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写作潮流与文学语言的当代转型

从语言纯洁到语言规范,其标准与规格在20世纪50年代落脚于民族共同语的代名词普通话之上。动员作家充分运用普通话进行写作,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征与使命。普通话写作潮流的发生、演变离不开广大作家与编辑的共同努力,其中编辑工作的助推作用不可或缺。不同代际作家在普通话写作潮流中表现出不同路径与姿态,包括新作与旧作重版在内,其中不乏典型作家与作品,自我编辑与编辑加工始终贯穿这一过程。普通话写作潮流中作家与编辑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成的一面,也存在矛盾冲突、語流变的一面,文学语言的规范、调适和转型则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互文·隐喻·反讽:论东西《回响》的叙事策略

作为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推出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回响》依然是一部聚焦现代人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作品,延续了作家长期以来对复杂人性的持续关注和反复书写。小说肇始于一桩残忍的凶杀案,沿着破案缉凶、追查真相的叙事主线,借“推理侦破”之名,行“心理挖掘”之实,传达了东西对于情感、伦理、道德、人性等形而上层面的深入思考。

乡土复活与乡村振兴的根须——论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

脱贫攻坚的旧浪还不曾远去,乡村振兴的新潮已风起云涌。从脱贫攻坚跨越到乡村振兴,像电视频道遥控器一样咔嚓一声切换着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又簇生出众多文学艺术的母题。反映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新乡村小说,系由这一母题孕育并不断延伸拓展,并占据了当前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地带。其中,中国作协于2022年7月底和8月初先后正式启动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新汇聚全国一大批立足新乡村、书写新乡土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这无疑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地,也是全国作家最为集中的竞技场。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女神》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普通话写作是1950年代共和国文学体制中的有机部分,郭沫若《女神》在50年代的修改与再版,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意图与规约。对欧化的清理与整顿,对文言与方言的扬弃,以及添加注释便于普及,形成了《女神》在特定时代的版本注释文化,同时构成《女神》经典化的重要环节。

新世纪贵州诗歌抒情主体变迁探析

新世纪贵州诗歌相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贵州诗歌的最大变化在于抒情主体由"我们"变为"我"。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诗人创造性想象由弱变强,作品"情"与"景"由分离状态逐渐合一,"真"与"幻"由对立状态逐渐协调。同时它开拓了另一层个人化的表现空间,在"向内转"的倾向中,凸现个体心灵中的繁复感受,也相应导致贵州诗歌中的民族色彩开始消隐。

家庭叙事与郭沫若早期小说研究

郭沫若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十年,弃医从文,其创作背景离不开清末民初的留日生活及其异域体验。不论是与日籍妻子安娜的跨国涉外新式家庭组合,还是日本冈山、福冈等地的异域风情,都在其早期小说实践中有深刻的精神遗留,作品彰显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转型轨迹与症侯。文化冲突、歇斯迭里情绪对峙、杀子与受虐意识、处于困顿与歧视的异域家庭琐事,既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内涵、模式迥然不同,也与"五四"前后的新小说格调与特征差异甚大。

从打油诗到白话诗

参照胡适日后公开的留学日记、私人书信等材料,是重新回溯到新诗的发生这一历史现场的有效途径。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原始材料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与参差之处,置身其中不难发现从打油诗到白话诗这一命名转型的轨迹,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方言入诗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得到呈现。

杜宇化鹃神话与巴蜀文学

杜宇化鹃是源自古蜀的远古神话,其中既折射着历史现实的丰富内容,也沉淀着文学虚构的审美想象。从神话到历史再到文学母题的衍生变迁,杜宇化鹃所承载的创造精神更值得当下关注。文化伟人郭沫若的创造力,包容乃大,甚至于在微小的杜鹃题材中也得到鲜明的呈现。

“变体链”与现代作家传统的再认识

传承三代以上的时间性质与变体链这一特殊内涵是文学传统概念的双核。文学传统的延传与变迁较多荷载在特定时空中的代表性作家身上,新文学传统是众多现代作家通过各自的创造性活动,衍生在各种变体之间并构成一条共同链锁联结而存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主流现代作家传统与周作人和张爱玲等非主流的作家传统,因为具有三代以上传承的时间长度和变体链而得到延传,同时也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张力结构。现代作家的不断创造是新文学传统得以流动的真正推力,变体链的存在则是现代作家传统得以识别的隐性标签。

创造机制与文学传统的嬗变

时间意识与变体链是文学传统的双核,其如水随形的生成与嬗递处于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中。在有形与无形、过去与未来之间,伴随传统的是异质与多元并生、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复合形态。传统背后是作家个体各自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创造机制的激活则是文学传统得以流动的真正推力。与其说继承与唤醒了文学传统,不如说创造与发明了文学传统。

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

左联时期接受党派政治思想的现代左翼小说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经济视角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其性质,其经济叙事在真实层面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现代左翼小说中的经济题材作品,不论是以都市动荡为背景还是以农村破败为母题,其经济叙事的偏至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文化战线性质、意识形态批评、左翼作家群体形成模式以及存在的阐释有效度与倾向性问题等皆有密切关联。

《华商报》副刊与1940年代港粤文艺运动

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艺政策,随着《华商报》在港粤地区创办而得以复制和移植。《华商报》副刊的创办与编读活动,参与领导了港粤地区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吕剑和华嘉等副刊编辑人员,则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文艺活动,为华南地区文艺方言化、大众化的文艺思潮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集中编发方言化文学作品是《华商报》副刊中一个有特色的环节,构成了港粤文艺运动中的重要现象。

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语言试验

中国方块汉字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是中国历史演变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汉语文学书写工具。声音永远走在文字的前面,晚清以来白话新诗在靠近言文合一方面进步显著,但也难以真正一致。如何在新诗中书写和呈现现代口语,仍是诗人们面临的书写难题。方言入诗作为现代新诗贴近口语化的尝试,在语汇与句式上都有不同诗人群体的探索,具有地域方言的语汇和句式成为不同类型方言诗歌可供辩认的有效标识。为了便于普及化和经典化,不同版本给方言诗歌添加注释,形成了方言入诗特定的版本注释文化。

从教体验与鲁迅现代小说的教育书写

著书立说与从教"树人"是鲁迅一生立足于民国社会并改造国民性的两块基石。结合鲁迅的教育管理经历与从教体验,从民国教育文化的角度探讨《呐喊》与《彷徨》中的教育书写,既可以再现民国教员形象,也能对民国教育机制进行部分还原。鲁迅小说中灰色而失败的教育理念虽然带有个人的偏见,但可以看做是具有痛感的近现代教育的"野史"资料,是民国教育及其机制本身的艺术呈现。

“以诗为文”传统与现代小说的诗化

"以诗为文"是叙事文体受"诗骚传统"影响的历史现象,与其说缘于文学继承,不如说来自于作家的独特创造。现代小说的"诗化",既是小说借镜诗歌之后形成的一种交叉性文体趣味,也是奠基于民族审美心理之上所形成的精神格调。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文体观念较为淡薄,作家的全部作品几乎都以诗化、散文化著称;另一种是在强化小说客观性、情节性的过程中,时常有越轨的笔致,在小说内容的局部对诗化有所靠近。

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

沙鸥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后方诗坛上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四川方言诗人。他通过选择以四川方言入诗作为自我突围、转型的突破口,寻找和确定了属于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与特色。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诗人用四川农民活的语言来书写大后方农村的凋敝破败与农民的苦难生活,既接续了深入民间、为民代言的传统,也为新诗民间化、大众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走出去与沉下来:黔籍作家的轨迹和沉浮——以蹇先艾、寿生和石果为中心的考察

乡土贵州的文学书写是通过诸多黔籍代表作家的创作与传承而达到的,从蹇先艾、寿生到石果,构成了半个多世纪之中贵州乡土小说的链条与衔接。从贵州黔北到文化中心之地北京的进出,以及在全国重要平台发表小说作品,铺设出地方作家在全国拥有声誉的地方路径。以作品为根基之外,鲁迅之于蹇先艾、胡适之于寿生,《人民文学》之于石果,都有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意义。从记录旧中国底层黑暗、经济困窘、生活极端贫困的黔北民众生活,到呼应新中国文艺服务政治、书写崭新生活的主潮,重点反映出黔籍作家创作的题材取向与思想诉求。

脱贫攻坚:重大主题文艺创作的地域书写

2021年12月中旬,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给中国当代文艺指出了前进的道路。笔者作为文代会贵州代表团的一员,全程参加了这一历史盛会,倍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