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

学界通常采用静态方法,忽视从话语实践与身份的动态关系这一视角研究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事实上,奥尼尔对身份问题的关注源于作家爱尔兰移民后裔所处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环境、父亲演艺生涯造成其童年漂泊的家庭环境及疯狂工业文明导致信仰缺失的社会语境。奥尼尔戏剧涉及与此相关的三方面的身份主题,表达了奥尼尔重构新身份的社会理想与人文追求:以爱尔兰人为原型创作少数族裔戏剧,真实再现边缘族裔的身份流浪和解构其负面形象;以其家庭生活为原型进行身份投射和自传虚构,书写家庭相处新模式;以工业社会为原型创作底层人戏剧,描写其身份危机和探讨重写身份话语的可能性。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网络环境下英语自主学习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已成为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建构主义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调查发现,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网络环境下英语自主学习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水平,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同时,在四项自主学习行为中,反思性和补救总结性方面的提高尤为显著。

无意识的种族偏见——《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的心理原型解读

根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奥尼尔戏剧《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中的种族偏见可解读为一种心理原型。无意识的种族偏见导致了黑人男性主人公吉姆的自卑情节、白人女性主人公埃拉失败的个人化过程,最终酝酿出种族间的爱情悲剧。然而,男女主人公争取爱情的酒神精神让他们挑战与颠覆种族偏见,在精神上超越了该心理力量。

体验自然的伤残,呼吁整体的和谐——哈代自然诗歌生态思想揭示

与浪漫主义诗歌不同,哈代诗歌中的自然充满阴郁、冷漠、伤感和残酷。对人类中心主义、理性文明和疯狂欲望三者的批判构成了哈代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整体、和谐与仁爱的人文追求是生态思想发展的结果,并成为他的生态理想。

奥尼尔的文学伦理思想论析

奥尼尔独特的生活与阅读经历铸造了他对生活的道德式解读,他用戏剧回答了现代人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好生活及人物怎么感知这种生活等基本伦理问题。其伦理思想源于他对苦难生活的感受、对希腊悲剧要素的吸收、对现代心理学的理解和对超人哲学的接受。

圣餐隐喻与见证修辞:十六七世纪英国复仇剧中的宗教论争

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复仇剧过度渲染新教或罗马教廷的仇杀,在参与宗教论争时极力宣扬英国政府的新教主张。复仇剧斥责罗马教廷的腐败与虚伪,批评天主教的弥撒圣餐和偶像崇拜,演练新教的圣餐隐喻和见证修辞,让观众借助符号意象再现真理和通过移情产生强大的信仰理想。剧作家们以此种方式服务于王国政治,让国民与新教发生国家认同,帮助英王建立新教共同体。

早期现代英国巴罗克文学的现代性

学界一直对巴罗克文学存在争议,故而更多地用英王的名字来指称十六七世纪的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如伊丽莎白文学、詹姆士一世文学等,而不太愿意称之为巴罗克文学。与古典主义写实原则相背离,英国巴罗克文学呈现为一种积极的文学形态,特别关注内在主观精神,孕育和影响了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印象美学、荒诞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等现代性特征。巴罗克现代性使巴罗克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区别开来。

英国早期现代戏剧中的宗教论战与民族认同

在欧洲宗教改革语境中,英国与罗马教廷势不两立,英国剧作家通过戏剧创作参与宗教论战,君王利用剧院舞台宣扬新教主张以构建民族国家,观众在观看戏剧表演过程中实现国家认同。戏剧《哈姆雷特》、《西班牙悲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等谴责天主教偶像崇拜和圣餐仪式,使用新教的宗教隐喻和见证手法,以树敌方式推进国民的民族身份建设。

从《丽姬亚》看爱伦·坡的梦幻女性

以波纳帕特精神传记分析法为基础,运用弗洛伊德白日梦理论并结合作家生平对《丽姬亚》(1838)进行解读,探讨文中女性角色及其在爱伦·坡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丽姬亚是作者生命中三个重要女性——母亲、初恋及养母的理想化身,《丽姬亚》是作者构建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白日梦",表现了作者对梦幻女性复活的强烈渴望,挑战了现实中的伦理禁忌。

流散、杂糅与英格兰身份焦虑:爱尔兰战争中的《亨利五世》

学界重视早期现代文学的爱尔兰与英格兰关系问题,却忽视在历史语境中研究莎剧《亨利五世》的流散议题。从爱尔兰战争语境出发,发现本剧亨利军队中的爱尔兰籍上尉让人联想起战争期间英格兰军队中流散的爱尔兰人,他们因经历身份杂揉而成为英军内的灾难性要素,既认可又抵制英格兰霸权。剧中合唱团赞扬亨利从法国凯旋而回时,细致描述英军统帅＂可能＂从爱尔兰胜利班师回国,措辞隐含诸多不确定性,影射伊丽莎白政府对英军失去纯英格兰身份的焦虑,暗示莎士比亚对英格兰民族同化政策的批评和对新的具有平等、差异和多元化特征的民族联合政策的倡导。

从分裂人格看尤金·奥尼尔的身份叙事

奥尼尔戏剧充分揭示身份的可塑性特征,挑战并解构权力话语对身份本质和本体特征的规定,演示了身份变化的过程。《大神布朗》揭示了布朗分裂的、非连贯的人格;《无穷岁月》中约翰.洛文两个分裂自我的对白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本我和自我的冲突。

一部伟大的道德教科书——分析《富兰克林自传》的修辞技巧

<富兰克林自传>叙述了富兰克林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详尽地介绍了他创业、奋斗、成功的历程,以及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作为一部成功的自传作品,<富兰克林自传>更倾向道德力量的展示和教化功能的推广,并通过使用小说修辞技巧--视点控制与时距控制等宏观技巧和反讽等微观技巧,来表现对读者进行道德教化的初衷.

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货币、商品与国家安全

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货币与商品价值摇摆于内外价值之间,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价值日益呈现出外在转向之态势。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海伦和克瑞西达正如商品化了的金银货币,剧中人物对她们的价值辩论与早期现代英国的货币价值论争基本呼应,其价值在自身内在价值和王室主观判断之间摆动,显现出一种基于商品稀缺性抑或供求关系的市场价值转向。然而,特洛伊人罔顾人的内在价值,始终依靠市场逻辑定义人际价值,夸大海伦价值让两国陷入消耗巨大的战争之中,对国家安全与政治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映射出莎士比亚时代的市场价值焦虑。

权力话语与《送冰的人来了》的阶级阶层身份叙事

尤金.奥尼尔后期作品显示其已经超越时代权力话语所规定的阶级意义,他解构阶级而使用阶层身份叙事:阶层是话语与社会实践的构建,与先在的本质和本体无关。充当文化意义的能动者,奥尼尔具有由社会所决定的行动能力和创新能力。《送冰的人来了》(1939)描述酒吧里醉生梦死的人曾拥有不同的社会财富、享受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者说,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如今,他们失去昔日的辉煌,沦落到贫困、无助、茫然的境地,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相信明天会不同——让他们持有新的主体立场,形成新"阶层"。

十九世纪美国的生命诗学——惠特曼《亚当的子孙》主题探讨

《亚当的子孙》是《草叶集》中的重要部分,主要歌颂生命的三种形式,即肉体、自然和个体感性,形成了具有惠特曼独特魅力的十九世纪美国的生命哲性诗学。自我是肉体和灵魂的同一,自然神性启迪人类灵魂,个体感性包涵普遍神性,共同构成其主题。

权力话语和奥尼尔女性身份叙事

在早期三部剧作中,奥尼尔刻画了四位女性形象。受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所决定,奥尼尔将剧中的理想女性都叙事为自我牺牲、无偿做家庭劳动、绝对忠于丈夫和家庭的女人;同时把坏女人描绘为挑战男人权威、诅咒男人的撒旦女巫。论文从女性身份视角对奥尼尔戏剧进行研究,强调在男性话语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话语权力及社会地位的缺失,旨在说明奥尼尔通过权力话语的解构和构建来重新叙事和定义女性身份的努力。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海上私掠:《西部美少女》中的海盗、英西海战与贸易帝国构建

16世纪是英国海盗盛行和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的时期,国家海外扩张的远大抱负促成海盗形象的转变。海盗成为构建英国海上贸易帝国的中坚力量,曾受谴责的海上私掠得到正义化书写,转变为获取国家财富和权力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海上贸易引发海盗形象转变的语境出发,发现托马斯·海伍德的戏剧《西部美少女》中海盗和海上私掠的含混性质:海上私掠之合法性备受质疑,同时海盗被视为海上探险和贸易的民族英雄。该剧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特定语境互动,将海盗形象与贸易帝国构建相联系,呈现海盗有助于英国民族身份构建与海洋帝国扩张的历史逻辑。

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家安全焦虑:《埃德蒙顿女巫》中的毒药、舌头与政治身体

16、17世纪瘟疫频发,英国国内统治阶层腐败堕落,国外天主教势力不断渗透。借助帕拉塞尔苏斯药理学的以毒攻毒理论,政论家使用女巫毒舌隐喻天主教徒,称之为渗入政治身体但对其具有疗效的毒药。作为戏剧《埃德蒙顿女巫》源文本,古德科尔小册子再现了这种女巫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女巫咒语类似毒药,与新教文书相对立;女巫受恶魔指使则类似国内天主教徒为罗马教廷服务,猎杀女巫能有效治疗患病的政治身体。然而,古德科尔小册子的权威证词类似剧中模仿新教权贵语言的女巫独白,斯图亚特王朝建构女巫意识形态以掩盖自身毒性的动机暴露无遗。英格兰精英阶层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安全形势充满焦虑。

早期现代英国的爱尔兰空间焦虑：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地理病理学

以爱尔兰的危险复杂地形为由,16、17世纪英格兰把爱尔兰想象为一个以反叛、欺骗和紊乱为特征的患病国家,英格兰官员必须使用武力征服、种植园经济和定居生活等药方,在改造空间中医治爱尔兰政治身体。莎士比亚历史剧使用早期现代医学话语,让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关系显现为一种医患关系,但在凸显爱尔兰因体液过剩而患上叛乱之病并传染给英格兰时,通过呈现英格兰政治身体及其官员自然身体的疾病以暗示英格兰的身份阉割。其戏剧叙述爱尔兰流动空间与爱尔兰人不健康的流浪状态,隐射英格兰政府改造爱尔兰地理的军事、经济和文化政策,表达出早期现代英格兰的爱尔兰空间焦虑。

“然而我却是自己的行刑者”:《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的疾病、谣言与自杀

17世纪20年代,詹姆士一世身体每况愈下,王室一直希望与西班牙联姻化解罗马教廷的威胁,查尔斯王子前往马德里向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安娜求婚,却遭到英格兰新教徒强烈反对。廉价报业刊登诋毁国王与政府的诽谤诗与花边新闻,煽动民众叛乱与扰乱国家秩序,各种谣言使查尔斯被迫取消婚约。因瘟疫频发,医学知识由一种职业化的专业术语转变为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医学话语进入政治与生活领域,使国民在早期现代医学框架中理解政治身体议题。《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邓恩使用疾病指向自己的忧郁症,更隐指社会上煽动性的谣言及其引发的政治暴动,他号召臣民顺从王权,接受国王对政治身体的管理与治疗,同时提出国王应铲除政治身体中的骚乱和寻求他人治国方略的对策。言过其实的饶舌报道正如人体的过剩体液,社会疾病对王国政府的威胁类似邓恩忧郁意志对自己的慢性自杀,国民在身体理论中论证谣言作为疾病对王国的自杀式影响,这暴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对政府权威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