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汉语词缀“头”

对于古汉语中的词缀“头”的出现时间,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量的语料显示,在东汉文献,尤其是汉译佛经中已经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缀“头”。

北京话“干脆”一词的演变

清末北京话中才出现"干脆"一词,最初为形容词,经百余年的发展到现代已完成了从形容词到语气副词的语法化过程,"直接"这一语义特征和形容词作状语这一句法位置是其变化的主要条件。北京话语气副词"干脆"的意义和用法与普通话略有差异。

量词“通”的历史发展

"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作过度量量词、名量词和动量词。度量用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消失,名量和动量的用法从西汉时期开始出现,现代汉语中仍有使用。这些用法在语义上有相通之处,在语法上也有交叉。不同的用法是在汉语史上它所称量的词语、使用频率等方面有了很多的发展和变化。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简直”“剪直”和“箭直”

形容词"简直"始见于唐宋时期,到清末民初有"箭直""剪直"等写法,并从修饰言说类动词的用法中演变出表达夸张和强调语气的副词"简直"。"简直""箭直"的形容词用法在今天北京、河北、东北等北方方言中残留。

论两汉时期趋向连动式向动趋式的发展

动趋式是趋向连动式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左传》中趋向连动式已经以趋向动词位于动词之后占优势。西汉时期的变化是动词和后面的趋向动词之间的插入成分大大减少,使二者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后带宾语的情况也大大增加,东汉时期“动词+趋向动词+施事宾语”这种全新的语法形式标志着动趋式的真正出现。

试论上古汉语连动式中的连词问题

上古汉语连词用于连动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从《尚书》到《左传》到《史记》,连词数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连动式中连词的使用频率则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的过程。连词在上古连动式有语法、语用和语义三个方面的功用,其使用频率的变化则存在连动式语法化等方面的原因。

汉语处置式中代词回指的普遍性、共性和差异性

处置式中代词回指现象不仅仅在某一地方言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而是普遍存在于多地方言中,甚至普通话中也有出现。各地方言及普通话中的此类处置式有着表示强烈处置特征的共性,但是在形式、代词的性质和作用、使用频率上也存在差异。

“动量词出现于先秦”说质疑——兼论两汉时期的动量词

关于动量词的出现时间历来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等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前人所举先秦的例证多可商榷。有确凿的文献证明,西汉时期已经有了动量词,两汉时期的动量词数量共计已有十几个之多。

论汉代的酒器量词——兼谈汉代酒器文化

汉代的酒器量词来源于表示不同用途的酒器名词,但是和酒器名词及容积量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数量和种类也比《左传》时期有所增加。汉代酒器量词的发展一方面是语言精密化和形象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汉代酒器文化的发达及酒器功能的转变所致。

《左传》的趋向连动式及其与动趋式的关系

趋向连动式是含有趋向动词的连动式,它是贯穿古今汉语的一个重要的句法现象。《左传》中的趋向连动式的形式非常多样化,有的和现代汉语的趋向连动式的形式已经非常接近。从趋向动词在连动式中的位置看,部分趋向连动式已经初步具备了语法化为动趋式的条件;但是从动词之间的关系来看,真正的动趋式还没有产生。

秦汉时期汉语连动式及类型学考察

连动式是汉语的特色句式之一。秦汉时期汉语的连动式经历了连词从《尚书》时期的较少使用到《左传》时期的大量使用再到《史记》时期的较少使用这样一个过程,介词的产生、动趋式和动结式的出现都对其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可知汉语的一些亲属语言、方言以及非洲的一些孤立语和秦汉连动式有着相似的特点。

早期西方传教士的汉语量词观

量词是汉藏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中国古人对量词有零星的认识,但真正使用"量词"之术语同时将其独立成一类进行研究则迟至20世纪中期。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就敏锐地发现了汉语的这一特殊现象,并对数词和量词、量词和名词的关系及量词的分类和特性进行了探讨,诸多发现早于国内语法学界多年。西方传教士的量词观是汉语语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汉语的方位词“高头”

"高头"作为方位词,不仅用于吴语中,也存在于广大南方方言和部分北方方言中。主要有表示定向方位和泛向方位两种用法。其出现时间大概在唐宋时期,并在近代的文学作品中非常常见。从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来看,"高头"在历史上是一个带有浓厚方言色彩的方位词。

襄樊方言特殊的处置式——“给”字句和“叫”字句

汉语普通话通常用“把”表示处置式,在襄樊方言中则有另外两种句式:“给”字句和“叫”字句。本文对襄樊方 言中的这两个处置式来源进行简要分析,并与普通话的处置式作了比较。

明清文人笔记所见北京方俗语三则——“嗓子”“老婆”和“臭豆腐”

明清北京地区方俗语,可见于北京作者创作的戏曲小说、记录北京地区风土人情的笔记或地方志、境内域外学习北京话的教材等文献中。本文从《宛署杂记》《长安里语》《旧京琐记》三部文人笔记中选取“嗓子”“老婆”“臭豆腐”三个方俗语词,考证其源流以及词汇和文化意义。

早期北京话范围副词“净”、“尽”和“竟”

"净""、尽""、竟"是早期北京话中的三个范围副词,兼表限制和总括。三者的共存和通用有着语义上的理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使用比例有所不同,由于受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现代北京话口语中"净"成为最具优势的范围副词表达法。

近代汉语两种特殊宾语及其衰落

近代汉语有两种具有保留宾语性质的特殊宾语,一种存在于"把"字句中,另一种出现于受事主语句中。其中,"把"字句和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宾语和表达功能上有共性,并且是通过隶属成分移位形成的。由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影响和汉语语法规则的干预,这两种特殊宾语在现代普通话中逐渐衰落甚至消失,只保留于部分南方方言中。

《现代汉语词典》“琚”的注释商榷

《现代汉语词典》“琚”有“佩玉”和“姓”两义。姓氏“琚”是20世纪60-70年代“璩”在汉字类推简化和推普等推动下形成的与“琼琚”之“琚”的同形字。出于对语音史和使用习惯的尊重,建议将“琚”的注释改为:jū古人佩戴(带)的玉;qú名姓。

早期汉语的“遭”类被动句——兼论“被”字句的胜出机制

早期汉语中"遭"类词在语义和语法特征上存在诸多相似性,"遭"类词作为被动标记的词汇来源也具有普遍语言学的意义。早期汉语中存在一组以"被"为代表的"遭"类被动句,但"被"和其他"遭"类词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导致"被"胜出而成为后世汉语的强势被动表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