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与法治拓展——陈金钊教授访谈

邵宗林（以下简称＂问＂）：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您在法治思维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众所周知,您在法律方法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特别在法律解释、法治修辞、法律论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近年来,您在法治思维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已在《中国法学》、《清华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律科学》及《法制与社会发展》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 0余篇。

法源思维及其方法论意义

严格适用制定法,可有效约束法官的审判活动,但也会出现教条主义和机械司法等问题。而允许法官在案件中随机融进价值和其他社会规范,则会消解制定法的权威。为维护制定法的权威,恰当地运用制定法,有必要引入法源思维。把法源理论转化为法源思维,对缓解制定法的刚性、融洽制定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更好地化解纠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法源思维是对法源理论的方法论凝练,在开放制定法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阐释和运用法律,在语境中构造依法办事之法。法源思维具有开放性,旨在更宽的法源形式中寻找裁判理由,在个案中重塑法律的意义。但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方法以限缩无度扩张的价值入法、能动司法或执法。法源思维既尊重制定法的权威,又以法之名探寻语境中的法律意义,是捍卫法治的思维方法。

作为法治原则之法律的体系性

法律、法治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拟制性的存在。在法律拟制与实施的过程中,体系性要求是法治思维的指引,其与体系化结合,可表征法治实现的逻辑性。体系化是指法律构成以及实施的一致性,既包括对构成法律的概念、规范、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思索,也蕴含对法律实施的体系化要求。作为法治思维原则的体系性,是指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诸环节都要展现体系性的要求。体系性是塑造法学原理的指导思想,是构建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实施的原则,是建构法律方法论系统的原则。关注法律的体系性,是对逻辑思维规则的重视。法治所需的形式合法性,主要来自法律的内在体系。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则来自外部体系。体系性要求所衍生的体系化,是塑造法治思维的方法。

现代法治精神及其探寻方法

现代法治精神是指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促进法治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公正等价值目标的追求。法治是拟制的概念,因而法治的实现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没有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以及对据法思考之思维方式的坚守,很难在行为上接近法治。法治精神对思维和行为具有指引功能,而这种指引是以尊重法律的权威以及恪守法律的一般性、规范性、体系性、稳定性、安定性等为前提的。法治的筹划或法律所预设的概念、规范、原则以及价值等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离不开法治精神的支持。现代法治精神的展开,需要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恪守思维方式上的据法思考;在言说方式上使用法治话语,遵从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尽其所思促成法治的实现。

缘何据法阐释之法需要再次确定

据法阐释之法之所以需要在语境中再次确定,原因在于:据法阐释并不是单向度依据制定法的思考,而是由人参与其中的互动过程。制定法是抽象化的一般性法律,没有为纠纷解决提供现成的方案。制定法运用是对一般法律规范的具体化,离不开人在语境中的再次确定。制定法并不等于法律,只是权威性法源。语境中的制定法运用,还包括价值、其他社会规范等的介入。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既要注意制定法的权威性,也要注意法律价值、社会情理以及事物的本质等融入法律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作为依法办事前奏的据法阐释之法,需要由人使用法律发现、阐释、论证等方法重新确定。法律方法的重要功能就是为据法阐释之法的再次确定,提供法律思维规则的指引。

逻辑嵌入法理的历史——新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70年演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律方法论研究在体系建构、知识创新、思维方式升级及法治话语塑造等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法律方法论研究还逐步确立了法律思维规则在法治建设中的构成性功能;对逻辑的重视正在型塑与法治相匹配的法治思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的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新中国70年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可分为: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阶级分析法学;向欧美学习推理、解释方法的技艺法学;新时代在中西结合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法治思维与法治话语的法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现有的法律方法论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法学知识、原理、方法的继受性整合,研究成果的借鉴成分较多,原创性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深入度不足。

认真对待明确的法律--兼论定义法治及其意义

法治是由法律所定义的秩序。明确的法律是法治思维的前提,法治思维主要是对明确法律的意义认定或阐释,只有尊重明确的法律才能显现法治限权以及保障自由的本色。但是,在辩思盛行的语境下,人们对明确的法律不够尊重,而是习惯于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思辨中探寻意义,由此衍生出法律权威的失落。欲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需要充分发挥明确法律的意义,如明确的法律得不到实施,法治只能停留在修辞阶段。

老龄法治的人权意义探寻

老龄法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应然命题,对促进老龄人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老龄法治的价值定位和目标是保障与促进老龄人权,体现为把老龄群体作为社会主体对待,对老龄群体的物质满足和人格尊严的维护。社会治理是展开老龄人权建设的具体过程,应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用老龄法治协同社会多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型法治社会,实现老龄权益的最大化保障。老龄人权价值的实现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将法治作为推动老龄事业各项工作的基本方式,既要完善和落实老龄法治体系,也要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利益衡量等方法,融贯吸收中国传统孝治和德治文化中的有益资源。老龄法治是用法治的安定性化解老龄问题的复杂性,为解决老龄问题、增进老龄权益提供规范智识。

论作为法治话语的“法律渊源”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将“法律渊源”这一法学术语作为法治话语,一方面是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化解司法裁判必须援引法外规范这一可能诱发法治话语危机的现实诉求“。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丰富的法理意涵,其既预设了语用视角的内部性,又预示了裁判规范来源的开放性,还预决了“所指”的制度事实属性“。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多维功能,其不仅能为法律获取经验提供理论构造,为“据法裁判”观念提供证立依据,还能塑造法治运行的现实结构。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

在哲学解释学兴起以后,法学家已开始将独断解释与探究解释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思维的融贯性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传统的解释理论已被论证理论所取代。但从法律思维的主流倾向看,法律思维仍然表现为在不背离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律灵活运用。解释学的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模式。这构成了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根本区别。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界限并不是恒定的,在法治社会中二者是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换主要是通过提升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来实现的。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

新型人格权的塑造及其法律方法救济

转型社会中,各种新型人格利益层出不穷。但在人格利益转化为人格权上,却存在着利益泛化为权利以及权利的绝对化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权利的确定中,不能有效运用法治思维进行新型人格权的塑造;另一方面,在权利的保护上,长期的"立法中心主义"造成诸多新型人格权利难以通过司法程序有效救济的僵局。所以,新型人格权的塑造及其保护必须诉诸"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转换,并把新型人格权利的自然权利属性和伦理价值诉求变为可予以司法救济的法治诉求。此过程主要表现为裁决中的法律方法运用。如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探寻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通过利益衡量方法明确权利泛化及冲突的权衡标准;以及通过法律修辞方法拨开笼罩在典型人格利益纠纷案上的权力或道德修辞迷雾。

法治改革及其方法论选择

"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这两种平行的治国方案必须纳入法治改革这一统一的视角和框架之下。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确立了以建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基本方式的法治改革方案。然而,用法治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完成,根据法治方式化解改革与法治的冲突,找出法治与改革实现平衡所需的基本秩序。在我国法治改革的具体推进中,要根据我国法治改革"建构"和"变革"的双重特点选择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法论路径。

体系思维的姿态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

体系思维的"封闭"或"开放"姿态对法治实现的程度有很大影响,要想搞好法治建设就需要处理好"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关系。为了法治命题能够贯彻下去就需要法律以恰当的方式实现。这要求我们,首先,需要把思维体系要素与法律渊源形式连接在一起,把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当成体系思维的要素,然后在法源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体系思维,以便法治能够以"法律"的名义展开实施。其次,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解决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从而为合法性解释奠定法律基础。与合法性相关的法律方法主要是依法办事,然而,单纯的依法办事还不足以解决法律运用的恰当性问题。因而就需要在法律运用过程中再次认真处理好法律与社会、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融贯性。在整体性思维支配下的融贯性,必须找到法律与社会、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法律发展的进化规律告诉我们,没有体系性思维及其体系解释方法就不可能有法律的恰当使用。

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与解释手段的科学性、解释过程的科学性和解释结果符合一定的价值体系相联系的概念。它既不存在于立法者创立的成文法之中（但也离不开成文法的约束），也不存在于自由法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之中，而是存在于解释主体所阐释的意蕴之中。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往往交叉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和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并采用新的解释成文法意蕴的方法，探求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

反对解释是法治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奉行司法克制主义,对明确的法律条文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解释中不能附加法官个人的意思。反对解释不是说不要解释,而是说不能过度解释,法官只能行使有限的创造权力,对法律文本已明确的含义,法官的解释就是认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批判法家的严苛,主张判决中天理、人情与法律的和谐相处,结果使得法律文本被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严格执法实际上没有成为我们的执法理念,法律被任意解释、曲解的现象大量发生。严格法制是我们不能逾越的阶段,反对解释的原则应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则。

诠释“法治方式”

对"法治方式"可做法学、政治、文化等多角度的解读。虽然法治方式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求提出来的,但对法治方式却不能仅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法治属于政治上治国理政的一种方式,然而从其功能发挥的根本属性上看,它是对政治行为的约束,与其他治国理政的方式相比较,法治方式有很多优点。法律规则、程序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法治方式所必备的严密逻辑、恰当修辞、融贯解释、缜密论证等构成了法治思维与其他思维不一样的特征。尽管这种排除个人主观因素的冷峻的、理性的判断,构成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基调,对于限制权力、促进公平正义以及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法治方式在中国会遇到很多难题甚至风险,这些需要人们认真研究予以解决。

法典化语用及其意义

法典化是近百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法典是法律的典范文本,人们对法典寄予厚望。然而,法典化不是立法者能单独完成的任务,法典化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及正确的理解、阐释方法。因而对法律法典化之观察,要在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语境中展开。既要看到法典化的拟制性、一般性、体系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以及削除规范矛盾、统一法源等意义,也要注意到反法典化、解法典化以及再法典化主张。虽然法典化对完善法律文本有重要意义,但这不是法学研究的重点。仅就立法立场探究法典化是不全面的,解法典化及其意义阐释,事关法典的命运,始终是法学研究的重点以及法治实现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