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起于何时

以往学界只有关于文化起源的论述而缺乏关于文化起点即文化起于何时的研究。既有的十类文化定义中,蕴含了三种潜在的文化起点观,即文化与人同时诞生,文化与生物同时诞生和文化在人之后诞生。前两种观点明显不对,后一种观点基本可以得到肯定,只是也没给出文化起于何时的具体时间。由于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因而人类第一个创造物出现的时间就是文化的起点。人类创造物的种类甚多,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不过最终可将所有的文化之物归为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三大类。通过分别考察可知,最早出现的器物文化之物是300万年前直立人用工具制作的木棍、石斧,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是30万年前早期智人发明的声音语言,最早出现的组织文化之物是10万—7万年前晚期智人用制度创建的氏族社会。由此可知,器物文化在300万年前的起点,也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

人类文化互动的趋势——基于“文化工具论”的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即各族群文化的互动演化趋势会怎样?马汉和亨廷顿认为这是“文化的冲突”,并先后给出了自己的系统论证。但他们说的文化冲突其实既不是文化本身的相互冲突,也不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引发的冲突,而都是利益之争的冲突。除此外是否还会有可以成立的文化冲突论?根据“文化工具论”的评析也不会。因为文化的冲突只会出现在使用文化工具时仅有的两个特殊情境中,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趋势。相反,文化的融合才是人类文化互动的趋势。因为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工具的种类越多越好,于是,很多具有优越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工具会从一个族群流入其他族群。也许有人担忧人类文化互动的融合趋势会消除族群文化的个性或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人类文化不能继续在差异中相互促进。通过文化工具论的评析可知,这同样是完全不必要的担忧。

文化哲学的定义、使命和方法

文化哲学的定义、使命和方法的问题,是每个研究文化哲学的学者都需要弄清楚的前提性问题。然而人们在前两个问题上分歧巨大,对方法问题则鲜有论及。借鉴已有观点的可取之处与反思不足所在,可将文化哲学定义为研究文化问题的学问。根据文化工具论的原理,文化哲学的使命是为人提供关于文化的事实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最终为人的文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文化哲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哲学的理性思辨法。它不仅能研究科学方法研究不了的价值问题,也能研究科学方法研究不了的抽象对象的事实问题。而全称的文化,正是一个不能直接经验的抽象对象。由此可知,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科学的“文化学”,文化学就是文化哲学。

论族群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出现的各种变化。据此,研究文化变迁的重点,就是对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做出说明。对整体性文化变迁的研究,最适合从族群文化的层面展开。族群文化变迁有量变和质变这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的种类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一般来说,增加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减少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后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从一种性状变为另一种性状。一般来说,变得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变得不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族群文化之所以发生变迁,以往学界有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的解释,但全都具有片面性。实际上,族群文化发生变迁,应该是由两个层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创造、传播、变革、建设和强制是族群文化发生变迁的表层原因,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则是深层原因。

人类价值一元化的应然性和可能性

人类价值多元化尽管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却非不可改变的“必然”。人类应该实现价值一元化,也可以实现价值一元化。其应然性在于,价值的多元化难免使人类内部出现对立、冲突、分裂,而价值的一元化能使人类具有统一的最终发展目的并实现快速发展。其可能性在于,人类的价值多元化现象是由对终极价值即至善的不同主张所致,通过反省人类既有的至善观可知,真正的至善需根据其必须具有的四个特点来寻求。于是,至善只能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各种需求被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各种需求最终可归为四个层级,即在世需求、生活需求、交往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应这四种需求的价值对象分别是康寿、富裕、和谐和自由。因此,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就应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三级结构。

休闲于人生的意义

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已悄然来临。休闲是人对闲暇的自觉支配与使用,于人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休闲于人生的意义蕴含在休闲与人的生命、事业、家庭、社交及幸福的联系之中。分析来说,休闲是生存的基本需要,是工作的必要补充,是家庭生活的必备调料,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更是实现自我、通达幸福的必经之道。

反思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买卖学术资源、学术贿赂、唯亲排异等主要表现。学术腐败不仅严重危害学界本身,而且间接危害整个社会。学术腐败的发生,有学术主体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根据学术腐败的成因,我们需要从制定统一而完善的学术规范体系、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和改进学术制度安排这三个方面来治理学术腐败。其中,改进学术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方面。

人·元价值·价值

价值是属人的范畴,“自然价值论”和”泛主体价值论”均未能确证非人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但人本身并不是价值,而是元价值。元价值是比价值更基本的范畴,也是以往价值论研究一直缺位的概念。只有增设元价值概念,才能解决各种从人出发的价值定义却出现“遗漏主体”的逻辑错误。根据元价值派生价值的关系,价值是人根据需求对对象作出的评价。

文化工具论论纲

对各种文化悬案的回答,不可能不依据对文化本身的本质性把握,而对文化本性的不同把握,又势必会引出对文化悬案的不同回答。本文提出的文化工具论,将对文化的本质及功能给出一种新的解释,从而也为回答各种文化悬案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方法。该理论主要由五个基本命题构成,即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文化对人的报答力是有限的,文化有好坏优劣之分,对不同文化工具应唯好是用。

破解人之谜——人的定义的解构与重构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事关人的自我认知和人文社会诸学科的立论起点,故论者甚多。从古至今积累起来的各种不同回答,最终可以归结为十种。经反思,有四种是错的,有四种存在片面性,有一种如果不说属于片面,就属于意思混乱,并且也不好运用。还有一种,除了也不好运用之外,还不好解释。这就说明,我们需要重构人的定义。重构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人的定义应注意满足三点要求。据此立说,人是凭自造物而生存发展的活动者。这个定义,由于揭示的是人的整体特性,不仅可以避免以往定义的缺失与弊端,而且可与人的起源、历代状况乃至宿命相吻合,并可用于推断人类诞生的时间。同时,也能用于解释人的个人特性即个性以及个人作为人的确证和价值。

反思“人性自利”

动物的本性是趣乐避苦,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好利恶害的人必怀赏畏罚,故人皆有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自利性。说人性自利,属于事实陈述,不等于说人性恶。只有当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自利时,才会出现善恶问题。说人性自利,也不是理论假设,而是事实如此。非但经济人自利,政治人自利,道德人也自利。哪怕最高尚的道德人,也是为了追求自己所看重的利益而行动。所以,无人不自利。很多著名思想家在承认人性自利的同时,也声称人有利他性。但这一意味人性存在分裂症的说法,实属运思不当的误解。实际的情况是:人虽有利他行为,并无利他人性;其他各种人性,也内在地服从于自利性。

实然·应然·可然——关于休谟问题的一种新思考

“能否从‘实然’推出‘应然’”的休谟问题,自提出以来被中西哲人从肯定和否定方面给出多种不同的解,却无一令人满意。其中最看似成功的“与人联系法”实质也不成功。在我看来,与其探索“实然”与“应然”间还无从定性的关系,不如从应然开始,探索蕴涵“应然问题”的必然前提。经分析,“应然问题”的充要条件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可然”,而“实然”则只是部分“应然问题”的间接前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作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只适宜从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开始推导“应然”。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步骤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其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

国家起源问题研究

国家起于何时?有神意论、契约论、群演论、水利论、暴力论、暴力潜能论和祭司论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可它们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其实不是关于全称国家起源的解释,而只是关于阶级性国家起源的解释。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思想可知,他们认为有服务性国家和统治性国家之分,前者的出现早于后者。起源和本质存在互释性,当从起源方面说不清国家起源时,不如改从确定国家本质入手。鉴于国家是特殊的社会,可说国家就是有专职公管人员和常设公管机构的社会。如是,专职公管人员和常设公管机构的出现就是国家的开端。这个开端是一种制度改革的结果,为的是解决原有的无政府的公管模式已经失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社会发展到了部落联盟的规模和个体家庭变成生产经营单位之时遇到的。这说明最初的国家是服务性国家,而在它之后出现的统治性国家则缘于服务性国家的异化。

制度的本质与开端

制度日益成为诸人文社会学科解释各自问题的理论工具,可学界对制度本身的解释却存在问题,包括把制度等同行为规则的主流观点。其实,制度只是规则中的正式规则。这个解释不仅符合汉语"制度"一词的本意,而且也能提高用词效率。而关于制度的开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中最先出现的规则是习俗,此后出现的规则是道德,最后出现的规则才是法律、政策等制度。而笔者的观点是:制度在社会的开端就有,并非落后于习俗和道德的出现。虽然最早出现的制度或许没有强制性。

论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

对所有渴望赶超先进的后发国域来说 ,最重要的是不是抓经济技术的后发优势 ,而是抓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抓制度安排后发优势有制度模仿和制度习创两种方法。那种认为后发国域只能搞制度模仿而不能有制度超越的观点是不对的。须警惕 ,后发国域所具有的制度安排优势不仅不会自动起作用 ,而且存在流失的可能。造成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理论缺失。

如何达成价值共识

如何达成价值共识?检阅人类已有的六种说理性方法,即金规则法、普遍法则立法法、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视域融合法、交往对话法和重叠共识法,可知其不是完全无效,就是效力有限,因此,需要创构新的方法。新方法的理路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倾向,出现价值争端在所难免。若是私人事务的价值争端,没有必要判定是非,达成共识;公共事务则相反,因其事关众人利益,只能用政治化的方式化解。可先用公开化理性讨论与民主抉择相结合的方法,确立有关社会终极价值的共识,此后也就基本上可以逻辑地推出关于各种具体公共事务的价值共识。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让大众选择道德的方式追求利益 ,靠道德说教和制度安排的协作。由于目前大多不道德行为的出现都不是因为无知 ,证明是我们的制度安排不够有效。导致制度低效的原因是制度本身存在结构不完整、体制不合理、缺乏预见性等缺陷。要想有效制约损人利己行为 ,除了要修正既有制度缺陷 ,还得增设社会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能与各种禁止规则配套 ,有效制约损人利己行为。但对它的全面建构 。

用文化工具论把脉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工具论主要由四个基本命题构成: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文化的报答力是有限的,对不同文化应唯好是用。用其作为评析方法,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报答力在器物文化方面已经基本丧失,在符号文化方面也大大降低。因而在解决当代国人的实际需求或中国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就不能过分期待和依赖中国传统文化,而应放眼全球,以唯好是用的方式来获得最好用的文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