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端洪著《宪治与主权》

高全喜:这是北航法学沙龙的第九期,欢迎大家光临,非常荣幸。80行政法论丛(第n卷)今天这个沙龙的主办单位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我们北航法学院,另一家就是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在此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与会人员。这位是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的社长朱宁女士。

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

宪法的法律性即宪法的规范性,下含三个子命题:宪法是法律;宪法是根本法;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三个命题的"了义"涉及两个方面——宪法效力的理由和权威来源,在权力话语体系中可以转化为两个问题:宪法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关于自己的论述?它为什么高于现行的权力,并成为现行权力的缔造性(构建性)和限制性力量而不是作为现行权力的构成部分与之相连?本文第一部分阐释了三个命题的内涵与渊源;第二部分进入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体系探寻基础规范对宪法效力的解释,发现基础规范仅仅在形式逻辑上预定了宪法的效力,并未证立宪法效力的根据。第三部分转向人民制宪权,试图在制宪权理论中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为此,作者提出了最后的人民集会的假定,想象人民在最后一次集会上对未来的政治存在形式做出怎样的抉择,以此作为从直接的人民主权过渡到代表制民主,从社会契约过渡到神圣宪法的逻辑驿站。作者主张基础规范与制宪权理论结合。

养阴滋肺汤联合激素治疗放射性肺纤维化31例观察

目的:观察养阴滋肺汤联合激素治疗放射性肺纤维化的临床疗效。方法:62例随机分为两组各31例,治疗组用养阴滋肺汤联合激素治疗,对照组单用激素治疗。结果:总体疗效、生活质量状况、CT及X线胸片疗效、激素撤减疗效及血清TGF-β改善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养阴滋肺汤联合激素治疗放射性肺纤维化疗效优于单用激素治疗,且可使激素用量减少,生活质量改善。

平调饮对原发性肝癌AFP mRNA、GPC-3 mRNA影响的研究

目的探讨平调饮对原发性肝癌患者AFP mRNA、GPC-3 mRNA表达的影响。方法抽取60例肝癌患者的抗凝血液,配对法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0例。采用Tr-Izol一步法提取总RNA,用逆转录巢式聚合酶链反应(RT-nested PCR)技术检测治疗前后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AFP mRNA、GPC-3 mRNA的表达情况。结果治疗后试验组及对照组AFP mRNA、GPC-3 mRNA表达均显著下降,在降低AFP mRNA表达方面试验组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降低GPC-3 mRNA表达方面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平调饮能有效抑制人血液中AFP mRNA、GPC-3 mRNA的高表达,在降低GPC-3 mRNA表达方面效果优于华蟾素。其治疗原发性肝癌机制与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外嫁女的尴尬

在我国农村的许多地方，有一条不成文的“土政策”。就是村里的农家女出嫁后，不再享有土地承包权，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又回到原籍。也不分给土地。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再加上“重男轻女”陈旧思想的影响，这条“土政策”在农村一直得到默认和“执行”。

新时代公法的理论视野(笔谈)

法律是民族生活的智慧沉淀,是共同体理性自缚的规则体系,是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的浑然一体。法律致力寻求的是超越和扬弃公共政治生活的不确定性,确认、保护并追求更为美好的理想秩序。法律学者则是发现、解释、建构这一理想秩序的智识主体,不仅有指导精细司法的守护之责,更有襄助理性立法的创制之需。法律学者以保守审慎为职业美德,其核心要义在于,洞明法的变与不变。因应时代之变,以分寸拿捏得当的审慎智慧把脉时代,为全部法律学者尤其公法学者之职分与使命。始于1840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在具体部门法层面取得了有效的技术积累和制度成就,但宪治层面的宏观理论体系与制度架构则仍然处于复杂的演进之中。2018年修宪是这一演变进程的当代节点。作为公法学者,我们深刻理解宪治关涉古今中西文明之大端,以及本国政法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而难以比拟具体部门法的移植仿效功夫,而必有自身独立、整体之理解与创制。历史传统与时代性必然构成宪治思考的背景和限定因素。2019年恰逢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其中蕴含的中国宪治精神要素与制度脉络极其丰富,而理论解释、论辩与建构之空间亦极其开阔。中国宪治精神从救亡图存演进为民族复兴,并有进一步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文明宪治趋势,而汇为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之亮丽部分。同时,中国宪治精神之探讨仍需高度关注及汲取英、美、德、法等国宪治精神之比较经验。有鉴于此,云南大学法学院于2019年4月12日举办主题为“时代变迁与公法学者的使命”学术研讨会,邀集国内有代表性及深入研究的公法专家学者共同切磋研判,推动中国公法科学的理论多元化对话、竞争及富有内涵的发展,并对中国宪治的改革进步略尽绵薄之力。本刊精选其中优秀发言稿件,以“新时代公法的理论视野”为主题汇集成一期专题笔谈,以飨读者。此专题笔谈分别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恒、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邬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讲师贺亚宜、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刘敏、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杨尚东共同完成。

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

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被宪法学者奉为圭臬，成了一切宪法批评的总根据，是近年来呼吁宪法“司法化”的直接文本依据。显然，当人们使用“根本法”这个词语的时候，他们对其意指的内容似乎了如指掌，想当然地把“根本法”、“最高法律效力”等同于违宪审查，特别是司法审查，因为法律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律活动的中心舞台是法庭。但是他们在面对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违法必究”而“违宪”则听之任之的现象时又陷入了尴尬的困境，更无法论证为什么现在时机成熟了，建立司法审查既必要且可行。

法律程序价值观

在谋求法律现代化的努力中,我国终于醒悟到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兴起了法律程序革新的浪潮。庭审制度的改革方兴未艾,尤其刑事诉讼程序偏向于保护被告人权的改革令举世瞩目。《行政诉讼法》的通过与实施第一次输入了行政行为也要遵守正当程序的观念,它直接导引了以后几个重要法律的问世,并且已经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至上——中国立法批评

前言 也许和从前相比较,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立法。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目睹立法如洪如潮,但是人们却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

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

中国1990年代的司法改革,尤其是程序改革令人瞩目。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根本宗旨无非是给当事人更多的发言权与尊严,使结果更公正,通过合理的分工减轻法院的负担从而提高效率。人们的改革建议大致围绕两方面:一是司法体制,给法院争取更大的独立与自主;二是庭审方式,从纠问式向对抗式过渡。不可否认,此次讨论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一个贯穿上述两方面直接关系到改革目标的话题却无人问津,这就是司法与民主的关系。 司法与民主的关系是双向关系:司法作用于民主;民主影响司法。本文所论乃是后者。所谓司法制度,“大体说来,就是国家组织些什么样的司法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任务如何。

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

十九世纪初,一位哲人在其历史哲学讲演中指出,“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所以我们只能谈谈中国的行政”。时至二十世纪之末,中国建立了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制度,我们则要申明,谈到中国的行政就不能不谈中国的宪法。 那么,为什么说中华帝国没有宪法呢?宪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人嘲讽中国的行政诉讼是以卵击石?为什么我们要申明行政诉讼的推行是真实宪法的成长?换言之,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形式的内涵是什么?它在怎样的意义基础上符合于宪法的意义?

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

在资源配置效益之外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论证行政许可的本质 ,运用分析法学的方法解析许可和行政许可的法律意义 ,则行政许可就是通过行政程序创设个人自由或财产性权利的构成性事实。行政许可权的合理性与正当限度即在于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公共利益概念存在不确定性和“羊皮化”倾向 ,而对治理的实质理性的追求是不可靠的 ,应该注重程序制度的建设和程序权利的维护。

宪政初论

引言 《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的《前言》部分有段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话:“当一个刚刚升入天国的人询问圣彼得,他是否可以得到一部当地的宪法时,他惊奇地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天国里的居民是宁愿不要宪法的。”人不得不反思:看来宪法纯粹是世俗的制度,不具有永恒价值。那么,宪法究竟为何物?

论港澳基本法的宪法性质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港澳基本法模糊的宪法性质严重挑战宪法学的理论想象和话语能力。以例外状态和制宪权为知识坐标,《宪法》第31条可被解读为关于例外状态下国家对于特定地区的制宪权的宣告,而一国两制可被解释为宪法所包含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决断。认为基本法抵触宪法不仅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意义的。基本法立法宗旨与中国宪法蕴含的国家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动态平衡、世界大平衡的视角来审视基本法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非对称宪制安排,有助于充分认识基本法的宪法正当性。港澳基本法是港澳地区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蕴含了不可分离、繁荣稳定、资本主义、港(澳)人治港(澳)、基本权利和自由、新宪制法治等六大根本法。但基本法作为地区根本法和高级法的地位不是绝对的;宪法在港澳理所当然地具有完全效力,表现为整体适用但部分规范悬置。在基本法的实施中,基本法的自足性学说或可作为一个假定性存在,但不能因此而排除完善基本法实施机制和实施技术的必要性。

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

制宪权与基础规范是宪法学知识疆域的同一界碑的两面,遮蔽制宪权的那一面,宪法的效力便寄托在基础规范这个纯粹的理智虚拟之上。引进制宪权概念,可以直接论证《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宪法的正当性,诠释新中国的建国时间。借助于"制宪权——宪定权"的二分法,宪法学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中国政治结构图,辨识中国的立宪时刻,阐释"改革宪法"的内在悖论,同时可以瞭望宪法实施的远景,择选合适的宪法守护者。

政治法的平衡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的建构原理

卢梭《社会契约论》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论证分为两步,以第2卷第7章为中界线,前面揭示其“主权———公意———公共利益”三位一体的道德内涵,后面阐释其实践的政治法平衡结构“主权者———政府———臣民”。本文尝试解读后者,主要关心三个问题:其一,在卢梭的体系中政府和主权者是什么关系?其二,如何维持政治体的平衡?其三,理想主义的平衡结构对于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相关性是什么?研究表明,卢梭用他的连比例“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把人民主权推到了逻辑的终点,为民主政治确立了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范型。尽管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的理想范型为正确理解代议制民主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批判的标准,并提醒我们隐藏在现代政治制度根源上的主权危机。

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 重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人民主权是卢梭最伟大的政治理论贡献，集中阐述该原则的著作是《社会契约论》。本文尝试把人民主权作为一个政治的道德原则来理解，解读其观念结构，文本范围基本局限于《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前半部分。

理解香港政治

"一国两制"对原有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提炼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本文试图为宏观理解香港政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是理解香港政治的关键。本文所说的对峙不仅仅指对峙的现象,还包括对峙的结构;既指向恶性对峙的现象,也涵盖合法的和正常的对峙现象。"一国两制"是大智慧,两制对峙给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内含若干二律背反,造成香港管治很多难题。香港内部政治的活力源于对峙的精神结构,然而,香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危机也恰恰依托于对峙的精神结构。在对峙结构中,我们不必奢求那种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的和谐,在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前提下但求异质之合作。港人要珍惜"一国两制"之大福,不要滥用对峙结构、滥用"说不"的自由和权力。

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

在规范层面,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法忠诚。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忠诚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的存在实体,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也才能理解政治忠诚的意义。不同的国家形态,其政治忠诚的模式不同,现代立宪国家的政治忠诚集中体现为宪法忠诚。除非宪法成为国家的公民宗教,否则共和国就不具有最有力的精神纽带。宪法宣誓被普遍用于保证宪法忠诚,因为宣誓是一种神圣的言语行为,其神秘的力量和功效蕴藏在誓言的结构之中。宪法宣誓是宪法信仰的一个仪式。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行可视为我国宪法文化的一个突破,意味着权力仰赖人民的赐福,显示了权力温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