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精神彼岸——女性精神图腾书写的启蒙向度

在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女作家从原始的神巫文化中汲取女性精神的感召力量,她们以图腾原型为基点,将原始的图腾精神注入现代女性的情感体验,建构了女性精神图腾的创作元素,并以图腾原型的象征寓意幻化为女性精神的感召。女性精神图腾从女性生命意识折射出女性隐秘的精神世界,它与女性精神的共生揭示了女性精神的成长轨迹。可见,女性精神图腾的书写开辟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理路,拓展了女性精神的阐释空间。

“异变”时空下民族“隐言”的表达--以《中国文艺》为中心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自创刊起便以刊载“纯文学”的办刊原则表明了疏离政治的文化立场,从而引起了北平有识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以此为文学阵地,秉持着民族心绪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间接表明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然而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欲求文学的自救以重振民族精神,终究举步维艰,于是《中国文艺》以“隐言”的表达策略拓展民族启蒙话语空间,展写有识文人的民族情怀,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艺》所集结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荒芜的北平文坛得到复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平文坛的民族向心力。

张深切与《中国文艺》

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是华北沦陷区的重要文艺期刊,在其执笔期间为避免日本殖民意识形态对《中国文艺》的干涉,张深切尽其所能地坚持"纯文艺"的办刊原则,使《中国文艺》成为华北地区的一股清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通过考察梳理张深切创办《中国文艺》的过程及与日人的人事纠葛,阐释他的民族立场和办刊理念,侧写旅京台湾文化学人深沉的民族意识和艰难摇摆的生存状态,为沦陷区的台湾文化人研究提供了又一例证。

殖民语境与文学启蒙的交困——论《中国文艺》文学自救的危机

作为华北沦陷区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中国文艺》集结了北平文坛的新晋作家,他们积极探索北平文学的自救出路,为北平文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中国文艺》倡导的文学自救并没有彻底改变北平文学的困境,不仅沉寂的文化语境和高压的政治环境阻碍了文学自救的进程,文坛内部力量的分化与文学机制的异化也构成了文学自救的潜在隐患。可见,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多元复杂的政治文化动因暴露出《中国文艺》倡导文学自救的潜在危机,于是这场以“复兴华北文艺”为名的文学自救终将走向有始无终的“命局”。

《中国文艺》诗歌的民族“隐喻”

华北沦陷区严苛的政治语境使含蓄抒情的诗得到了意外发展,在情感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诗显现着审美意义的现实超越。在北平文学内外交困之时,《中国文艺》诗人将现实的苦闷和压抑化为心灵的疮疤,用忧伤标记着时代的精神烙印,他们的诗作不仅抒怀了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还以含蓄抒情的方式潜隐地表明创作立场,由此建构了民族“隐喻”的表达方式,拓展了文学启蒙的空间。

灰暗岁月的凝视与诗心的明照——论《中国文艺》的散文创作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秉持着“纯文艺”的办刊理念和“纯文学”的创作追求,力避日伪殖民意识形态的干涉。作为《中国文艺》刊载数量较多的文体,散文以多元的内容承载着作者复杂的情感。无论是杂文创作的社会思考,还是在现实的压迫中体悟生命的哲思,无论是诗化散文抒怀幽婉的情感,还是书写生活志趣展现出世心境,《中国文艺》的散文创作渗透着有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他们以主观情感的抒怀潜隐地表达出深沉的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

文学创作的变奏与启蒙观念的博弈——以沦陷时期北平文坛的“色情文学”论争为中心

1940年公孙嬿在《国民杂志》与《中国文艺》发表了大胆描写肉欲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于是1942年围绕“色情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北平文坛展开了关于“色情文学”的讨论。批评者认为“色情文学”表现人性道德的腐化堕落,萎靡读众的精神;支持者则以文本的创作方法与思想感情为基点,认可“色情文学”的文学价值。就文学启蒙立场而言,争论双方都秉持着“复兴华北文艺”“重振文坛”的共同趋求,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积极探索文学建设的理路,由此展现了北平文人深沉的民族情怀。

论四十年代公孙嬿的“色情小说”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北京文坛,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一经发表便遭到了道德的批判和质疑,引发了北京文坛关于“色情文学”的讨论。然而,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并不止于娱乐消遣,异化的欲望书写恰恰表现了沦陷区畸形的社会体制对民众的精神挤压,由此间接反映出作者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排拒态度。在“建设新文艺”路线的倡导下,“色情小说”的创作价值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同,强调个体意识的欲望化写作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流冲击,面临着边缘化的“生存”困境。

论沦陷时期北平文学的“文艺大众化”

20世纪40年代,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北平有识文人积极探索文学启蒙的理路,呼吁以文化的复兴重振民族精神。此时,大后方、解放区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为北平文人提供了文学启蒙的理论借鉴,北平文坛也随即展开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北平文坛推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方略,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性,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北平有识文人的民族立场,间接反戈了日伪殖民意识形态。就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方式而言,“文艺大众化”无疑暗示出北平文人的启蒙立场的转变,在民族救亡的共同呼吁下,北平文坛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理路与大后方、解放区推行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构成了呼应。

“异态”时空下的“苦难”叙事——论《中国文艺》的“写实小说”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文化兴邦"的办刊理念与"纯文学"的办刊追求使其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有利避免了日本殖民话语的政治干涉。在《中国文艺》刊载的文体中,小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其他文学期刊相比,《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既无粉饰太平地逢迎日伪政权,也不着意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文艺》刊载的"写实小说"多以现实为基点,暴露社会的暗角,书写时代的苦难,关注民众的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显现有识作家对日伪政权的不满。这些有识作家秉持着人文关怀和民族正义书写着乱世悲苦,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积极探索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呼吁民族精神的重振。

文学逆境下的言说维度与启蒙话语的重构——以沦陷时期北京文坛为中心

沦陷初期在北京文学濒临绝境之时,校园期刊以“纯文学”的声音开启了北京文坛的自救之路,从主观抒情和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为特殊语境下的作家提供了“隐言”创作的范式。无论是感伤的抒怀,还是拟态的言论,“隐言”以其潜隐的民族意蕴成为这一时期作家共通的表达策略,“隐言”丰富了启蒙话语的民族性,拓展了文学的启蒙空间,但在殖民意识形态与民族启蒙意识的矛盾挤压下,文学启蒙空间呈现出妥协与抵抗并致的异化样态,由此构成了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特殊的言说维度,开拓了北京文学的启蒙空间。

与“围城”作别——《三月里的幸福饼》文本分析

当代城市文明进程的加快使得女性地位得到了提高,而拥有经济地位的精英女性们却面临着重重婚恋困惑。她们在现实的"围城"中碰壁又出离,逡巡徘徊中她们的归处何在?在"面包"和"爱情"的两难抉择中,她们将如何作择?张小娴以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揭示了当代女性的情感困惑,挖掘潜藏于女性内心深处的悲哀,呼唤精神绿洲的复苏。

沉重地逃离——从身体写作谈《所以》的女性困惑

池莉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幸福标准的异化使得经济独立的女性仍然生活在对幸福追求的困惑中,身体这个欲望化的符号在女性追求幸福的路途中愈加显现。在迷途中,女性要想获得幸福,就要增强自省意识,通过重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标准,这样才不会盲从和迷失。从身体出发,找到女性的困惑,才能让幸福不再沉重,让生命更为纯粹。

无处流浪——以《伤逝》为例探讨女性角色转变及两性利益关系

两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不单单关联着个人处境的变化,还深深地影响着两性的利益关系的转变。立足于本体论这一新的阅读视野,《伤逝》得到了新的阐释空间。子君的出走与死亡意味着20世纪女性的自我主体建构,这是现代女性新的预言。当代多元化的生存空间令女性在多元角色转变中变得疲惫,在恒定自我的同时,女性需要以本体论的方式思考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新的生存方式令无处流浪的女性终有自己的安身之处。

乡土文学:沦陷时期北京文坛的自救之路

1942年6月《中国文艺》刊出"满洲作家特辑",引发北京文坛对"乡土文学"的讨论热潮。"乡土文学"重新走入北京文人的视野,"乡土"被赋予深沉的民族情怀,北京文坛掀起自救波澜。"满洲作家特辑"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学交流成果,它还关联着北京文坛艰难的自救过程,从"建设新文艺"到"乡土文学"的讨论,北京文坛的自救既是对日本殖民政策的疏离和反抗,又是对重振文学的期待和渴望,在自救路径的探索中,北京文人显现出坚定的民族立场和独立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