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过失论略

监督过失理论是新兴的过失理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使人们感受到科技文明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感受到因科技误用、滥用导致公共安全事故所带来的威胁。在此语境下,监督过失被引入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之中。通过对监督过失理论的概念、性质、类型与成立要件的考量,监督过失理论还存在颇多的争议。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虽然不存在监督过失责任的规定,但在相关条文中隐含着监督过失的因子。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有必要对监督过失理论进行探讨。

“罪名”与“犯罪行为”之辩——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读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该款规定的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有人认为是八种犯罪行为。但是从文义解释、《刑法》第1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以及“罪名说”能满足实践需要四个方面可以证明,“罪名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立足成文刑法的特点,站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上去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到《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去的行为。

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

尽管行刑是刑罚运用过程的最后环节,但是,行刑效果如何则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执行权将有助于行刑效率的提高与刑罚运行机制的完备。通过对当代中国刑罚执行权的现实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现行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科学合理,存在着行刑权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彼此抵牾之处,这严重地影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理念,科学地配置刑罚执行权,乃是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精神家园的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颇为重视精神家园的建构,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三家在这方面均有丰硕的理论建树。儒家致力于入世的现实精神家园建构,强调在现实世界中要坚持讲求仁义的崇德精神、中庸之道的处事方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志于圣贤的理想人格,使人生保持积极有为的进取状态;道家则致力于隐世的自然精神家园建构,强调站在"道"的高度看待人生境遇,追求返璞归真、淡泊名利,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物无贵贱、博大宽容的精神境界;佛家致力于出世的解脱精神家园建构,引导众生解脱生、老、病、死之生理诸苦以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等精神苦恼,渡引众生到幸福的彼岸。儒道佛三家对于"精神家园"的建构显示出"求真"的理念设计,即超越现实生活的迷离、追求人性本真、常驻真实之谓;同时也展现出"趋善"的道德愿景,即对美好德性的向往;更流露出"求美"的美好情趣,即注重审美意境的建构。如果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精神资源,无疑对于摆脱当今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精神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论过失犯实行行为的界定

过失犯的客观方面不仅要求结果的客观定型而且要求从实行行为方面来把握,过失行为的本质既是结果的不法,也是行为的不法,肯定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存在是建立在二元违法性的行为无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过失犯不仅存在于结果犯之中,还存在于行为犯之中。注意义务是实行行为的前提,实质危险性行为是本体,行为发生的自然过程是实行的存在时点。在规范评价基础上的客观归责理论对于过失行为和结果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提供了认定标准。

当代集体主义的现实困境及其主体性重塑

面对集体主义形式化、虚幻化、功利化的倾向,学界往往从集体主义本身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主旨思路仅仅围绕"何种集体主义"进行构思、论证和描绘,而忽视了"谁之集体主义"也就是集体主义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其实,主体向度不仅是透视当代集体主义现实困境的关键,更是重塑集体主义的关键。我们认为,"真实的集体"必定由"真实的个体"组成,"真实的个体"才能生发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构成"真实的集体"。仅仅照顾个人利益不一定能唤起集体主义的热情,不一定能培育起民众的道德责任感,不真实的个体即"主体异化"才是集体虚幻化、利益调节手段式微的根源所在。因此,改善主体生存境遇、道德生活成为集体主义重塑不可或缺的内容。而集体主义困境的最终化解必须诉诸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

从《礼记》丧祭之礼看儒家的“追养继孝”

《礼记》丧祭之礼所意涵的"追养继孝"思想可概括为"丧孝"、"祭孝"两层要义。"丧孝"即"服丧尽孝",核心要领就是"事死如生",它意在强调一种"生"与"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在于送丧仪式场景之如父母生时那般惟妙惟肖(形式统一性),更在于对双亲的诚敬之情始终不改(内在统一性);"祭孝"即"祭祖尽孝",孝子通过诚心斋戒全身心投入祭祀仪式之中,借助想象力量与逝者产生超时空的情感互动,以此来祭奠祖先,追思往事,内心铭记祖辈德行与教诲,并努力践行使之成为薪火相传的精神信念。这种通过丧祭之礼所呈现出来的"追养继孝"思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它深刻体现着儒家在礼学精神、伦理教化、终极关怀等方面的认知。

当代集体主义研究现状及多维反思

30多年来,学界主要围绕集体主义的内涵、本质、集体与个人关系之辩、集体主义发展历史、集体主义研究历程等方面展开广泛、持久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近年来,关于集体主义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沉寂,相关的研究成果零星见于学术刊物,这实质上是集体主义研究达到"瓶颈"而造成的一种学术假象,是该领域亟待深化研究、开拓创新的学术征兆。我们应从集体主义的文化语境还原、形上价值发微、主体向度分析以及当代内涵扩充等路径,继续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果从现代性社会生活特质、个人精神生活深度异化以及长期刚性论证宣传等方面来反思,就会发现集体主义研究困境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财产刑执行完善路径之探寻

作为刑罚方法,财产刑在抗制和预防犯罪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财产刑执行率偏低,这大大限制了财产刑尤其是罚金刑积极功能的发挥。因此,从财产刑设置的价值诉求出发,积极探寻完善财产刑执行的路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宋明乡约”乡村道德教化展开的历史逻辑

乡约是一种旨在乡村地区开展道德教化的形式。通过对"宋明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的整体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展开的历史逻辑:"宋明乡约"通过沿革古礼获得了道德教化思想的图景设计,然而,在当时基层社会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各种势力纷繁复杂、相互博弈、此消彼长,使得乡约道德教化的初衷未能得以自然生长,却是几经流变而得以充分展开,在"德刑之辩"的价值抉择和张力维持中形成了从道德理想到政治实践、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并存、从理论沿袭到理论创新的三大演进路向。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应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何看待"宋明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式微的现象?如何看待"宋明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的"道德难题"?显然,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追寻乡土美德--以乡约为叙事线索的考察

现代乡村社会诸多普遍频发的道德问题最终指向一个人们不愿接受却不得不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现实暗示--农村"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总体表现为那些素具神圣魅力的乡土美德教化传统的失落。深入发掘传统乡村美德教化资源以助推当代乡风文明成为应对现代乡村道德危机的一种有益尝试。中国传统乡约就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它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以美德教化方式整合乡村道德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基层教化组织,目的在于通过塑造民众主体美德和营造乡村美德氛围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系统梳理中国传统乡约美德教化的思想资源,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凸显新时代美德教化的"新乡约",可以为新时代乡村美德振兴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

数字技术赋能人文研究:一项对数字人文的理性考察

数字人文是当前人文研究领域被赋予颇高期望但也不乏争议的热点话题。数字人文并非传统人文研究模式的简单延续,它尝试对传统人文研究在多重意义上实现突破甚至颠覆,致力于人文研究转换升级的新探索。但是,过分依赖数字技术并不能真正有助于推动人文学术实质性研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和潜在风险。究其根源,人文学科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它所带来的精神启迪、智慧思考更多展现为非量化的抽象义理,数字技术则实质上是一种虚拟化的工具理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已有人文资源进行再整合、再归纳、再呈现的先进现代技术。“人文”为体,“数字”为用,数字技术只是辅助人文研究的一种先进工具,虽然本身并不能实质性推动人文研究,但深入探索它在人文应用与人文传播领域的创新发展对于人文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中华传统美德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其对中华传统美德的这种深刻定位与中国共产党章程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以及对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章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密切相关,更在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道德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客观事实。新时代道德建设要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来深化道德教育引导,用良好传统家教家风涵育道德品行,以传统嘉言懿行引领道德风尚,以优秀传统道德营造良好道德环境,以优秀传统文艺作品陶冶道德情操。在道德建设实践中以中华传统美德推动道德实践养成,以传统诚信美德推进当代诚信建设,自觉推进移风易俗行动,充分发挥传统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积极发掘传统生态智慧推进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以传统道德文化为载体的对外交流交往。

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确立了自我意识哲学的主体地位。表面看是在阐释伊壁鸠鲁哲学,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马克思的创造的智慧"。在他的理论视域内,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有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展现了其在走向社会批判以前"伦理批判"的思想特质。

论迈克尔·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

迈克尔·斯洛特是当今德性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代表者之一,其德性伦理的研究思路不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而是诉诸情感主义传统,并积极借鉴当代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围绕斯洛特德性伦理的独特路径、注重行为动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译介。国外学者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地分析和推理,他们深入讨论了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尤其是"移情"理论)的道德合理性,斯洛特本人也进行了必要回应。最后,我们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置身于西方伦理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试图做出公允的评价。

移情的道德叙事与论域检视——以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迈克尔·斯洛特将"移情"这一心理学的热门概念援入道德领域,系统论证了一种强调"移情"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的道德学说。但人类这种较为普遍的移情能力并非完满无缺,它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且与生俱来的缺陷,移情在道德领域并非具有如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适用性和最终决定性,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叙事范围与理论论阈需要认真检视。其一,基于"冷-暖移情"难以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其二,移情的"利他本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我移情"的重要性;其三,移情并不能提供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道德解释能力。虽然斯洛特极力证明移情是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具道德优越性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能力,但显然仅靠冷暖移情这种经验反应机制难以满足道德判断的实际需求,其道德有效性和移情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如若置这些难题于全然不顾,斯洛特以移情作为普遍道德基础的理论抱负更加难以实现。

中国古代乡约道德教化精神的理性审视及现代性重塑

以道德教化思想展开的历史逻辑之主线对中国古代乡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进行总体回顾,就会发现其在历史上遭遇了道德情感与实践理性难以调适的价值困境,由于无法摆脱这一价值困境致使其日渐凸显、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乡约不复存在。对此,应给予古代乡约以"解构"的而不是"消解"的理性审视,从"德刑之辩"的历史镜像中剥离出在关系中把握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的乡村社会情理法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现代农村生活可以实现对古代乡约的现代性重塑,即积极探索现代生活背景下的"新乡约",使其成为应对当前农村社会种种亟需调整的失范行为和失范现象以及亟待解决的各种现实道德问题的一种有益尝试。

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根本冲突吗？--基于“德性”与“关怀”的视角

学界曾围绕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的关系展开讨论,其关键论点就是,以德性培养为重点的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是否根本冲突?其实,关怀伦理学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就曾有意识地区别关怀伦理与德性伦理,认为关怀伦理承载着女性所独有的道德特质。斯洛特则试图从人类普遍道德存在而不是性别专属的视角来理解关怀伦理,进而在德性伦理的框架内解释关怀伦理,将关怀伦理定性为"基于行为主体的德性伦理",并与道德情感主义以及道德心理学的最新成果相结合进行系统阐发。在此认识基础上,关怀伦理不仅与儒家德性伦理不会冲突,反而恰恰能够从基于行为主体道德品质的儒家德性伦理那里获取必要的理论支援,甚至对我们探索儒家关怀伦理这一课题具有启发意义。

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确立了自我意识哲学的主体地位。表面看是在阐释伊壁鸠鲁哲学,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马克思的创造的智慧"。在他的理论视域内,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有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展现了其在走向社会批判以前"伦理批判"的思想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