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权自由化的困境及其纾解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试点开放第七航权,但如何实施开放第七航权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航空自由的变迁规律决定了国际航权开放具有自由化特质、主要以航空运输双边协定的模式展开以及若干航空运输大国主导的特点。国际航权开放主要包括美国的积极推动和主导、欧盟的谨慎融入以及亚太区域的积极跟进。然而,国际航权自由化面临着国际航权开放融入多边体制步履维艰和全面惠及各国的国际航权自由化的多边体制尚未形成的困境。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背景下,中国应该通过凝练成熟的谈判范本以确立中国主导国际航权开放双边体制的主导地位,以试点开放第七航权为基础和原点推动国际航权开放的区域性多边体制,以及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法律基础细化国际航权开放的制度设计和实施。

克拉运河“通权论”

面对亚欧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博弈加剧这一形势,中国是否应主导或介入修建克拉运河,国内外尚存较大争议。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为克拉运河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机遇。从克拉运河和“一带一路”倡议间的互动关系来看,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推进克拉运河项目的建设,应审慎平衡海洋战略考量,关注周边国家的权力动态及其对地区政策制定与合作策略的影响。进一步以“通权论”为理论基础,为未来克拉运河的修建和运营提供指引方向与参照体系。可以预见的是,克拉运河的建设不仅是区域合作与经济互联互通的工具,更是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举措。基于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克拉运河项目的建设与实施,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以期为我国扩展地缘战略空间提供参考。

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法蕴意:立法与界定

尽管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诸多国家代表团意识到确定海洋科学研究概念的重要性,并参加关于海洋科学研究概念之提案的讨论,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并未规定海洋科学研究的确切定义。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自然科学的属性赋予海洋科学研究以基本含义。社会科学的属性使得海洋科学研究不仅应当从条约缔结的历史维度以及条约解释的角度来理解其含义,而且应当从与其相似或相近的数据收集、军事测量、水文测量以及海洋勘探开发等概念的含义层面辨析,并在此基础之上界定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试论航海过失免责的生命力——兼对汉堡规则废除航海过失免责的理性分析

航海过失免责是很有特色的承运人过失免责事由之一。航海过失免责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机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法经济学的观点下,航海过失免责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过失免责的生命力进行理性分析,同时对汉堡规则的出台的历史时机和条件提出了质疑。

公海元叙事与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作为海洋治理的有效区划工具之一,公海保护区的理论与实践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问题,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向。将公海元叙事模式引入公海保护区构建这一领域,为预判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与理解公海保护区的合法性提供了新路径与新视角。公海元叙事以公海自由制度张力而展开,公海自由制度张力具有三层级张力的属性。公海元叙事视阈下审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公海保护区具有新的动向,诸如"低政治"公约治理公海保护区的勃兴、沿海国管辖权的持续膨胀以及公海保护区在海洋划界中隐含积极价值等。然而,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考量,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应该充分顾及善意原则和"弃权理论"的公平性等原则。沿海国应该积极审视作为公海治理重要工具的公海保护区的构建问题。

普通承运人、公共承运人与“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渊源、流变与立法探究

相当多的中文文献将普通法下"common carrier"径直翻译为"公共承运人"。然而,通过对普通法下"common carrier"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的体系性解读,"common carrier"具有多重的法律蕴意。不同的历史时期,"common varrier"在强制缔约义务和严格责任体系两个范畴上互有侧重而变动不居。在理解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和公共运输的承担两个进路上,为界分普通承运人和公共承运人提供了历史的、经济的以及法理的动力。顾及到中国《合同法》第289条的规定,进而可以将普通法下"common carrier"分别解析为普通承运人、公共承运人以及"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考察《合同法》第289条的立法目的和背景,其实质是以基本上作为私法体系的合同法典来尝试规制国际航运市场秩序,这不仅映射出其立法技术的不足,而且一度造成人们对"common carrier"在不同法系和法律语境中的误读。在国际航运经济活动固有的特殊性背景下,解读"common carrier"这一具有跨国因素的法律概念,从立法技术、修法成本以及法律移植等基本范畴上看,我国《合同法》第289条具有重塑的可行性。

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

海洋航行自由脱胎于海洋自由的思想体系,随着海洋实践与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以及美国单边推行"航行自由计划",导致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不断演进。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在协调北极航道利益博弈以及构建能够承载国际道义的北极航道秩序上具有重要功效。国际海事组织(IMO)在优化和构建北极航道秩序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这一点在《极地航行准则》的推行中得到实证性印证。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的协调,成为构建北极航道秩序的核心和关键,而承载着国际公共利益的北极航道秩序,亦不断促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

美国无居民海岛集中管理机制及中国的选择

美国无居民海岛开发中的"分而治之"、保护优先开发模式、重在综合性的开发机制以及"公地信托"模式,形成了美国颇具特色的无居民海岛集中管理模式。美国的海岛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是其长期奉行追求协调和高度重视无居民海岛战略价值的海洋政策的结果。美国无居民海岛丰富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表明,美国无居民海岛管理体制的核心是保护优先原则,并且适度追求"保护与开发"的平衡性。就中国无居民海岛的管理体制而言,应该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深化和完善无居民海岛的行政建制是构建中国无居民海岛集中统一管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海洋法律秩序生成:历史脉络、法治困境与海洋法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法律秩序与海洋法律规范具有同质性,但是两者的发展并不同步。从时空序列和涉海规范角度看,海洋法律秩序的生成可以界分为第一海洋法律秩序、第二海洋法律秩序以及第三海洋法律秩序。社会系统动力学视阈下考察海洋法律秩序生成的规律与发展趋向,成为回应海洋强国标准的重要参照体系。海洋法律秩序生成的核心范畴在于对海洋法权演进的合理阐释,以应对海洋秩序中的法治困境。展开海洋法权的定量分析有力地佐证了新时期海洋法权基本内涵重塑的合理基础,同时也诠释了中国所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海洋意识的内涵、体系与演化路径

实施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给予海洋意识一个历史性的正解。作为意识范畴问题,海洋意识具有多元、包容的色彩,并且被赋予丰富的、引申的涵义。海洋意识在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中具有核心和统领的地位,其内涵、体系与路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差异性。中外各国实施海洋战略的实践表明,从海洋意识的历史脉络与地缘差异性上看,海洋意识在海洋战略实施进程中不但具有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的属性,而且其内涵与体系日益明朗化。就中国的海洋意识培育和增强而言,我国的海洋意识历史悠久,亦积淀了独树一帜的海洋文化,海洋意识不再属于一个虚幻的概念或者范畴。构建新时期中国海洋意识的新内涵和新体系,关键在于实施海洋意识法治化的路径。

新中国涉海法治70年的发展、特点与应然取向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涉海法治经历起步、曲折发展、逐渐完善、海洋维权凸显以及呼唤制定“海洋基本法”的演变。中国涉海法治在参与涉海国际条约、认知“海洋强国”以及介入海洋秩序的影响力方面值得检视。某种意义上,海洋秩序与海洋法律规范具有同质性,但是并不同步发展。海洋秩序的法律规范阐释分别依赖于海洋自体法和习惯法、公法性海洋规则与私法性海洋规则以及海洋基本法与涉海宪法性规范,且其核心范畴在于“秩序—规范”范式下海洋法权的合理阐释。基于海洋秩序学说的生发规律及其法律规范阐释的多层次规则体系的认知,中国涉海法治发展取向应该理性看待“海洋基本法”、凝练新时期海洋法权内涵以及敢于在海洋秩序上创新国家实践。

海洋命运共同体:历史性水域的国际法阐释与演进

在国际海洋争端中,一国主张“历史性权利”往往面临着其涵义尚未固化和国际法效力有限的困境,而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编纂与逐渐发展,又彰显其权利内容和国际法效力不断演进的趋向。一国主张历史性水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内水、领海以及特殊的海湾。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国际法阐释,为诠释群岛水域作为历史性水域提供新视野和理据,同时充实和丰富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获得国际社会认同感。作为历史性水域当代演进之洋中群岛水域,南海具有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海运温室气体减排规制及中国的因应之策

在海运温室气体排放上,国际组织所倡导的立法、制定的规则以及减排标准并没有在减排制度上形成高度共识,不同层面的立法努力并未达成理想的效果。国际海事组织(IMO)发布的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计划提出的技术措施、营运措施以及市场措施,对各国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社会在海运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达成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共识,但实施中需要具体化。中国作为海运大国和贸易大国,应该基于本国的基本利益和国情积极应对海运温室气体减排,在融入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体制、构建排放交易市场机制以及探索碳排放税征收上作出积极的回应。

跨界海洋环境“无法弥补损害”的证立及其展开

日本政府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理福岛核事故核污染水进一步引发跨界海洋环境“无法弥补损害”的复杂性并导致国际法救济一度陷入困境。跨界海洋环境“无法弥补损害”的证立,可以参照准予临时措施的相关因素,诸如“紧迫性”因素、“金钱弥补”因素以及“真正风险”因素等。在证据证明标准视域下,跨界海洋环境“无法弥补损害”的证立基本上可以遵循一般国际诉讼中的多元证明标准,但多元证明标准不能适应“无法弥补损害”识别的复杂性。通常而言,国际裁判机构通过完善和健全准予临时措施来构建跨界海洋环境“无法弥补损害”的国际法救济体制。风险预防原则的重要制度价值的激发和释放依赖于跨界环境治理的国际法实践,但是风险预防原则在防范跨界海洋环境“无法弥补损害”上具有模糊性。强化风险预防原则的可执行性的路径,应该注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体系解释和尝试探索准予临时措施的具体化路径。

基于自治与管制平衡的法律机制——以辽宁沿海滩涂的保护与利用为例

沿海滩涂独特的地质学特征,导致现行土地类法律和海洋类法律沿海滩涂的保护与利用具有冲突性和不协调性。在海洋权利群出现公私法互相交融的情形之下,对于沿海滩涂的法律规制应该在自治与管制平衡的机制下寻求一种合理的制度模式。这决定了沿海滩涂的保护与利用,应该是融入了环境理念、生态维系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的一种受限制的法律调整模式。由此所形成的沿海滩涂的保护与利用制度,应该囊括沿海滩涂的法律属性、沿海滩涂使用权流转机制、沿海滩涂征收问题以及沿海滩涂利用中的环境保护机制等范畴。

运输单证新考量

各航运国家立法和国际海事立法对运输单证的调整,昭示了运输单证重要的演进历程和变迁规律。运输单证生成于承运人或履约人缔结的运输合同环节,故而决定了运输单证的实质在于运输单证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或运输合同本身或者货物收据。运输单证的可转让性在向商人提供交易便捷的同时,又迫使承运人承担了额外的风险或附加义务。平衡可转让运输单证所生成的风险,创建运输单证的双轨制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模式。这种运输单证双轨制的运行,决定了废除提单成为必要。

BOT模式软化下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实证分析

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管理采用建设—经营—移交(BOT)模式,不但丰富和发展了BOT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促进了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管理的多元化和灵活化。马尔代夫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实践表明,通过在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内资介入等若干不同进路来实现BOT模式是可行的。基于无居民海岛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法律属性的认知,我国无居民海岛BOT模式软化视野下的融资法律机制,是BOT模式软化趋势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本文通过融资契约模型的解读,提出BOT模式软化下的融资机制——构建政府补贴和保证金的有机融合模式。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逻辑实质与应对策略

作为威胁海上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本质在于游离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之外,凭借其海上优势地位而实现本国的海洋政策与战略诉求。在认知美国实施该行动对国际法治产生的挑战与破坏的同时,亦应认识到其在构建海洋话语权实力上的诸多经验。在国际海洋法逐渐发展即条约解释、海洋体系性以及国家实践的进路之下,系统地洞察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动机、程序与目标,有利于沿海国构建具有前瞻性和韬略性的应对策略。

俄罗斯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对策的得失及其国际法解析

长期以来,美国有预谋和有计划积极推行"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除了其自身的国家战略和海洋政策的考量以外,"航行自由行动"的持久实施必然对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挑战与影响。历史上,俄罗斯针对美国海军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积极进行应对,并形成了稳定的实践与政策。俄罗斯在长期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挑战中,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经验,同时也存在反省的必要性。本文以黑海撞舰事件和美国未来在北极航道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存在可能性为切入点,以国际法为分析手段来考察俄罗斯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经验与战略得失。在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语境下,深入洞察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多重蕴意,并且重视其在国际法范畴上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交换意见义务:问题与检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交换意见义务一度形同虚设,争端当事方在交换义务的范围、方式以及标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裁判者对此的判断和认识呈主观倾向。海洋争端初步管辖权的低门槛、混合型争端管辖权的勃兴及该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先天不足,导致该公约下交换意见义务并未完全实现其立法初衷与目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表明,强化争端当事方的披露义务和裁判机构的审查义务,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进该公约下的交换意见义务。争端方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前,业已存在相关协定规制此种争端,交换意见义务应该充分顾及此类协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