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棍:在生活的深渊中写作——新世纪诗歌伦理状况考察之六

怀揣一颗朴素之心,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附属物,把用语言表述生活的能力看作上天的恩赐而不是据以自得、自满的禀赋,这样的诗人越来越少;诗歌中越来越多的、且被巧妙掩饰的机心,使写作变为与他人博弈的武器,从而背离了写作的初衷：诗歌源于我们有话要对生活说,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只能这样说,但我们总觉得这样没有说透,却因此对生活有了更多的热爱与敬意。

“差异”、“调和”与“崇今”: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李大钊将文学视为社会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东西方文明“差异”论、“美在调和”论为思想基础,提出文学“先声”论、“崇今”论和“心理表现”论,三者构成其相对完整的文学批评形态。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崇今”论,它与李大钊“平民主义”思想密切相关,表明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文学在揭露现实黑暗、同情底层民众、感化与涵育民族特性之中,预示社会进化的规律,显示社会革命的趋势。也因此,写实和理想构成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翼。

从抒情性到叙事性:诗歌“知识型构”的转换

叙事性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被称为当代诗歌的一次"审美转向"。本文清理叙事性观念的产生和演变,辨析对它的误解。本文认为叙事性并未改变诗歌的抒情性品质,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在对现代性诗歌观念的接续和回应中,实现了诗歌"知识型构"的转换。

“中年写作”:怀旧与新生

"中年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诗学观念之一,体现了一批中年诗人在现实与诗歌双重"中断"的语境中,推动现代汉语诗歌摆脱幼稚、单纯的青春期而进入成熟、厚重的中年期的努力。它既受后现代主义"既此既彼"观念的影响,也杂糅着现代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更在"怀旧"中流露出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情结。它是90年代诗人企望成为"经典诗人",创作出"经典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口语、个人与传统:近年中国诗歌现象述评

近年中国诗歌的总体趋向,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口语入诗,在语言结构及其张力之中显示言外之旨;以个人化的写作,探寻"独立文本"和"话语差异";以复归传统的情怀,从日常经验中提炼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和生命精神,逐步走向诗人合一的境界。

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

新诗标准问题属于批评而非创作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束缚而是为了释放诗歌中"异己"与"抗议"的声音与力量。论文从精神旨趣、意象思维、言语多义、韵律和谐等方面区分诗与非诗,再从具有提撕精神的价值、富有"原创性"的品格和提供多元化阐释空间三方面提出好诗标准。

中学生网络写作的语言机制

随着网络的兴起和国门的洞开,一种新奇的语言形式———网语以及夹杂着浓郁异域风情的外来词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视野,冲击着人们习以为常、相对稳定的汉语表达,于是“捍卫祖国语言纯洁”的口号被再度提起。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网语及外来词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语言的纯洁性”问题呢?王先霈先生主持的国家文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网络环境下文学语言的生产、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对这些问题作了集中研究,这里选取的是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

鲁西西:信仰的辉映与世俗诗意的超越——新世纪诗歌伦理状况考察之三

宗教意识和情感的渗透,使得鲁西西的诗整体上充满宁静、慈祥和满心的喜悦,并愈发显得单纯、洁净。她以朴素为生命的本色和原色,并以之作为其诗歌的最高信仰。鲁西西诗歌写作的伦理价值,在一个信仰淡薄的时代,为人所关注。这既源于她所接受的宗教信仰,也是为了在诗歌写作中摒弃世俗诗意在繁文缛节中对生命的本真存在的遮蔽,转换视角重新审视人与世界,让诗在信仰的辉映下散发柔和的光辉。这里的信仰既指宽泛意义上的人的精神寄托,也指对待写作如同对待宗教般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在新世纪诗歌中,后一类诗人日渐稀少。

以诗为诗:网络诗歌的“反网络”倾向及其特征——从小引《芝麻,开门吧》谈起

本文以一首网络诗歌代表作为例,分析它的语言特征及其体现的“反网络”倾向,认为敏锐展示虚拟现实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采用“宣叙调”写作方式,以交流、对话为宗旨,是现时网络诗歌的三大基本特征;而恢复交流与对话的功能,则是网络诗歌对现代诗歌写作最富现实意义的启发。

当代文学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以方方的小说创作为例

作为当代卓有影响的作家,方方的创作历程折射了最近30多年来文学观念及其社会效应的演变:当作家自觉规避意识形态权威及其他话语陈规的制约,其理性精神、怀疑态度赋予作品以批判性和反思性;而当作家以"游戏"心态对待创作,拘泥于主流话语、流行趣味而缺乏自省,便会导致文本叙事间距的丧失,使文学失去穿透现实的力量。

新世纪诗歌中的乡村伦理与诗学伦理——以剑男的诗歌写作为例

在生命迈向50岁的时候,诗人剑男发现了幕阜山——这个小说家们习惯称之为＂邮票般大小的故土＂、诗人们喜欢命名为＂精神家园＂的地方,只是绵延于湘鄂赣三省交接处罗霄山脉的一座主峰,一个不断被风化但依然在缓慢、倔强地生长的地方;一个许多人的故乡,现在被一个人拥抱入怀,反复吟唱。这吟唱里有自我的悲悯,也有人世的温馨;有命运的捉摸不定,也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大欢欣。

小说·历史·真实——李洱《花腔》与小说文体

李洱小说《花腔》由正本、副本交织而成的"花腔体",是为了呈现历史叙述与小说叙述的"同构"性。以"仿史"的形式展示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形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历史或否认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向被书写的历史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观念提出质疑和挑战,并以此与传统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保持距离。

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陈独秀在文学批评中,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要求文学尽其所能地贴近现实,发挥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功能,也秉持着个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认识,力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其"文学革命论"与"文学本义论"互为一体:前者意在取"写实"而弃"空想";后者指向"文言合一"亦即"达意状物",以破除"文以载道"之陋习。"文学本义论"指向的并非文学的"自足说"而是"实用说":强调"本义"是为了把文学从模仿古人、剽窃浮词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以便让它敞开胸怀拥抱现实,感染读者。重写实、重文学在启迪人心、改造社会中的实用功能而并不忽视文学自身属性,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寻求对于真理的服从”——王元化与《王元化集》

著名学者王元化在他87岁生日之际，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一份特殊礼物：十卷本《王元化集》。

重新朝着这个世界出发——梁平诗论

在四十余年的创作中,诗人梁平回跃到诗与人合一的中国诗学伟大传统中,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皆可视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他的诗歌语言与其生活/生命共在;他的诗的世界是“有我”的世界,又充满突围的寓托;他的写作以“反向”的方式接通了诗思与哲思。

“旋转的镜面”与“途中的美学”——阿毛诗歌论

从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书写身心之痛,到关注现实问题而反思女性群体、剖析自我,再到介入更广阔的世界而提升、完善自我,阿毛的诗歌印证了当代女性诗歌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同时,由"身体的美学"到"途中的美学"的转换,体现了诗人对诗与现实关系、对诗美建构体认的深化与成熟。

90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 ,是朦胧诗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角度 ,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 ,重点在澄清对“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曲解 ,认为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写作是诗人的宿命 ;重提“知识分子性”的现实意义 ,在于重塑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屡被修改、涂抹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 ,以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诗歌精神”。

诗歌与城市漫谈

武汉连续举办了五届公共空间诗歌活动,热闹的活动现场常常诗情澎湃。然而,城镇化、都市化、国际化进程似乎在一点点驱逐抒情诗,现代生活与抒情诗构成悖论。所以,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诗人都要去发现无法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为他所提供的新的诗歌灵感,改造诗歌语言和抒情方式,创造一种与现代人生存境况相应和的诗歌类型。

诗人小说家笔下的“观念”与“诗意”——张执浩的小说写作

自1995年在《山花》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十年问，已在诗歌界成名的张执浩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八十多篇，出版长篇小说三部。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写作不仅没有终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赢得了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读者的推崇和喜爱，甚至改变了一些极少读诗的人对当代诗歌的成见，先后荣获“中国年度诗歌奖”（2002）、“人民文学诗歌奖”（2004）、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提名奖等。

在泥与火的淬炼中脱胎换骨——袁志坚诗集《瓷爱》阅读札记

2019年前初次读到诗人袁志坚的组诗《瓷爱》(后编发于《长江文艺》,2019年10月),便揣测诗人在以瓷——越窑青瓷——为中心做集束式创作。如今,由99首诗组成的同名诗集《瓷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摆在我的案前。诗人持久的写作耐力和耐心令人钦佩,而围绕某一对象/题材/主题写作大型组诗,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并不多见,似乎也不时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备受推崇的“及物”写作中,诗人们更愿意安身立命于精细描绘某个城市或乡村,甚或某座山脉、某条河流,以获取福克纳式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文学世界和接受效应。袁志坚的一意孤行,除了因为将青瓷发源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个人的赏玩雅趣,更多的是因为在历史甬道的幽深与晦暗处,青瓷的神秘辉光仿佛只向他一人发出绵长召唤,而他必须做出回应,平复内心无法抑制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