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依据小额信贷及其可持续性的定义,提出了小额信贷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并据此分析出我国农村目前小额信贷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最后就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型基层人民调解联动机制及其运行困境与纾解——基于渝西南Q综合调解站的个案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实证调研表明,渝西南S区依托Q综合调解站构建的协同治理型基层人民调解联动机制,通过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共治格局、培育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共治团队、优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共治流程,缓解了公权力机关的维稳压力、强化了人民调解制度的解纷功能、提升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水平,从而较为全面地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但协同治理型基层人民调解联动机制的运行也面临人民调解员能力薄弱、人民调解组织定位双重、人民调解内生型权威阙如、人民调解分流规则模糊等实践困境。协同治理型基层人民调解联动机制的健全,应重点做好强化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理顺人民调解组织内部关系、重塑人民调解内生型权威以及规范人民调解分流规则等工作。

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调控——以核心利益相关者为观察对象

因政府、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工作均存在双向依赖关系,故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三类主体。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实践样态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权力越位”与“权利缺位”的冲突,集体经济组织与非股东成员之间呈现“治理偏好”与“利益诉求”的矛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出现“有权分割”与“无权共享”的纠纷。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协调须遵循相应的内在机理,即应厘清政府、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主体各自的角色定位,坚持民主管理原则,明确相关成员的股权主体地位。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构建,应包含建立政府主导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协调和保障机制、畅通农民主导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等内容。

银企关系的纳什均衡分析与企业征信体系建立

在经济转型时期,恶劣的银企关系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运用纳什均衡理论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同国有银行的博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企业在与银行进行博弈的最优策略是失信;同时,在重复性博弈的条件下,银企双方的合作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征信体系这样的信誉机制实现。

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以1985—2004年间重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为基础对二者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重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进而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定量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据此就重庆市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资金体外循环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下,由于实际负利率的存在,部分货币资金通过不合法的途径和方式游离出银行体系独立运行,从而形成了货币资金体外循环的态势。这是一种不确定的经济因素,反映了我国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货币资金体外循环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找出实际可行的对策来解决货币资金体外循环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基于农户行为特征的分析

本文试图从农户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出发,分析传统农户与现代农户不同的金融需求特征,进而阐述农户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老年亚健康态健康维持系统的构建

非疾病非健康的“亚健康态”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及寿命。为解决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亚健康态带来的诸如养老服务体系不能满足人群健康促进等诸多社会问题,作者从亚健康态的多元成因进行分析,初步梳理出从政策支持、医疗保健服务、居家养护等多层面改进着手,构建完善的健康维持系统对策,力图为实现健康享老、幸福享老贡献绵薄之力。

基金评级方法有效性研究——基于我国开放型基金

随着互联网理财的兴起,理财门槛降低,单一模糊的基金评级体系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本文针对目前市场上评级系统单一的问题,研究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开放式基金进行多维度评估的能力。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中100支晨星评级为4星~5星、中高风险的基金数据为样本,以风险、风险调整收益及基金择时选股能力三个方面,共九个指标作为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后利用因子评分对样本基金进行聚类。结果显示现有基金评级系统难以精准体现基金的情况,同评级同风险分类的基金差异仍然很大,需基于风险、收益等多个方面对基金进行更精准的分类及描述。

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当前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农民集体决议机制,已然成为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观能动性、夯实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自治根基的重要举措。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所内涵的自治与法治相互交融这一价值意蕴的实现,依赖于乡村法治建设多类主体协同、多元规范互纳、多重环节相洽。其中,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关键,即通过促进多元主体协同、确保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将国家对基层的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结合起来,打造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共同体。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既需要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通过行为介入、权力嵌入的方式积极作为,也需要以乡村自治组织为纽带将法治精神传达至全体村民,进而真正形成自治主体与国家机关相辅相成、自治与法治有机融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农民权利保护视角下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完善

随着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同时步入深水区,实践中以强制无偿和自愿有偿为主的宅基地退出模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侵害农民合法权利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民成员权受到忽视、农民知情权受到限制、农民收益权无法落实、农民参与权被弱化等。鉴于此,应当建立宅基地资格权退出机制、强化宅基地退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建立宅基地退出与宅基地流转联动机制、构建集体审批与行政备案相结合的宅基地退出程序,提升农民在宅基地改革中的幸福感、参与感与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