文件在满足一定要件时发挥特殊的规范效力,主要体现为效力形式、效力程度和效力范围的特殊,其效力发挥的要件包括调整对象的重要性、内在属性的双重性、发展目标的探索性。

基于“双碳”目标的“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制度完善

“三线一单”及其所形成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内容。目前,我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各地已相继出台“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三线一单”配套制度逐步完善。如何在“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中充分体现“双碳”要求,深化“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力度,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表明,“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应立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现有基础上健全“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的法律体系及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的技术路径。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修订解读

自《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颁布施行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新修订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更加强调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关联性。具体来看,《办法》细化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实质性内容、明确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程序性规定,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提供更加完善、明确的法律依据。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知识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6.1.R6版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有关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区视图、关键词突现等来展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的研究热点、研究的演变脉络、研究趋势等。总的来说,虽然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时间维度上考量存在部分研究空白,研究内容上考量存在过于注重经验事实研究缺少理论研究,研究的体系化考量存在单个救济形式研究多而整体救济机制研究少等不足。未来应当立足环境法典编纂,采用整体主义、体系化思维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实验室建设的若干思考

在新文科发展背景下,为更好服务于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变革创新,新一轮的法学实验室特色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本文以武汉大学法学实验教学实践为例,从其发展脉络和现状出发,提炼出法学实验室的一般特征,指出我国当前法学实验室建设可能存在的片面认识和创新误区,尚不能满足新文科建设的需要。今后,我国法学实验室建设应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价值定位,并遵循分步实施、共建共享和系统优化的基本原则,从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三方面不断寻求完善。

论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由补救性司法向补救性与预防性司法转变

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系指由补救性司法的单一性结构向补救性与预防性相结合的共生性结构转变的过程。环境风险与生态破坏的长期潜伏性使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司法救济与规制变得愈发紧迫。在矫正正义观念、原告主体资格、相当因果关系与科学不确定性等理论的束缚之下,传统的补救性环境司法体系难以应对欠缺时空具体性的生态环境风险,只有在补救性司法的基础上融入预防性环境司法的理念与机制,环境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救济。在能动司法、风险社会与预防性正义等理论支撑下,预防性司法得以回应理论质疑、取得规制环境生态风险的手段正义性。应当从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诉讼、强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风险救济能力、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嵌入预防性救济功能等方面实现环境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扩张原告资格、设定弹性管辖、放宽受理条件、延展启动时机、建立被告资格审查机制等方面实现环境行政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设立生态环境危险犯、生态环境过失危险犯,将损害生态环境法益预备行为入罪化等方面,实现环境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

关于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应用的若干思考

以“三线一单”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在应用中呈现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注重空间管控、强调系统管控、筑牢生态优先理念、落实陆海统筹管控5个方面的特点。但是在应用中也面临着缺乏立法支撑、环境质量底线未有具体环境要素的量化应用、在环评中衔接不足、在环境监督执法中未得到普遍落实、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不顺畅等诸多挑战。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加快分区管控立法;强化环境质量底线研究;明确“三线一单”在环评中的适用标准;强化“三线一单”在生态环境监督执法中的效力;推进“三线一单”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进一步衔接。

“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智力支持、法治保障和教育普及”笔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通过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来实现。本期笔谈以“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为主题,从新发展理念格局下的智力支持、法治保障和教育普及三个维度,阐释了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和路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下一步必须重点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和监管、健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建设绿色化法治社会。高校智库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对外交流广泛,在开展创新性生态文明政策研究、供给科学化生态文明决策咨询、培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人才、拓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交流合作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将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作出科教贡献。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要通过塑造正确价值观、培育文化氛围、汇聚教育多元合力,增强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丰富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构建生态文明教育新格局。

“生态红线”的规范效力与法治化路径——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展开

"生态红线"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制度创新。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待并推行生态红线,并不能确保其具有足够的规范效力;生态红线的真正"落地",需要在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层面予以展开。根据解释论,除个别领域外,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态红线体系(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并通过"法律强制模式"、"政府责任模式"、"绩效管理模式"等不同方式加以适用。根据立法论,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在相应领域进行法律修改与制度完善,提升生态红线制度的法治化程度。

我国风险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关系:问题及改进

政府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府际关系则是直接关系到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我国现有的环境风险管理体制在政府间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失灵"。对此,应在横向关系上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纵向关系上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建构良好的环境风险治理府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