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在此以前 ,金庸笔下的武侠英雄头绕神圣的光圈 :个个舍己为人 ,忠君爱国 ;人人德高艺精 ,寡欲清心。《鹿鼎记》一反以往套路 :韦小宝德不高艺不精 ,心不清欲强烈 ;他玩弄权术 ,左右逢源 ,混迹于康熙朝野 ,是一个世俗世界中自我欲望与义气良心辩证统一的凡人。但在这个人物身上却让人看到平凡人生的真实和世俗人性的真切。作为一个不失天良的凡人英雄 ,既显出金庸创作中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的轨迹 。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诗学建设的一块丰碑──艾青《诗论》初探

艾青的《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一块丰碑。艾青《诗论》主要探索了四大问题：首论“诗美”，认为这是同“真”、“善”统一在一起的、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是依附于人类关系中向上生活的外形；次论诗的形象思维，揭示了生活、想象、真实世界之间有机构成的规律；三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立足于“诗是生活的牧歌”，而诗的散文美则是对生活最真情的传达；四论诗人的素质修养，提倡诗人必须以提高人类崇高情操作为诗学追求的终极。

论诗体及其与思维形态的关系——《中国诗体:传统与现代》导论

诗体包括结构、语言、形式三个方面。这样的认识中外古今皆然,本文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引证阐释。但诗体又受思维形态制约,由神话思维派生的诗体更近于诗的质的规定性。中国传统汉诗之诗体有其神异的魅力就在于中国传统诗人侧重于以神话思维来把握诗歌世界。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已走过86年历程。状况如何，值得回顾总结。早在1925年，鲁迅和《诗歌之敌》中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征寒风中颤抖。”26年后，冯雪峰在《我对于新诗的意见》中提出过如下意见：”新诗作为表现和激发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工具，还不是很好的、最能完成任务的工具。

论反传统的新诗传统

中国新诗以对旧诗作彻底革命而破土而出,历90余年而依旧保持这一精神,因此反传统成了新诗自身的基本传统。本文考察了新诗反传统带来的建设性后果,指出其价值是发展了积千百年之经验而形成的中国诗歌传统,应该肯定;更剖析了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指出这是割断传统。新诗今天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得归罪于这种对传统的割断。

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新诗论略

歌唱在解放区的诗人、生活在国统区的诗人及建国后正式进入诗坛的年轻诗人构成了建国初期大陆诗人群体。国家解放带来了全新的精神面貌,社会生活中普遍弥漫着对民族前程充满乐观信念的理想主义情调,与之相应的是浪漫主义成为诗歌主流,诗篇透露出昂扬、亢奋的时代精神气概,这构成了建国初期中国大陆诗歌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无视社会实际甚至掩盖生活真相,把创作引向粉饰现实的境地,出现虚幻性、矫揉造作、粗制滥造等倾向。积极反思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利于确保当代新诗的健康发展。

郭沫若新诗的诗体探求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经历了从杂凑白话自由体渐变为国语白话准格律体的过程。他的杂凑白话自由体新诗体现了遵语法反修辞规范和反语法遵修辞规范的互动,既能表达直觉而得的灵幻感受,又能传达从灵幻感受中提纯出来的智性领悟。显示出对传统诗歌表现的超越,形成了为郭沫若所独有的具有现代诗艺传达色彩的审美格局。《女神》后,采用口语化白话创作新诗,又逐渐转向于采用国语白话写新诗的探索,为他的新诗带来了庄严、明朗、豪迈、深沉的审美气象。后由于郭沫若抒情身份的转变——由政治人生抒情转向了政治社会抒情,其诗严格遵守语法修辞规范,逐步生成了国语白话准格律体的僵化形体模式。他在诗体探求上形成了开端就是顶点的格局。

功与过:文革前十七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

文革前１７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具有“应该是这样”的前瞻性写实倾向，这一写实倾向将新诗现实主义 的创作潮流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但极左思潮的日益加剧，导致这一创作特色成为助长政治权威话语的图解手段，随着 诗人主体的失落，现实主义也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

论“九叶”诗派及其代表诗人穆旦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出现一个重要诗歌群体,即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该诗派成员9人,实分为两支,穆旦、杜运夔、郑敏、袁可嘉出身于西南联大诗群,系正宗智性现代派;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则氵是在特定时期分别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他们既有超越社会现实之心,又怀介入时代斗争之志,是富于良知的知识者,以智性现代派把握世界的独特的认识角度,概括出新颖的感觉方式,传达诗情突进的艺术技巧来展现大动荡中生存体验的创作群体,而穆旦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海洋文化与海洋抒情诗

海洋是无比广大的水域世界,研究海洋文化非与水联系不可。因此,写海洋抒情诗,须牢牢扎根于海洋的精神文化品性,在把握诗的真实世界时,强化本能无意识,以直觉去感应对象世界;致力表现海洋内里的生命意蕴。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抒情诗,首先取决于诗人是否和大海融为一体,对海洋有感同身受的直觉感应能力,作生命层面上的交流。

新诗成长期对域外资源的译介及其意义

新诗经草创而进入1920年代的成长期后,译介域外诗潮诗派、诗人诗作盛极一时。本文对此作了全面调查和分阶段梳理,并通过诗歌审美观念的新变,诗派建设思路的确立,考察了这场域外引进对新诗成长期产生之影响。

一部独树一帜的学术著作——读张国伟的《中国诗歌发展史》

张国伟研究员毕多年之功,完成了一部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诗歌发展史》。这部独立撰写的巨著,体例新颖,立论多有原创性。时间将证实:这部著作的问世将会是当代中国诗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首先,该书在对中国诗歌整体演变规律的探求上独树一帜。以往出版的中国诗歌史大多是按朝代来分期,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撰写诗歌史便于读者接受,但难以真实地体现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

论诗的以境悟理

诗歌中的哲理感悟型运思结构,指的是诗人从表象感受中兴发出情绪、再从情绪感应中品味出事物内在法则来——这么一场生活体验的全景式工程。唯其如此,对这一类运思结构的追求。就必须展示“表象——情绪——理性”三连环的心灵综合整体过程,方为最佳形态。值得指出:有个不成文的看法一直在我们中间流行,即把形象内层属于感悟型运思结构类的诗等同于哲理诗,而哲理诗则被理解为仅仅是哲理思考的语言形象化表现。这种片面的观念也就不自禁地影响诗人们在运思过程中把自己对哲理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感悟割裂开来,并进而使他们在经营感悟型运思结构时。

郭小川诗歌论略

郭小川诗歌创作经历了政治理想鼓动阶段、革命人生讴歌阶段、阶级斗争张扬阶段,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郭小川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他最终未尽其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论新诗中谬理母题能指系统类陈情结构

谬理母题能指系统陈情结构,就是通过特殊的结构策略,使诗歌外层形象形成新奇陌生、扑朔迷离的状态。它可分为谬理表述母题、谬理判断母题、谬理综合母题三类能指系统形态。由于现代的许多诗人更喜欢追求主观作用,艺术上显示为主观消融外面世界又突入内面经验的特色,于是新诗艺术的革新者们就探求出一条营建谬理综合母题能指系统的陈情结构途径,以收象征之效。

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前夕的格局

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前夕的格局骆寒超中国现代诗歌能破土而出，曾经历了一场艰辛的探索。近代中国是一个被迫打开国门、结束闭关政策，向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异域的新思潮趁机前来猛烈地冲击中华帝国淤积的历史河床，...

从“功夫在诗内”说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 80年代的壮丽与辉煌后 ,此后显出相对沉稳的发展态势。在新世纪里 ,这一学科的前景和格局将会怎样 ,如何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推动研究的深入 ,这为学界同仁所关切。去年九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同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来自全国二十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展开了充分热烈的讨论 ,贡献了许多宝贵意见。本刊征得专家同意 ,将部分发言 (包括书面发言 )整理成文发表 ,以飨读者。

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本文是对戴望舒与何其芳具有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的比较研究,认为他们前期的诗创作都实属同源,但从抗战开始出现了分流:戴望舒经受了被日本侵略者逮捕的炼狱之难后,虽也写下了一些爱国诗篇,却又继续遁入个人哀怨的抒情,有成熟的艺术却缺乏融入群体的时代精神;何其芳走向革命,丢弃了现代主义技巧,写下一批歌颂真理人生的诗,淡化了从自我出发对生活真切的感受,有正确意识却缺乏艺术性。他们的诗歌给后人的启迪是:须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感受时代现实,并适当采用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进行歌唱。

闻一多诗歌审美观新论

成熟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诗歌审美观。闻一多诗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诗重生命意识,但须诗境与尘境相融;诗以抒情为本,但须以理控情与情理调协;诗讲意象抒情,但须感兴与印证功能兼容;诗要求形体格律化,但须音组节奏与语调节奏汇成一体。闻一多的诗歌审美观贯穿着这种二元统一的辩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