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原则架构和鲜明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规范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领导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约束,主要处理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原则架构是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个坚持”为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依据、以生态文明领域中若干重大制度为基础性规范、以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领域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为全面表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鲜明的现实性,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2)系统的完备性,即生态文明法治和制度越来越完整严密;(3)保障的规范性,即真正实现用规范的制度来管理生态环境;(4)持续的发展性,即与时俱进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5)根本的政治性,即“四维”政治性质在生态文明领域具体展开;(6)价值的人民性,即始终以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中心。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破解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但是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深层次的体制障碍有待改革、法治体系的全面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系统完整性还不够严密、环境管理的人治痕迹仍然比较明显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性、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的有限性、“三期叠加”阶段的复杂性、国际环境治理的逼迫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抓住始终保持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主动性、大力推进完善的生态法治体系、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等基本维度。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成就与经验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全面化、结构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在全面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形成了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生态文明制度的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略、坚持全面依法治理生态环境的基本手段、坚持运用六大思维方法作为方法论体系等一系列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从制度建设方面深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多元承认视野中的生态正义

彼得.温茨以"同心圆"框架喻示了一种以亲密性为间距的正义论,并将之付诸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有着重大价值的生态正义理论,但其中的问题在于对社会结构的群体划分仍然不明确。从承认正义的多元认同出发,把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因素理解成为一个整体,倒是能为生态正义的社会实现提供当代性的清晰视角。

论循环经济的生态学依据

作为新型发展方式,循环经济是以生态学规律和生态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为指导的人类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和建构原则是以一系列的生态原理和规则为依据的,是经济学和生态学的辩证结合。

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态

自然物不仅是劳动的对象和条件,也是重要的生产力。自然生产力是以自然资源和能源作为要素态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价值生成能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对自然生产力的超越。重要的是,生态型生产力是自然力、劳动力和生态制约机制的内在综合所构建的整体性生产力形态。

论生态实践及其基本特征

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现代实践方式的当代转向,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和人的适度需求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实践。生态实践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师法自然,系统整合,互动优化。

适应新时代生态治理的生态道德及其蕴涵的中国智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正在进入新时代,既体现了中国生态治理的历史性成就,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生态道德是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生态道德,成为生态文明实践的道德维度。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主性智慧。

环境治理中政府领导责任探析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进步所共同面对的挑战。但是,问题的整体性和不平衡性恰恰造成了个体心理上的责任回避,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在环境问题上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领导者,在环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也就必然要凸现出来,如何在环境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并形成有效地责任机制,对于环境问题的现实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

控制论教学观的生态学范式转换

现代教学观的主导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控制论的信息反馈流程,这对教学过程的精确化理解具有重要的合理性。然而,教学过程的主体性要求更多地强调以教学内容为载体的主体际交往实践,这是控制论教学观范式的内在缺失。生态学范式的教学观从整体主义、有机论和教学对象的主体性维度实现了问题的解决,生态学范式的教学观要求教学轴心从教学过程转向教学对象,并形成教学的最终归宿、整体统领和有机整合的主导原则。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个高度谋划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包含着可持续的原则高度、强国目标的战略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高度三个基本维度。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性原则高度谋划发展,意味着把可持续性要求进一步全面贯穿到现代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并且作为各个领域建设的必要前提,始终强调遵循生态和谐的底线思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各项工作的目标要求和实践规范,进一步健全生态文明体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国战略高度谋划发展意味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科学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关键,牢牢抓住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用战略思维来谋划发展。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谋划发展,意味着始终把人民的生态福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在全社会树立更加广泛的生态环境责任意识、建立更加规范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

规则原说

规则是人的理性和客观规律的产物,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的主体性。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消解不了哲学演绎的规则,对传统社会规则的解构在于非线性的重构。文章旨在深入认识客观规律,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建构新的社会规则。

论生态需要对人类实践的内在规定性

人类正是由于物质性需要忽视和遮蔽了人的生态需要,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需要是人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需要,生态需要在人类需要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将会导致人类的物质性需要的根本变革。生态需要对人类实践的内在规定性具体体现为生态制约原则、德性自律原则以及理性自觉原则,这种内在规定性的现实化要求人们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选择绿色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性实践方式。

“自然的主体性”——现代主体性的新自然主义消解

后现代主义力图消解现代主体性,而新自然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把主体性从人引向自然。"自然的主体性"所包含的重大的理论价值在于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消解,在还"自然之魅"的同时,还人以真正的生活世界。这种消解的可能性来自对主体性的存在论追问与重新理解。

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的新阶段?

生态问题催生着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这一人类文明的当代转向和崭新命题。然而,工业文明是可以被轻易超越的吗?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实践创新,工业文明也会与时俱进地自我发展。当前的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等科学技术革命、生产方式革命根本地推动了工业文明的自我调整、自我创新、自我重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这种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而没有溢出工业文明的历史时期,它在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生态化重建。

“真正的共同体”与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核心——人的社会化与人性化的社会建设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哲学探讨是马克思哲学关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人性依据。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提供的理论价值:1.人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2.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以科学的人性为内在旨归的对社会建设的伦理规约;3.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与主体性的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核心凸显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本情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时代性结合。

时代主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创新

每个时代皆有其主题,时代主题是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之源,也是洞察理论的创新性的基本维度。当代的时代主题是发展问题——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当代的主导理论就是发展理论。只有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切实理解社会需要,我们才能够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创新。

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的发展实质与实践基石

通过介绍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范式,分析不同范式的思想实质和理论局限,得出建构当代中国生态哲学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发展是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的实质这一结论。发展是解决所有生态问题的关键,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也是建构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的关键。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和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活动。当代发展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实践和现实。生态哲学的现实性来自人们的生态实践活动。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石是以发展为主线的生态实践。

当代产业形态的三大生态化转型比论

工业新形态来势汹涌,不但正在发挥重要而全面的社会作用,而且召唤着"绿色智造"。里夫金以未来学的叙事方式着力探讨了后碳时代的绿色智造及其发展效益,强调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以信息化网络为主要技术手段,推进产业形态的新变革,实现分散式、合作型的新经济模式和广泛社会参与的民主政治模式和全球治理。德国工业4.0主要是关注工业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依赖于数字信息化技术提高生产的集约性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效率。工业4.0不仅要有智能化的生产要素,还取决于"智能工厂"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网络化合作的社会交往方式。工业4.0强调了资源革命,尤其是生产环节及其组织形式的智能化转变包含了资源利用方式的智能化转变,然而,其绿色发展意识还不够浓厚。面临着强势来袭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浪潮,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要在中国绿色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中国制造应该是且只能是绿色智造。"绿色智造"是绿色化和智能化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发展,智能化是中国制造业的智能转型,绿色化是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要求。智能化+绿色化是包含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在内的整体性产业变革。推进中国"绿色智造"需要全面深化产业机制改革,推进产业形态的智能化创新,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等。

霍耐特与马克思:两种不同的“承认”观

随着"为承认而斗争"在20世纪末迅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身份认同替代了经济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霍耐特在追求正义时,把不正义追溯到文化根源上却遗忘了政治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再次回到马克思哲学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劳动"范式重新考察社会正义问题,这对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立足当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对马克思承认思想的新发掘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