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行逮捕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径行逮捕制度有天然的价值缺陷,不利于权利保障价值和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也不具有真正的效率价值。就理论品格而言,径行逮捕制度在社会危险性判断方面,存在思维的非比例性、方法的非全面性以及素材的非必然关联性等缺点,一律推定为具有社会危险性过于武断。同时,径行逮捕制度导致的犯罪标签化后果也与轻罪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不利于罪犯复归社会,且与积极履职要求有差距,难以兼顾办结案件与办好案件,不利于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此外,随着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手环监管系统等犯罪监控技术广泛使用,也让径行逮捕制度的犯罪控制功能呈现可替代化的趋势。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径行逮捕制度也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冲突,与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相矛盾,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存在龃龉,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径行逮捕作限制解释或者作变通处理都不具有合理性,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删除径行逮捕制度,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性评估。

功能定位、目的导向与技术方法:法官绩效考核制度检视——以S市法院法官绩效考核办法为样本

在法官绩效考核的功能定位上,法官绩效考核不是蛋糕分配规则,法官绩效考核不是控制法官的"紧箍咒",法官绩效考核也不是只以考核结果论英雄。在目的导向上,应回归法官绩效考核的司法规律导向,全面评估指标组间的连锁效应,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要注重考核指标设置的可控制性,让法官对考核指标有发力空间。在技术方法上,要注意考核主体单一化、考核方式片面化、结果运用行政化等三个误区,要构建多元化的法官绩效考核主体,实现考评方式的民主性;要兼顾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实现考评内容的全面性;要注重考评结果的司法化运用,逐步实现用司法等级晋升预期取代行政职级晋升预期。

废除行贿罪之否定——兼与姜涛教授商榷

行贿人在行贿时并非仅仅面临着指证受贿人与指证就会遭受行贿罪处罚这一个囚徒困境,而是面临着指证受贿人与遭受受贿人报复,指证受贿人与遭受因受贿而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长期的团伙利益的损失等多个囚徒困境。因此即使废除行贿犯罪,行贿人也会因多种原因而不去指证受贿人,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行贿罪的司法效果不佳,但是行贿罪的立法有其独特意义。因此行贿犯罪司法效果不理想的问题需要用司法经验和技术去消解而不是废除行贿罪本身。

法益视角下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之困境与出路

立案是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第一道关口,立案与否以及立案时间早晚关涉非法集资案件的损失控制。立案的核心标准在于判断是否存在犯罪,而判断是否存在犯罪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法益侵犯性,亦即立案的核心标准在于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犯。在非法集资犯罪立案问题上,于现实回应层面要牢牢把握法益的解释根本,以是否存在现实法益侵害或者侵害危险为立案的判断标准;于技术层面要巧妙运用竞合关系立案,可先以竞合罪名立案进而突破案件;于理念层面上要保持法益提前保护的克制,非法集资犯罪仍是传统犯罪,不能把其当作风险社会犯罪处理。

制度设计与行为选择--未入额司法官转公职律师制度研究

当下新一轮的司改要求实行不超过39%比例的员额制,员额制必然意味着部分现任司法官不能进入员额。这部分未进入员额的司法官并非不优秀,相反是具有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未进入员额的司法官如果既对于过渡期不甚满意,又对于新设司法官种类不可期待,更对于转任司法辅助人员或者司法行政人员没有兴趣,那么剩下的可能的道路就是离开司法机关。为避免司法官陡然集体离职对于司法工作造成的冲击,应该设置司法官转公职律师制度,以保持未入员额的年迈司法官的工作热情,激发未入员额的年轻司法官的工作干劲,延续司法机关对法学院毕业生的吸引力。

作为受害人的幼儿园幼儿的特殊保护研究

幼儿基本上不具有防卫能力,也不具有完全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加上幼儿园的封闭性,这就使得幼儿园的幼儿具有巨大的受侵害的潜在威胁。当前,中国的儿童福利正面临"三无"的尴尬局面,即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法,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专业化人才,没有普及的儿童设施规划。由于幼儿和教师之间的特殊关系性,对幼儿园幼儿的保护又不能矫枉过正,否则将会破坏幼儿与幼师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从而对幼儿的成长极为不利。犯罪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过程,本文拟通过最近几年发生在幼儿园里面的典型案例进行追踪分析,从犯罪预防的多个角度探讨对幼儿园幼儿的特殊保护。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相关问题思考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到现在的关键阶段,在改革推进路径上要及时转向,采取自上而下型;改革要具备科学性,要针对行政化弊病产生的病因进行制度设计;改革要具备同步性,尤其要注意与横向公务员改革之间的同步和纵向的检察系统内部的配套制度的同步;改革稳妥推进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督而不是在于限权。

试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化发展

公益诉讼检察是检察机关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新生力量,也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的有力手段。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推进高水平的成渝地区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公益诉讼效率、深化公益保护效果、建设成渝区域法治、保障成渝绿色发展。当前成渝地区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化发展还存在协同激励不充分、协同制度存在差别、协同主体不全面、协同手段较单一等问题,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化考核引导、激发协同动力,完善制度协同、助力可持续发展,找准协同关键、凝聚协同合力,丰富协同手段、深化协同效果。

“公共场所”与“随身”——从扒窃入罪的合理性探究两个争议词语的应有之意

自《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来,两个词语分歧较大,一是"公共场所",二是"随身",对上述两个个词语的准确把握不仅关乎相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乎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以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再理解。

司法实务中共犯认定的误区及其出路——论刑法第350条第2款的适用

司法实务中对于共犯的认定存在较大的误区。以刑法第350条第2款的理解为例,从德日共犯从属性理论考虑,要求客观上购买人实际实施了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制造毒品的实行行为,从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出发,不能类推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能把其当作一种拟制规定,把帮助犯作为一个单独的犯罪处理;在共同犯罪中的认定逻辑中也应该本着保障人权和效率的角度出发,遵循从正犯到共犯的认定逻辑。刑法用语的简洁性、依赖性、习惯性等客观现实因素和诉讼策略、功利主义的懈怠性等主观因素容易导致对刑法用语有意无意的曲解,为尽可能规避其弊端,我们应当通过立法修改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第350条第2款增加"……购买人实际制造毒品的……"的表述。

风险社会下执法权外包之功利反思

风险社会的到来所引起的变革不容小觑,为了适应这一变化,需要我们的社会做出多方面的调整,这其中包括主动的调整和被动的调整,执法权外包就是被动调整措施之一。但执法权外包却是过分功利主义的体现,往往蕴含着对于公正的忽视。公正和功利是一对矛盾,两者很难同时得到并重。现在社会出于一系列的考量,功利色彩普遍偏重,但在风险社会这一特定语境和法治社会这一特定前提之下,要重新确立我们的价值取向,公正属性应得到作为执法权的本质属性的地位。只有在可以保证公正的前提之下执法权才能考虑功利的外包,同时某些不能保证公正的执法权则不能外包,而只能由国家负担,要区别对待。

论检察机关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当前,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在依据上欠缺“检察机关享有不低于社会公益组织的诉讼请求权”的规范要件,在根基上存在惩罚功能与赔偿功能含混不清、主次不分的理论障碍。为了进一步发挥好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在未来的公益诉讼立法中,应坚持赔偿功能与惩罚功能分离原则,并以惩罚功能为基础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同时合理构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有偿删帖行为之刑法规制误区及其匡正——兼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有偿删帖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处理。但这一规定缺乏非法经营罪之"违反国家规定"形式要件,且有偿删帖行为并没有侵犯非法经营罪之扰乱社会秩序核心法益,将有偿删帖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不具有合理性。规制有偿删帖行为的妥善路径是对删帖行为进行重新分类,忽视其职业属性,正视其删除行为的主观罪过及客观上删除信息的具体内容,用帮助犯的相关理论对有偿删帖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地方检察机关检察改革思路的创新性探究

新时代很多长期制约检察机关职能发挥的瓶颈问题亟须通过检察改革来解决。地方检察机关在推进检察改革过程中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坚持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相契合,坚持上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动,争取党委支持和上级支持相并重,坚持前期孵化与后期培育相衔接,坚持指导原则与制度构建相呼应,坚持创新思维与法治思维相统一,坚持牵头抓总与分工协同相协调,坚持总结提炼与宣传推广相兼顾。

拒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公益修复困境及其破解——以“检例30号”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2019年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办理类似案件"。这一"应当参照"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可以参照"的规定,使指导性案例具有了"准司法解释"的功效。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的公益诉讼法律体系中,还存在法定受案范围较窄、缺乏明确证明标准、缺乏调查核实程序、有力诉讼手段较少、内部监督制约不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增加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供给。同时出于尊重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保持规范发展的灵活性等方面的考量,有必要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当下公益诉讼检察已经具备了案件规模、立法探索、理论研讨、立法呼声等方面的立法基础优势,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具有可行性。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应坚持体现原则性、突出特殊性、保持开放性、注重体系性的综合性立法进路。

以检察工作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解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明确了办案机关对未成年人记录的封存义务。但检察机关如何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实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温岭市幼儿园教师“虐童”行为的法律意义

温岭市一幼儿园女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未必构成犯罪,在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严格区别法律和道德,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坚持正确的侦查逻辑。此案启示我们:要综合评价各方的错误,虐童罪应纳入刑法。

论中止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中止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行为，一种是在犯罪行为实施以后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对于第二种情况，中止行为与中止结果之间需不需要因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成为影响犯罪中止认定的重要因素。

对多次犯罪的预防——以周克华案为例

关于刑罚的效用有刑罚的恶害性和刑罚的必然性之说,刑罚的恶害性认为刑罚效用的保证是刑罚的严厉性,刑罚的必然性认为刑罚的效用保证是刑罚的确定性。在周克华案件中刑罚的这两个特征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