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水力效应的裂缝边坡稳定性非线性能耗分析

现有考虑水力效应的裂缝边坡稳定性分析大多基于线性破坏准则,而岩土体破坏往往呈现非线性特征,因此开展水力效应影响下的裂缝边坡稳定性非线性极限上限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极限分析上限定理及强度折减技术,结合“外切线法”非线性破坏准则,构建坡顶含竖直裂缝的边坡对数螺旋线破坏模式,根据虚功原理推导出裂缝边坡安全系数解析式,通过MATLAB优化计算,结合边坡工程实例探讨了典型因素对裂缝边坡稳定性、临界裂缝及滑动面位置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地下水位h的持续上升,边坡安全系数不断降低,临界裂缝深度逐渐增大且临界裂缝位置逐渐向坡顶缘偏移;非线性系数m明显影响边坡的稳定性,边坡安全系数随着非线性系数的增大显著减小,采用线性破坏准则会高估地下水位变化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随着非线性系数的增大,临界裂缝深度随之增大,临界裂缝位置距离坡顶缘越来越远,滑坡体体积逐渐增大;裂缝与坡顶缘距离l m随着非线性系数m的增大而增大(当m增大0.2时,l m增大约1 m),且随着裂缝与坡顶缘距离的增大,边坡安全系数无明显变化,临界裂缝深度先逐渐减小后趋于稳定。

肺移植术后需要临床干预的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肺移植术后需要临床干预的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肺移植术后需要临床干预的66例气道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所有气道狭窄患者和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结果66例气道狭窄患者,中位无气道狭窄时间为72(52,102)d,27%(18/66)发生中心气道狭窄,73%(48/66)发生远端气道狭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风险比(HR)1.037,95%可信区间(CI)1.005~1.070,P=0.024]和手术类型(HR 0.400,95%CI 0.177~0.903,P=0.027)均与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患者的生存结局存在相关性,术后机械通气时间越长,受者死亡风险越高;接受双肺移植的气道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优于单肺移植。在亚组分析中,3级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GD)(HR 4.577,95%CI 1.439~14.555,P=0.010)和免疫抑制药(HR 0.079,95%CI0.022~0.287,P<0.001)与肺移植术后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均存在相关性;无3级PGD的肺移植术后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优于有3级PGD的患者,使用他克莫司的肺移植术后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优于使用环孢素的患者。结论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长、单肺移植手术方式、3级PGD和使用环孢素可能影响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患者的生存。

儿童序贯式双肺移植术后观察和护理

肺移植是用手术方法将同种异体的健康肺移植入终末期肺病患者体内以取代丧失功能的病肺过程,是终末期肺病患者的一种有效治疗方式^([1])。肺移植的主要适应证是终末期肺部疾病(end-stage lung disease,ESLD)。对于儿童来说,肺移植是儿童终末期肺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只要有合适的供体,各年龄段儿童均可手术,术后可有效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生存率。

青少年百草枯中毒后肺移植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总结百草枯中毒患者中毒后移植时机以及相关处理措施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百草枯中毒行双肺移植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分析该例患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以及诊治经过。结果1例17岁青少年在摄入25%百草枯20~30 mL后出现恶心、呕吐、咳嗽伴全身乏力入院。患者经对症支持治疗后,氧饱和情况无改善,肺部纤维化持续进展,遂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辅助下行序贯双侧肺移植。经术后康复治疗,并积极防治并发症,患者于术后50 d出院。结论百草枯中毒后的移植时机可选择在肝肾功能开始恢复时,围手术期主动、有针对性地预防潜在致病性细菌感染,以及早期康复训练有助于改善肺移植受者的预后。

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专家共识(2023年版)

自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已席卷全球。虽然目前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致病性和毒力已较原始株有所下降,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但实体器官移植(SOT)受者为新冠病毒感染脆弱人群,即使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SOT受者感染新冠病毒的住院或死亡风险依然较高。SOT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均与普通人群存在很大的特殊性,需要高度关注。目前尚缺乏针对SOT受者可供参考的新冠病毒感染诊疗领域的指南或共识。因此,参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及国内外文献,编写团队撰写了《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专家共识(2023年版)》。本共识基于国内外新冠病毒感染的循证医学证据,并经过专家多次研讨达成一致意见后撰写成文,形成21条推荐意见,为SOT受者感染新冠病毒的诊疗提供参考。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小学中低年级山水田园诗教学

山水田园诗具有丰富的意象美、意境美、文字美,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创设情境、还原画面、拓展思考路径入手,探讨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中低年级山水田园诗教学。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在实体器官移植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器官移植已成为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器官移植受者术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使得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以病原学培养、免疫学检测和聚合酶链反应为代表的传统微生物检测方法被广泛用于感染检测,但存在耗时长、需预先假定病原体等问题。宏基因组二代测序由于具有病原体检出率高、对病原谱检测全面的优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领域的感染防控。本文就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在实体器官移植感染防控上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以期对移植相关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肺源分配评分与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 分析肺源分配评分(LAS)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及并发症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75例IPF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以及LAS与术后1年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结果 275例受者中,术后30、90、180、365 d内分别死亡62例、83例、95例和108例。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30、90、180、365 d死亡风险相关(均为P<0.05),但与术后365 d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急性肾损伤(AKI)发生无关(均为P>0.05)。结论 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相关,LAS与术后早期PGD、AKI的发生无关,但应关注综合因素对PGD、AKI发生的影响。

肺移植围手术期ECMO动脉-静脉与静脉-静脉转流应用效果对比观察

目的对比观察肺移植围手术期体外膜肺氧合(ECMO)动脉-静脉与静脉-静脉转流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221例肺移植患者临床资料,根据ECMO转流方式不同分为动脉-静脉转流147例(VA组)、静脉-静脉转流74例(VV组)。比较两组围手术期相关临床资料,包括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平均肺动脉压、心功能分级,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术后立即撤除ECMO比例、ECMO转流时间以及肺部感染、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GD)、肾功能不全、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二次开胸止血等不良事件。结果两组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心功能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VA组术前平均肺动脉压显著高于VV组(P<0.05)。两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VA组术后立即撤除ECMO比例显著高于VV组,ECMO转流时间显著低于VV组(P均<0.05)。两组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二次开胸止血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VA组术后PGD、肾功能不全、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比例均显著低于VV组(P均<0.05)。结论肺移植围手术期ECMO采取动脉-静脉转流较静脉-静脉转流术后立即撤除更容易,转流时间更短,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

槲皮素抑制LPS诱导的大鼠急性肺损伤和巨噬细胞的促炎表型

目的探究槲皮素对脂多糖(LPS)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30只SD大鼠随机分成对照组、脂多糖组,脂多糖+槲皮素组。大鼠气管滴注给予LPS(5 mg/kg)溶液24 h,诱导急性肺损伤,对照组气管滴注等体积PBS溶液,治疗组给予LPS和腹腔注射槲皮素(50 mg/kg)溶液。HE染色观察肺组织的病理变化、肺组织湿干比检测水肿程度qRT-PCR方法检测肺组织炎症因子TNF-α和IL-1β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肺组织中巨噬细胞标志蛋白CD68的表达与分布。Western blot法检测肺组织中巨噬细胞表型促炎标志蛋白IRF5和抑炎标志蛋白Arg1的表达及Notch1蛋白表达变化。结果LPS刺激大鼠肺组织后呈现炎症损伤,肺组织湿干比增加,炎症因子TNF-α和IL-1β的mRNA水平显著增加(P<0.05);给予槲皮素后,肺组织湿干比降低,炎症因子表达下调,抑制了肺组织炎症损伤。LPS刺激肺组织后,CD68蛋白和促炎标志蛋白IRF5表达上调(P<0.05),肺组织巨噬细胞发生浸润和呈现促炎表型;而槲皮素抑制了LPS诱导的CD68和IRF5表达(P<0.05)。结论槲皮素抑制了LPS诱导的大鼠急性肺损伤的炎症反应,巨噬细胞浸润和巨噬细胞的促炎表型,槲皮素对LPS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大鼠有保护作用。

肺移植术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研究现状及防治策略

肺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肺病的有效手段,但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相比,肺移植术后生存率较低,其主要原因是肺移植术后并发症众多,其中,感染是肺移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呼吸道病毒感染是肺移植术后感染的重要类型之一,严重影响肺移植受者术后的生存时间与生活质量。早期识别、提前预防、积极诊治,对降低肺移植术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国内外肺移植术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防治原则以及常见病毒的具体防治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肺移植术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在肺移植受者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的应用

目的 探讨多学科综合诊疗(MDT)模式在肺移植受者术后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防控中的实践效果。方法 选择2019年至2022年的肺移植受者,从2020年1月开始成立MDT专家组,开展一系列防控措施,分析2020年至2022年MDRO防控措施落实率、环境物表MDRO检出率以及2019年至2022年肺移植受者MDRO检出率。结果 医护人员总体MDRO防控措施落实率由2020年的64.9%上升至2022年的91.6%,呈逐年升高趋势(P<0.05)。监测环境物表MDRO检出率从2020年的28%下降到2022年的9%,呈逐年下降趋势(P<0.05)。肺移植受者MDRO检出率从2019年的66.7%降低至2022年的44.3%,呈逐年降低趋势(P<0.001)。结论 通过MDT模式管理,提高了医务人员MDRO防控措施的执行力,有效降低了肺移植受者术后MDRO感染率和环境物表MDRO检出率,值得推广利用。

特发性肺纤维化肺移植受者术后严重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预后模型的建立

目的探索性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算法预测特发性肺纤维化(IPF)肺移植受者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的预后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26例行肺移植手术的IPF患者的资料。所有入组患者按7∶3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利用正则化logistic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和人工神经网络4种方法,通过变量筛选、构建模型、模型调优流程构建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度进行模型性能评估。结果共筛选出16个关键特征用于建模。4种预后模型的AUC值均>0.7。DeLong检验和McNemar检验发现模型间性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基于4种机器学习算法初步构建了肺移植术后3级PGD的预后模型。各模型整体预测性能相似,均可对IPF患者肺移植术后3级PGD进行较好的预测。

ECMO在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受者肺移植术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肺移植术中不同体外膜肺氧合(ECMO)转流方式对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CPFE)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44例接受肺移植的CPFE患者,并将其分为静脉-静脉ECMO(VV-ECMO)组(30例)和静脉-动脉ECMO(VA-ECMO)组(14例)。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中、术后及随访相关指标。结果与VV-ECMO组比较,VA-ECMO组患者年龄较小,术前肺动脉压力较高,后外侧切口类型较少,手术时间较长,术后支气管胸膜瘘发生率较高(均为P<0.05)。两组术后肺动脉压力均下降,且VA-ECMO组下降幅度较大(P<0.05)。两组术后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VA-ECMO和VV-ECMO应用于CPFE患者肺移植术中均安全有效,转流方式对患者的短中期预后无显著影响,其中VA-ECMO更适用于术前肺动脉压较高的患者。

肺移植手术切口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肺移植手术技术对于受者的临床预后有着显著的影响,选择合适的手术切口决定了术中的视野暴露,是手术顺利进行的第一步,直接影响后续的手术进程。肺移植切口通常默认一期关闭,但对于肺移植术毕存在如供肺过大、原发性移植物失功等高危因素患者,不能一期关闭切口,此时延迟关胸是一种应对策略。肺移植手术切口的选择及是否延迟关闭,对于肺移植围手术期预后、受者远期生存质量、手术并发症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对肺移植Clamshell切口、前外侧切口、后外侧切口、胸骨正中切口的发展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聚焦切口对肺移植预后的影响,为临床肺移植手术切口选择提供参考。

二次肺移植手术方式与预后分析:单中心经验

目的 探讨二次肺移植手术方式选择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自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因慢性移植功能障碍(chronic lung allograft dysfunction, CLAD)而进行二次肺移植的患者共15例。本文对二次移植适应证、术中情况、围术期及远期生存率进行分析,并根据手术方式选择进行组内比较。结果 15例CLAD患者中,右单肺及双肺移植生存率优于左单肺移植,且双肺移植预后不优于右单肺移植。结论 二次肺移植的受者的手术方式可能影响患者的预后。根据患者适应证的具体情况合理的手术方式需进一步探索。

肺移植供体维护现状及研究进展

肺移植手术是治疗终末期肺病的唯一有效手段^([1-3]),自1990年起,全球已完成超过70000例^([4])。近年来,肺移植技术在我国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阻碍。其中,供肺短缺是目前影响肺移植发展最主要的问题。据报道,目前我国的供肺利用率仅为6%,远低于国际15%~20%的平均利用率,因此在临床实践中,综合评估并利用符合扩展标准的边缘供肺,以扩大供者池变得尤为重要。有报道指出,使用符合扩展标准的供肺进行移植不影响受者术后30 d、90 d及1年的生存率^([5])。

劈裂式肺叶移植手术技术及典型案例介绍

供肺短缺一直以来都是限制肺移植数量增长的主要问题。对于一些胸腔较小的成年人或是儿童来说,等待一个适合的供肺更是路阻且长。劈裂式肺叶移植(split lobar lung transplantation,SLLTx)是传统肺叶移植基础上的一项技术革新,其目的是通过对供肺进行解剖性劈裂,得到分别有着完整的支气管、动脉、心房袖的上、下肺叶可供受体吻合,使得一个肺脏可以给2例小胸腔受者行双侧肺叶移植,每一叶肺都“物尽其用”。

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小鼠肺组织铁死亡相关基因表达谱分析

目的分析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模型小鼠肺组织铁死亡相关基因的表达谱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取12只6~7周龄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与对照组,每组6只,分别构建肺纤维化模型及进行对照处理。3周后处死小鼠,采用HE与Masson染色评估其肺部病理改变和胶原纤维堆积状况,普鲁士蓝染色观察肺组织铁聚集水平。应用小鼠铁死亡通路PCR Array筛选差异表达基因,采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对差异基因进行GO功能富集与KEGG信号通路预测。运用实时定量PCR验证模型组与对照组肺组织铁死亡相关差异基因的表达水平。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肺组织出现纤维化改变及明显的铁沉积。PCR Array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碳酸酐酶9(CA9)、半胱氨酰-tRNA合成酶1(CARS1)、热休克转录因子(HSF1)、NADPH氧化酶3(NOX3)、线粒体铁蛋白(FTMT)等5个铁死亡相关基因的表达量明显降低(P<0.05)。GO功能富集分析与KEGG信号通路预测结果显示,肺纤维化模型小鼠肺组织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与体温内稳态、NADPH氧化酶复合体、碳酸脱氢酶活性等功能有关,并在氮素代谢、氨酰合成、军团菌病等通路中富集。实时定量PCR验证结果显示,模型组小鼠肺组织中CA9、CARS1、HSF1及FTMT的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模型小鼠肺组织中多个铁死亡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发生明显变化,提示铁死亡在特发性肺纤维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的差异基因或可为临床治疗提供潜在靶点。

肺移植受者适应证变迁与手术方式选择

肺移植是目前终末期肺疾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1-3])。终末期肺疾病患者经充分治疗后,肺功能仍进行性降低,无进一步其他内科或外科治疗的可能性,2年内因肺部疾病致死的风险极高,即应考虑肺移植治疗^([4])。自1963年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完成世界首例临床肺移植手术以来,至2019年全球已有260多个肺移植中心完成了超过4500例肺移植手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