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海行迹的可视化研究

本文在借鉴今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Excel建立孙中山在上海行迹分类的数据库,结合民国时期旧地图及相关文献,对数据库中出现的民国地点逐一考订,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将这些行迹地点分别定位到今日地图上。在本文收录的251条孙中山活动中,政治类为222条,占88%,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会晤,占46%,其次为讲演,占12%,其他政治活动以考察和参加革命友人的葬礼为主;生活类29条,占12%,抵、离沪的活动占5%,其他生活事迹包括拍照和题字等。孙中山活动和住宅区域主要位于当时的公共租界区南部和法租界区东北部,即今上海的黄浦区、静安区和虹口区毗邻地带。

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

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在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

南四湖演变过程及其背景分析

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南四湖演变过程及其背景进行了分析，指出四湖成因及演变过程有所不同。昭阳湖演变由大到小而微山湖则相反，独山湖应运而生，南阳湖因下游淤塞而成，它们的演变与黄河泛滥、运河的改道及人工对运河的运作关系密切。

清末西垦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

以历史文献、地方档案及古今地图为主，采用政区和地名演变考证的方法，逐一复原了清代末年（1902～1908年）在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即今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及鄂尔多斯市区放垦的范围，这些复原的放垦地带或在今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或远离毛乌素沙地。文章通过对清末放垦背景及过程的分析，认为放垦避开了土质低劣易于沙化脆弱地段，所以清末放垦对毛乌素沙地沙漠化发展起的作用有限。

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开辟了地图史的一种新写法和新视角,值得地图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借鉴,他提出过去地图史学者将地图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连在一起的做法是有误导性的,并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单一,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建议除了用科学的标准之外,还可从社会的、美学的甚至宗教的标准来衡量地图学中的卓越成就。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重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本文利用由今推古和由古推古两种视角分析了地图流传中的"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现象,并以地图三要素来区别古地图和山水画,建议中国地图史研究在继承原有研究内容基础上,加强古地图产生及绘制背景、与世界地图史的比较研究,重视古地图在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研究中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文章从《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背景入手 ,阐述了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及对付全球变暖的紧迫性 ;指出《京都议定书》要生效还需要解决履行承诺、灵活机制、碳沉降及美国立场等问题 ,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

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

要讨论中国环境史现状及趋势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没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学科边界，目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来自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除了题目明确标出环境史研究字样的论文或者著作之外，判断哪篇论文或者哪本著作归属环境史很困难。

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美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述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人类学开始被人们定义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学者将这一学科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朱利安?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和莱斯特·怀特的"文化进化"为代表,都力图探讨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第二阶段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为立论,两者都深受系统论的影响,接受了"动态平衡"的新理念,使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了进一点充实;为了回应"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的不足,并完善斯图尔德和怀特的早期研究,有学者提出了"过程主义的生态人类学"这可以视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进入20世纪90代后,人类学家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比以往更积极主动,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兴起环境人类学。可以说新起的环境人类学是传统生态人类学的展拓和延伸,也是传统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青海历史文化多元性及地域文化命名

目前学术界就青海地域文化的命名共提出“江河源文化”、“青藏文化”等9种文化命名,本文认为青海地域文化命名多样化产生原因首先是由青海历史文化的多元性造成的,而政区和文化区范围界定的不匹配、青海所处特殊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时期移民活动则是注定青海历史文化多元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借鉴其他省份地域文化命名的规律的基础上,建议把青海地域文化命名为“青海文化”,因为“青海”既是历史地名,又是自然实体名,符合已有地域文化命名的规律。文章最后特别指出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命名和历史文化定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地域文化名称如人的姓名,只是一种识别符号,所以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后者是历史文化定位的内容。针对青海历史文化多元性,建议以分层的方式来解决青海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中国海图史研究现状及思考

一早期海图多为航海所用。中国地处世界最大陆亚欧大陆东部,东临世界最大洋太平洋,具有绵长的海岸线,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历史上我国沿海人民很早就有航海实践。史料记载,春秋时代的孔子曾感叹其思想难行于中国,曾寄希望于乘着小筏子渡于海,将其传播四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载《论语注疏》解经卷第五,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战国时期中国沿海出现吴、越、齐等强大的诸侯国,造船业在广泛应用中得以迅速发展。秦代之前船上已经使用的风帆利用自然风力作为船舶动力,为船舶航行提供动力资源,使之更便于海上远距离行驶。张良群:《从秦代航海条件看徐福东渡的可能性》,《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第58~62页。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简评

张修桂先生的《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于2006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引论”和四篇十二章,70万字。引论论述的是历史地貌学的基本问题和调查研究方法；第一篇论述长江中下游河床与湖沼的历史演变及其整治；第二篇重新提出关涉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的几条岸线的确切位置和年代；

《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及展望》译介

原书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濮德培(PeterC.Perdue)教授,2012年他受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项目的赞助,到历史地理研究所做了四次报告。按照该项目的要求,需要申请人在做报告的基础上,写成一本书,一方面记录下他们在复旦校园所做的学术思考,同时也让更多的学人能分享相关的学术成果,以此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其结果即表现为本书的问世。

古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共同主办的'古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8月15日至1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英、美、日、韩等国和中国大陆,以及台、澳地区的学者共32人,在两天的时间里,围绕海图研究、地图整理及地图中的中国意识、地图专题研究及地图数字化四个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15日上午,在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貌学开创者张修桂先生学术贡献述评

张修桂先生是中国历史地貌学的开创者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现代地貌学理论为指导,综合利用多源数据,辅以实地考察,深入解读有关环境变迁的历史文献,为历史地貌学创建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他对长江中下游河床地貌演变的研究,自成一体,兼具中国特色,其成果堪称中国历史地貌学的扛鼎之作。有关海河形成、黄河下游变迁、长江中下游湖泊演变及上海成陆的研究在谭其骧先生的基础上,又提出诸多见解。这些研究贯穿古今,促进并深化了我国历史地貌学的发展,是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有机结合的典范,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他还参与我国现存最早最精美汉代地图的复原和研究,为古地图的拼复提供了关键论证,确保了对该图最大限度的正确复原。他关于古地图的研究和应用亦为地图内史与外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论清末内蒙古西部放垦与毛乌素沙地变迁的关系

毛乌素沙地位于今天呼和浩特市西南的鄂尔多斯市,这里在清代被称为伊克昭盟。毛乌素沙地因地处温带荒漠与干旱草原的过渡地段,既具备沙化的地理位置条件,又因其相对丰富的降水量,在一些地带适合农业生产,加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深受气候影响的特点,使得人们很难在“自然噪音”背景下来区别沙漠化发展的自然、人为原因。有学者认为,清末放垦加重了该地区的沙漠化,有人对此亦进行过一些描述和分析,但鲜少具体落实放垦地点和范围,更没有对比叠加放垦范围与沙漠化范围的研究。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放垦地点到底在今天什么地方,然后与今天的毛乌素沙地的范围在空间上作一个比较分析。如果二者在空间上存在比较高度的吻合,则可以证实该结论是对的;如果放垦的地方与毛乌素沙地不在一处,那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

试论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

本文从三江源移民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背景入手,分析了三江源生态移民文化变迁的必然性,并就其文化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论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文化适应才是三江源实现生态移民的最终目的。

生态修复一词的来历及含义考述

生态修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成为近年来的关键词。然而,我国在生态修复概念的使用上的相关研究,还存在意义界定不明、语词混用等情况,需要予以重视和规范。通过考据、中英语境下相同词汇的比较分析,以及知识图谱分析等方法,结合近年开展的生态修复工作内容,对生态修复一词的来历及含义进行探讨,并尝试重新定义生态修复。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鄂东南地区两周时期青铜产业链形成探析

以鄂东南地区两周时期青铜产业链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查阅和考古观察,对两周时期以铜绿山为代表的探矿、开采、洗矿、冶炼等生产环节全过程,及矿工活动、生产管理进行研究,认为鄂东南地区两周时期铜矿开采生产活动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采冶产业链。同时对青铜产业链的形成与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中原地区对长江中下游铜资源的需求,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开采冶炼技术发展,楚国的壮大扩张与楚文化的相互关系、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