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谈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及强基计划人才培养

古文字学在传统“四部之学”知识分类体系下,先后从属于经部“小学”和史部金石学,在“知识分科”及经史交融的学科演变过程中,造就了长期从属地位,奠定了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20世纪初因受西方“七科之学”现代学术分科观念影响,在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促进下,“小学”众多分支学科逐步分立,古文字学也因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的研究拓展,实现了学科独立,成为一门既植根于传统经史学又受西方语言学影响的综合学科。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使古文字学一直较为边缘,影响学科定位的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人才培养。近年来强基计划持续推进,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应在传统语文学学科范式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语言学技术手段,在培养目标、研究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着力,搭建融合古今、兼顾中西的课程模式,为古文字学学科发展与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作出贡献。

“青词”概念及其文体演变发覆

青词初为道教奏章祝文,因太清宫斋醮停祝版而产生。“青词”取自书写纸张的颜色,“清词”则与斋醮场所太清宫有关,且由于音乐性,初定名为“词”而非“辞”。青词虽产生于玄门,但撰写者与体例都打上了世俗文书烙印,撰写者为翰林学士,格式上则仿唐代表章。自晚唐杜光庭之后,青词逐渐脱离太清宫,向普通斋醮词过渡,至宋程式化书写减少,抒情成分增加,进而分化出宫廷斋醮青词与民间斋醮青词不同类型。这也使“青词”由最初的文体概念向文类概念转变,后世更将绿章、对联、绝句等醮词视为青词,青词逐渐向纯文学靠拢,成为融合宗教学、文体学和民俗学的特殊文类。

重塑民众情感:王世贞《严嵩传》的多重书写及情感表达

传记有塑造民众情感的作用,严嵩形象从其个人的“自赞”“像赞”到王世贞的传记书写,再到民间叙事、国家叙事,传主形象“翻转”的背后寓含着书写者情感表达的转向。严嵩传文本众多,书写过程复杂,王世贞较早为其撰成“权奸”传,并通过志传、诗传、史传等多重书写,从多个层面助推其入《明史》“奸臣传”。严嵩位居首辅,主政多年,与诸多文人名士交游,获得了大量文化资本,即使在失宠致仕情况下,将其列入“奸臣传”也非易事。为将其塑造成为“权奸”,王世贞撰写五篇严嵩传和一首诗传,或据历史事实“实录”,或发抒内心情感,特别是借助《鸣凤记》等传奇文本,利用声音和表演所特有的认同性和顺从性,将个人“攻击—对立”型厌恶情感上升为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认知和情感,从“民间”文化形态使其奸佞形象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到严嵩奸臣形象建构当中。严嵩形象凝聚着王世贞个人及民众、国家的共同情感以及民族文化记忆。

从唐诗看敦煌写本《茶酒论》的茶文化书写

与敦煌写本《茶酒论》对茶文化的集中书写不同,唐代咏茶诗通过160位诗人创作的585首诗歌,从多个角度对茶文化进行了反映.从唐代咏茶诗可以看出,茶文化在唐代得到极大的发展,中晚唐开始广泛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与酒多并列出现的同时,开始出现茶酒争胜的情形,这是敦煌写本《茶酒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茶酒论》对茶的尊贵地位、饮用人群、主要产地、名茶种类、茶叶贸易、与佛教密切关系、功用、煮茶之水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描写,通过与唐代咏茶诗进行互证,可以更好地理解《茶酒论》茶文化书写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现存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集中展示茶酒争胜的文献,《茶酒论》形式活泼生动,语言风趣幽默,助推茶文化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从“真诗”到“真我”: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修正与完善

李梦阳倡导复古运动,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典籍的情感认同,从而达到对"当下"文学观、价值观的否定,引导文学走出"当下",回归"历史",获得另一价值和追求。当然,他复古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文学效应,更多的则是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即通过复"古文",掌控文学话语权,以达到复"古道"、转变社会风尚的目的。文学之于李梦阳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功能,其早年倡导复古,崇尚气节,排斥佛教,追求的是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实用功能,晚年提倡"真诗在民间",注重的则是文学的艺术功能。李梦阳晚年对"复古"认识的转变尤其是关于"真诗"说的提出,为王世贞的"真我"说奠定了基础。从"真诗"到"真我"表现出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不断修正与完善。

明清时期“焦竑传”文本的互文性阐释

互文性是“焦竑传”文本的特性,具体表现为多种文本间的承袭关系,这种文本承袭通过线性延伸以及网状铺展的文本互渗和结构重复、话语认同的文本协同策略实现。“焦竑传”的互文性体现出传记书写者在不同的“理解语境”下对焦竑的理解与阐发,“理解语境”的必然相对性决定传记作为“文本真实”的必然相对性。从互文性理解多种“焦竑传”对焦竑“历史真实”的文本书写,有助于深入认识传记文本,反思传记书写与历史真实的相互作用。

传记文学的历史温度与生命精神——读贾飞《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世贞》

贾飞《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世贞》博采学界既有成果,将史论例证与文本阐释密切融合,兼顾“评”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性,不仅是传主生平事迹的实录,也是其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一部王世贞研究的“信史”“心史”和“诗史”。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的传记书写,为王世贞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驰骋空间。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附》发覆

王世贞作为一代文宗，著述宏富，其诗文总集主要有《弁州四部稿》174卷（一作180卷）、明刻本《弁州山人续稿》207卷（下称刻本《续稿》）。此外，还有较稀见《（弁州山人续稿）附》11卷（下称《附集》）、明抄本《弁州山人续稿》32卷（下称抄本《续稿》）。王世贞长子王士骐刊毕《续稿》后，另发现其父散佚手稿，遂补刻为《附集》11卷。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文本生成及文学观之演进

《艺苑卮言》呈现出的是王世贞早年的文学思想,随著随刊,有多个版本,卷数不一,成书过程复杂,王世贞曾多次修改,晚年自悔少作,认为《艺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书",并因书中"戏学《世说》""是古非今"而自悔。一方面是王世贞悔其少作,另一方面《艺苑卮言》又多次刊印。当"文本主旨"与作者新"意图"发生矛盾时,作者新"意图"对读者的接受并不再起决定性作用。王世贞晚年对《艺苑卮言》的否定也产生了其早、晚年作品孰优孰劣之争。

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

王世贞晚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乐府诗和闲适诗方面尤为明显:乐府诗在数量上锐减,拟古倾向弱化,逸世成分增加,并以佛道入诗;闲适诗以创作律、绝一类小诗为主,主要取材参禅礼佛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自适"的个人化抒情倾向,减少了以往诗作的纪实性内容。两类诗作都以恬澹自然为宗,透出一种浓浓的闲适情趣。

王世贞晚年“自悔”论

王世贞晚年仕途不得志,转慕佛道,受昙阳子悔过观及佛教忏悔思想等影响而"自悔"。其"自悔"主要针对所事"笔研"及父难后出仕等内容,表现在文学思想上是"悟"对"不悟"之悔。因"自悔"而对文学价值与意义产生怀疑和动摇。钱谦益极力鼓吹王世贞晚年"自悔",并夸大其骑墙难下、无力回天之尴尬,为此,遭到钱钟书先生等人诟病。

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三说”平议

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在清代产生较大影响,因引文及判断错误而被钱锺书先生否定,钱先生否定观点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其实,钱谦益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有关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王锡爵有"自然"说、焦竑有"自谶"说,而钱谦益则进一步提出"自悔"说。钱氏并非"擅易前文"、"捏造故事",今天通过新材料之发掘,钱谦益"自悔"说应予以重新审定。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较之前期确实发生较大转变。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成书、版本考

王世贞的著述主要分布在史部和集部,《弇山堂别集》、《弇州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为王世贞作品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弇州山人续稿》卷数最多,刊刻时间最晚,在王世贞作品中地位最重。考察《弇州山人续稿》的成书、版本是王世贞全集整理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王世贞去世前已将《弇州山人续稿》整理完毕,却因经济拮据而未能刊刻,后来因王氏子弟管护不善,至万历二十七年刊印时,《弇州山人续稿》已散佚二十余卷,后来又发现十一卷,遂补刻为《附集》。《弇州山人续稿》有明抄本、明刻本、清抄本,明刻本又分初印本、后印本。《弇州山人续稿》版本复杂,卷帙浩繁,成于多人之手,有重收、散佚、校勘错误等情况。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发覆

"弇州晚年定论"是一"公案"性质的问题,明清以来王锡爵、李维桢、焦弘、钱谦益、陈田、四库馆臣等都曾予以关注,诸人之所以强调王世贞晚年之论,目的是要以其晚年文学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文学思想,并由否定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而对七子派复古运动进行反思或质疑。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强调王世贞晚年"自悔",由此而否定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合法性,然而却因引文错误而受钱锺书先生批判。若细致搜检王世贞晚年文献,钱谦益之说未必"每不足信",王世贞晚年在创作内容、取法对象、创作方法、审美趣尚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不过作为一位博学广识者,王世贞的思想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随事改正",目的是"勿令误人而已"。

权力、情感与礼制:王世贞《首辅传》情感政治论骘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呈现出文学与政治的“一体性”,政治参与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文学塑造了首辅及首辅传书写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情感和礼制对政治权力有着内在规约性。首辅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情感情绪的变化会影响朝政的走向,首辅的情感表达则是长期政治和教育训练的结果。首辅与皇帝、同僚、亲友等通过情感交流和互动形成“政治共同体”,对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结局会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同时政治权力对首辅个体情感也有操控作用。张居正“夺情”是借政治权力剥夺个体情感,打压礼制,以此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嘉靖皇帝“继嗣”“继统”之争,意图通过政治权力将个体情感放大为国家意志,却受到杨廷和等来自礼制和情感方面的规约。首辅情感的内容、体验及表达是明代政治生态的表现,首辅传书写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对后世理解内阁政治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本建构与历史重塑:王世贞传文体互渗论义

传记呈现出的往往是传主的生命史,承载着书写者对传主的理解、情感和记忆。“传记”作为一种文类,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体之间不断转化,构成了复杂的互渗关系。传记文体的选择与书写者的身份、地位、个人偏好、特长、生活需求等关系密切。目前搜集到王世贞传60余篇,其中家传、史传与诗传、戏剧传、像传等不同传记文体之间存在着互渗交融的关系。传记书写是书写者从个人视角理解重塑传主历史的过程,书写者对传主的个性化理解、传记文体的不同叙事方式参与了历史重塑,塑造出传主的不同样貌。传记文体的使用主要取决于书写者对传主的理解及对传记文体的擅长程度,不同立场下的不同传记文本传递出的信息具有差异性,将同一传主多个传记文本进行对读,可以更为全面理解传主及传记文体间的复杂关系。

非虚构性及历史性:“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考察

叙事是"论诗及事"诗话的基本表述方式,此类诗话以"非虚构"叙事、"小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为主,与小说、传奇、野史等有很大不同,对事件细节、情节不作过多铺叙,呈现碎片化叙事特质,从"见证者"视角叙事。"论诗及事"诗话追忆诗事,记录古诗生长的语境及存在状态,诗话之"事"可将读者带至古诗产生时的历史空间,对古诗历史时空场景还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古诗若过于强调审美性、注重诗歌内部结构分析就容易造成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或作品阐释的自我封闭,或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

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

近代废除科举制,传统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知识体系解体,西方新知识不断传入,知识分科在高等学堂的专业设置、公共图书馆书目编纂中得以展开。因"文""道"分离,加之西方文学观的"植入",中国古典文学"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模式逐步被以白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新文学所取代。文学从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科""文学门""文学吏""文学传"发展到以"文"为中心的文学专业;从选贤任能的"人学"走向了专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知识学"。此后西学知识、日本经验使文学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加速,以文学谋生、以写作为职业成为可能。近代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开设,类书、丛书、图书馆书目、文集、期刊以及工具书"文学"类的设立,加之文学史教材的编纂,促使文学的社会化商业生产,文学不断走向知识化,文学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日渐稀薄,塑造力也不断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