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研究——马怀德教授访谈

被采访者:马怀德教授(以下简称“马”)采访者:夏纪森(以下简称“夏”)夏:马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法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您是法治中国研究的重要领路人,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以学术的方式践行法治中国的理想。1994年,您撰写的《建议制定行政许可法》一文在《中国法学》登载,该文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重视,并促使您成为行政许可法立法小组成员.

马怀德:创新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发展需要

本刊新时代亟需哪种类型涉外法治人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能否满足需要?马怀德: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加码,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持续盛行.

积极推进信用建设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全面监管——访经济学、法学专家马怀德、朱少平、周天勇、周绍朋、范恒山

2003年8月6日全国工商系统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规范市场秩序,推进信用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总结交流经验,推进两项改革:一是加强市场主体全面监管,推进企业信用建设;二是实施商品质量监管关口前移,实行商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吴仪副总理在会上高度评价两项改革,她指出,两项改革措施的推出,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一项具体行动,是监管执法手段及方式方法上的创新,也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有力举措。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王众孚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总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全局,以信用建设为重点,强化对市场主体的全程监管,进一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为了加深对两项改革措施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更好地推进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企业信用监管“金信工程”和商品质量监管关口前移工作,我们特别约请了五位经济学、法学专家进行专访,请他们就两项改革措施谈谈观点和看法,以读者。

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法学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是我国法学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应当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法大法律评论》卷首语

《法大法律评论》的前身是《研究生法学》。《研究生法学》创刊于1983年,是中国政法大学乃至全国率先创办的法学学生刊物之一。1983年,在我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首任院长张晋藩先生的关照之下,选辑法大研究生优秀论文的论文集《蓟门法苑》正式出刊,并由张先生亲自题写书名,这正是《研究生法学》的起源。1986年,《蓟门法苑》更名为《研究生法学》,并且正式组建编辑部,影响力逐渐扩至全国。

马怀德:配合监察法需修订现有三分之二法律

记者见到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时,全国人大刚通过刑诉法、两院组织法的修订。“监察法要贯彻实施,需要加快立法修法进度,刑诉法与两院组织法这次修改就是其中一部分。”他风趣地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监察法比着“身体与衣服”: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工作加强,纪检监察工作不断拓展,就好像一个身体在长大,以至于原来国家行政监察那套“制服”不好穿了,必须得换一套“制服”,这套“制服”就是国家监察。对于这套“制服”实施的情况,马怀德坦言,还有一点问题,少个兜、缺个口啊,但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法律制度体系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做不少工作。

基层治理数字化的重要意义及完善路径

数字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基层治理数字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数字治理可以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治理困境,回应基层治理中复杂的信息需求,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度和前瞻性,并深层次重塑基层治理权责分配的逻辑。但当前基层数字治理还面临着分散建设和重复建设影响整体效能、数字系统的性质和定位不清晰、数据利用与数据安全的张力凸显以及法治保障和支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应当在整体政府理念的引导下强化数字治理的顶层设计,促进线上和线下治理系统的有机结合,构建行之有效的公共数据共享和开放制度,强化数字治理的法治供给,确保数字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展开。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中国方案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迅速建立,并在维护公共利益、监督法律实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大部署,这要求我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实践经验,加快推进专门立法。当前,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制度基础,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满足时代需求、符合人民意志的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各项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具体来说,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要明确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定位、妥善界定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系统构建检察公益诉讼的提起程序、丰富检察公益诉讼的调查手段、重点规范公益损害赔偿金的管理使用等。作为专门立法,检察公益诉讼法对在法治轨道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是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力量,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这一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融入法学教育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全面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努力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是新时代高等院校的神圣使命与政治担当。要增强政治自觉,全面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抓住核心要义,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坚持多措并举,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课堂”;注重内外协同,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头脑”;夯实保障体系,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实效。

民法典时代的政府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行政法治的时代命题,《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标尺。政府治理与《民法典》实施的关系本质上是行政与民法的关系的表征,而政府治理现代化必然要顺应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民法典》内部存在大量行政法规范,它们设定了行政任务、规定了行政职责、划定了行政边界,发挥着重要的行政调控功能。行政机关应当以《民法典》的有效实施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并抓住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契机。具体来说,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运用《民法典》规定的平等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等;需要注重援引《民法典》规定的法人制度、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需要强化保障民法典规定的消极的自由类权利和积极的社会类权利等。

民法典时代的行政法回应--专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对行政法的发展及执法司法实践将产生重大影响。行政法如何从依法行政、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检察监督等方面对接民法典?如何加快制定、修改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发挥综合性法律规范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为寻求答案,本刊记者对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教授进行专访。

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The Rule of Law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oday,we are here to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adop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In this Declaration,which consists of only30 articles,seven articles are related to the constitution,law,court,and the rule of law,making it a declaration filled with the rule of law.Coincidentally,today is also the 10^(th) National Constitution Day of China.Nineteen years ago,“the state respects and protects human rights”was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becoming a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ince then,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 has been based on fundamental law.

应松年、马怀德、姜明安、薛刚凌、杨登峰、钟瑞华、李洪雷、章志远:我们应当如何实现行政法法典化?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宣告我国迈入“民法典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1月16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民法典为其他领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要总结编幕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忤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暮工作。”当前,行政法法典化呼声日益强烈,但是围绕行政法法典化模式与路径的争议却仍未停止。“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法学界对于行政法法典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近期,法学界围绕行政法法典化展开激烈讨论,其中既有学者们的普遍共识,也存在着理念与具体路径选择上的差异。本文选取了应松年、马怀徒姜明安、薛刚凌、杨登峰、钟瑞华、李洪雷、章志远等八位行政法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撷英拾革,以展现行政法法典化的争鸣。

加强应急法治保障 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

2024年6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高票通过,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本次修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完善了突发事件应对的治理体系,规范了媒体、社会组织、公民等依法有序参与,加强了基本人权保障,有助于推动法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快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只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第三人的司法解释，也略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尚未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某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对行政诉讼法所称“利害关系”进行科学定位，并回答目前实务界面临的一些难题，乃当务之急。如行政诉讼第三人有何特征，如何分类，行政主体是否可以作为第三人，第三人在诉讼中拥有何种法律地位，享有何种诉讼权利，承担何种诉讼义务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运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行政诉讼第三人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

行政审判体制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面临的是全面性危机 ,问题突出表现为 :行政审判的独立性不强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权威性严重缺乏 ,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 ;深层次来看 ,涉及到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行政化、法官的官僚化等问题 ,使得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公正难以实现。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文章在剖析成因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改革路径上应当推行整体性的结构化改革 ,在中国建构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

我国科技资源共享立法的几个问题

我国没有专门规范科技资源共享活动的法律,有关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且效力等级较低,不利于科技资源的共享。建议制定统一的《科技资源共享法》,适用于以共享为核心环节的科技资源建设、共享与维护的整个过程。科技资源的共享,应当遵守下列原则:根据科技资源是否国有确定不同的共享机制;科技资源共享与保护相结合,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科技资源共享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国家需要对科技资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进而编制实行共享的科技资源目录,向全社会公开,为资源共享提供可靠途径。

论高校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

高校信息公开基本原则是高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设计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结合《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制度内容和运行实践,高校信息推定公开原则、高校信息主动公开原则、高校信息二级公开原则、高校信息公开平等原则和高校信息公开可诉性原则应作为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以进一步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