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热带马尾松林恢复过程中物种丰富度及生物量变化

马尾松林恢复过程中物种丰富度及生物量变化有助于了解该过程中物种多样性及碳汇功能的变化。选取亚热带东部湿润地区的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林、针阔叶混交林及常绿阔叶林样地构建马尾松林自然恢复系列,通过比较不同森林中生物量和物种丰富度的变化探讨马尾松林恢复过程中碳汇功能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依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之森林课题调查数据库中亚热带东部湿润地区的部分数据进行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分析,分别计算不同胸径(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DBH)等级(1 cm≤DBH<5 cm、5 cm≤DBH<10 cm、10 cm≤DBH<20cm、DBH≥20 cm)以及群落总的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采用Tukey多重比较以及简单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不同森林类型之间生物量以及物种丰富度的差异,并探索物种丰富度与生物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亚热带东部地区的马尾松林、针阔叶混交林以及常绿阔叶林的总平均生物量分别为(114.74±4.82)、(124.99±4.99)、(220.9±8.62)t·hm-2,总物种丰富度分别为(5.81±0.61)、(17.55±1.17)、(23.71±2.04),在马尾松林转变为针阔叶混交林的过程中群落的物种数量显著增加(P=0.000),但碳贮量增加不明显(P=0.305);在针阔叶混交林转变为常绿阔叶林的过程中碳贮量显著增加(P=0.000)且生物量向大个体(DBH≥20 cm)的方向集中,但群落整体的物种数量增加不明显(P=0.159)。总体而言,亚热带地区所选森林中物种丰富度与生物量之间未表现出良好的线性关系,但针阔叶混交林的大个体(DBH≥5 cm)以及3种森林类型的小个体(DBH<5cm)的物种丰富度与生物量之间呈现显著的线性相关。研究表明,亚热带东部湿润地区森林中小径级的个体生物量随物种丰富度增加其变化趋势明显,增加小个体的物种丰富度既能够促进群落中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能够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针阔叶混交林大个体的生物量随物种丰富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对针阔叶混交林中大个体乔木进行合理的管理也能够促进群落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庭审旁听权及其实现机制

庭审旁听权来源于司法公正权、信息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政治监督权。各国公开审判的旁听制度并无针对国籍、性别、身份的特别限制,更没有针对记者的特殊要求。公民应当只需经过安全检查就可以进入法庭旁听,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和特许证件。旁听证应当按照排队顺序或者机器取号的顺序公平发放,媒体代表等特殊人员应当享有优先旁听权。旁听席中设置媒体席,将会使案件情况通过大众媒体得到更广的传播。我国应当通过改革旁听公告方式、合理安排庭审场所、听取旁听人员对审判的评论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旁听权。

网络实名制的发展及其规制

当前,网络实名制已在我国全面确立,但相关的立法还很不完善。今后,我国应从立法形式、管理模式、实施方式与范围等方面加强网络实名制的立法建设,应明确网络实名制的实施主体,明确违反网络实名制的责任追究机制,健全网络实名制的配套机制,加大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从而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交通肇事罪立法的比较与反思

孙伟铭案件是交通肇事行为受刑罚惩罚最严厉的案件。该案对交通肇事罪本身的反思,反映出我国交通肇事罪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困境。在域外,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立法有多种形式:只处罚故意类的交通肇事行为;将"醉驾"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规定交通危险犯;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结果犯;将交通肇事后逃跑行为单独规定为罪;规定不救助罪。我国交通肇事罪立法中忽略了交通肇事中"放任"这一主观罪过可能存在的情况;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独立性缺乏立法反映。我国交通肇事行为刑事立法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把醉酒驾驶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独立成罪;二是区分不同交通肇事罪的罪过,确立交通肇事罪中过失和间接故意两种罪过形态。

看守所短期余刑执行的实证分析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便于罪犯改造,2013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余刑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不同于监狱服刑,看守所留所服刑具有独特的特征,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11个看守所的实证调研分析,可以发现看守所在短期余刑的执行过程中存在"混关混押"、改造模式不完善、减刑假释使用率低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后看守所应当设立内部独立监区、提升改造能力、加强专门检察监督,以完善短期余刑执行程序。

限制自由强制措施中的电子监控

限制自由强制措施中的电子监控是指对于没有进行关押而只是限制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使用电子手(脚)镯和手机定位的方式进行电子监控,在国外的保释措施中普遍采用这一做法,我国的监视居住措施中也采用这一方法进行监控,这是非常必要的。在电子监控实施中,应当遵守法定程序、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还要与其他监管措施配合使用。在以后的立法中,我们还应当在取保候审中应用电子监控措施。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安排与实施机制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产物,是限制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的措施之一。为保障制度的顺畅运行,我们应当消除刑事法律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的冲突,由终审法官依职权启动封存程序,同时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并构建以民事责任为主、以刑事责任为辅的责任体系。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在基础理念上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不能简化的权利——评刑事简易程序中的国际人权标准

作者认为 ,简易程序不需要按照普通的审判程序以陪审团审判和直接言词的形式进行审理。这必然要使被告人的一些权利无法行使 ,或者无法充分行使。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国在简易程序适用中保障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以国际公约为标准 ,作者认为简易程序中的基本程序权利有三项 :知悉权 ;程序选择权 ;律师帮助权。以此为基础 ,作者指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人权方面的不足 ,并提出了完善的方案。

论检务公开方式的多样化与正当化

检务公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司法运行的公正性,而提出的对外公布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情况和有关信息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检务公开要坚持最大限度公开这一原则,在公开的内容上要考虑我国具体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在公开的方式上要追求多元化与正当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相关文件,结合我国检察实务,我国检务公开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向利害相关人、诉讼参与人的直接告知公开;向民意代表以参与、参观、旁听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公众的全面、广泛的公开。为实现检务公开方式的正当化,检务公开应做到最大限度公开、方便人民群众和有利于推进程序公正。

论网约车地方法律监管中的“区分”机制——基于功能主义的阐论

伴随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相继出台,网约车监管已迈入"后立法时代"。网约车法律监管的关键在于通过设定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而实现与传统巡游出租车的"区分",这种区分的运行机制可以视为一种权力系统,包括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其功能实现主要体现在车辆条件、驾驶员、经营方式三个方面。整体来看,这一系统的正向功能在于整合出租车市场,但也对包括网约车平台、网约车车主、乘客在内的规制对象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系统本身亦需要承受来自内部要素、外部环境、其他系统的压力而展现出变迁的倾向。作为优化措施,可考虑转变规制思维、改变规制模式。

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解决方案

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的《解释》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的主要内容,但尚有一些欠缺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应当由庭审人员主持,控辩双方同时参与。启动方式以法官主动决定为主、依申请决定为辅。解决的问题应当包括明确争点和整理证据。审判人员对于程序问题应当在会议结束后开庭前作出决定,该决定原则上具有效力。对于涉及实体的问题则不得作出任何决定,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论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公开之改革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公开制度,包括向社会公众发布格式信息并向诉讼参与人及检察机关发布非格式信息两部分。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在信息公开量、信息接受主体等方面,我国的刑事案件立案公开制度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梳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诉讼参与人之间的三角结构,明确三方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公开刑事立案信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初衷是监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以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对象已经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专业性、秘密性、高效性等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没有通过外行人以参与具体程序的方式对该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的先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众参与检察的制度与实践,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回归其应有功能,即只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不当起诉或不当不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对监察委员会侦查行为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来实现。

暂予监外执行的实践图景与改革方向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十八大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暂予监外执行审批和监管的重要文件,纠正了一大批不当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执法实践中,保外就医在暂予监外执行中占有较大比重,非法保外就医现象突出,检察监督的效果不理想。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推动法律法规统一化、执法信息公开化、执法流程信息化和执法标准规范化。

美国陪审团废法的正当性考察

陪审团废法制度的历史是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陪审团废法起源于英国人民反抗王室利用法院迫害批判者,在殖民地时期用于反对殖民者的暴政,在美国建国后它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守护神。陪审团废法被滥用导致法官限制陪审团废法,法官限制陪审团废法侵犯了被告人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也侵犯了陪审团废法倡导者的言论自由。陪审团废法是陪审制内在机制的产物,具有正当性。虽遭质疑和批判,陪审团废法在陪审制国家始终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的构建

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有必要构建较为完善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目前,我国各地在公开返还涉案财物、公开涉案财物处理结果、涉案财物公开拍卖和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查封、扣押等侦查活动不规范、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化平台不健全、处置过程缺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程序、处置信息不公开时的救济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内容予以界定。不同的诉讼环节、不同的公开对象应采取不同的公开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要及时将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在网络平台公开,同时将拍卖信息在网上发布。司法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对案件相关人申请公开的,有权机关应当对其予以审查并作出决定。为保护第三人财产利益,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就第三人财产权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或者建立专门的案外人财产权的听证程序。最后,应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与公开机制,建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集中管理平台,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实行"单据移送、三家共管",以进行统一公开。

蓖麻油和聚乙二醇4000在结直肠癌术前肠道准备中的联合应用

目的:为探索联合应用蓖麻油与聚乙二醇4000在术前肠道准备中的肠道清洁效果。方法:选取结直肠癌病例96例,随机分为3组,A组予以蓖麻油、B组予以聚乙二醇4000,C组予以蓖麻油+聚乙二醇4000进行术前肠道准备,分别观察患者末次排便是否为清水样便、开腹后小肠是否瘪塌以及切开结肠时肠腔是否清洁。结果:显示联合应用蓖麻油与聚乙二醇4000组末次排便呈清水样便的发生率为93.9%,术中小肠瘪塌的发生率为100%,切开结肠的肠腔清洁发生率为100%。结论:结果表明,联合应用蓖麻油与聚乙二醇4000有着良好的肠道的清洁效果。临床上适合应用于术前肠道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