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器考古修复中的模补方法

陶器修复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陶器修复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翻模配补。主要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三种模补方法进行试验,初步揭示了这几种模补方法的利弊及其适用范围。

峣关与蓝田关考辨

峣关与蓝田关是长安(今西安)乃至关中的东南门户。历史上的峣关有3座:秦汉峣关、南北朝峣关和清代峣关;蓝田关有2座,一是承袭秦汉峣关而来的蓝田关,二是明清蓝关。虽然关隘位置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未脱离蓝桥河流域,反映出古代关隘具有军事防御、守卫要道、维护道路安全的特点。

论傣族的孔雀文化

傣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傣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孔雀这种珍禽对傣族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傣族的文学、艺术中包含着很多与孔雀有关的因素。孔雀与傣族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孔雀文化是傣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自形成以来一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浅谈原始陶器纹饰的功能

古代陶器的纹饰研究一直是古陶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原始陶器纹饰既有实用功能、又有审美功能。本文通过分析、举例来全面阐述原始陶器纹饰的各项功能。

试论骊戎邑(国)--丽邑—新丰之间的承袭关系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骊戎邑(国)—丽邑—新丰三座城市之间的承袭关系属于"异名同地",据史料考证分析后得出,丽邑是秦始皇时期(前246)新筑的城市,与汉新丰是"异名同地",即今新丰沙河——刘家寨遗址,与骊戎邑(国)绝非"异名同地",骊戎故城即代王街办陕鼓厂东南的山和村古城。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界考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承袭秦芷阳而来,自“文帝九年(前171)以芷阳乡为霸陵”至曹魏正始五年(244)改为霸城县,前后共计沿用415年。西汉景帝时将部分辖地划出分置南陵县(邑),东汉时期南陵县(邑)并入杜陵县,使霸陵县(邑)南界稍有变迁。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地形地貌及考古材料,初步考定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东、北、西、南县界分别为铜人原东边缘、渭水、白鹿原荆峪沟(鲸鱼沟)、魏家寨及长乐坡一线,大体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

长乐未央——汉长安城遗址参观记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区西北方向10 km,城垣总面积约36km^2,属西安市未央区行政管辖范围,地跨未央宫、汉城和六村堡三个乡。据文献记载推算,汉长安城作为都城的历史约800年,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遗迹最为丰富、文化含量最高的都城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借假期之际到汉长安城遗址参观,通过调研了解汉长安城遗址＂申遗＂、开发和管理,现就此做一梳理以供学习建设经验,促进大遗址公园的开发、建设与管理。

两汉京兆新丰县界考

两汉京兆新丰县自"(汉)高祖七年置"至"(唐天宝)七载省新丰",前后共计沿用420年,期间辖地、县界屡有变迁,今以文献为基础并运用"地下文献"进行佐证,能较为准确地考定县界。汉新丰县北、东、南边界分别为渭水、酋水(今沋河)、骊山,这体现了"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而西界废昌陵一带为"凸出部",体现了"犬牙相入(制)"的划界原则。汉新丰县边界总长度约134千米,合围总面积约678.8平方千米。

“霸上”地理位置考实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史书中对其地理位置有不同的记载,表明历代"霸上"地理位置有所不同:秦汉之际在"芷阳"(临潼区韩峪村一带),汉末至南北朝移动到"霸城"(灞桥区陆旗营、谢村一带),皆在灞河以东,隋唐时期因都城南迁、交通结构变迁又向西南移动到灞河以西白鹿原上。"霸上"作为长安(西安)东部军事要冲的性质、地位始终不变。

芷阳、霸陵城(邑)与霸城关系再探

芷阳、霸陵城(邑)与霸城是秦汉至魏晋时期咸阳—长安东部的重要城市,经文献分析结合考古材料可证,汉霸陵城(邑)是在秦芷阳乡(邑)的基础上改筑而来,在今临潼区地窑村南,魏晋霸城则始建于曹魏时期,并作为霸城县的县治沿袭使用到北周建德二年(573),在今灞桥区陆家营、谢村一带。汉霸陵城(邑),两汉称之为"霸陵城"、南北朝时称为"霸陵故城"、唐代称为"汉霸陵";魏晋霸城,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霸城"、唐代称为"故霸陵",至北宋时始将三城的地望都归入魏晋霸城的所在地,自此便造成了混淆。

京兆土贡方物考论

京兆地区作为汉唐时期政治经济核心区、五代北宋时期西北重镇,曾向中央政府进贡多种土贡方物,涉及食品、用品、药材三大类二十多种。这些土贡方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兆地区物产情况,同时也反映该地区从国都政区到普通地级政区转变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

秦汉时期“鸿门”与“霸上”地望考实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所记载"鸿门宴"中的秦汉"鸿门"与"霸上"分别是西安市临潼区新丰东的鸿门坂博物馆和灞桥区新筑西南的桥梓口一带。本文经研究后认为,秦汉"鸿门(刘项相会处)"在新丰街办周家沟,而"霸上"则在骊山西麓"芷阳坂"西北端,两地相距16545米,与《史记》所载的"四十里(16632米)"相符。在历代有关秦汉"鸿门"和"霸上"的注释中,只有"孟康曰"和郦道元"秦襄王葬芷阳者谓之霸上"是准确无误的。

瓦甓略谈

瓦和砖,古称"瓦甓"。虽然学术界对古代砖瓦的专门研究始于宋代,但是除瓦当外,对司空见惯的板瓦、筒瓦、方砖、条砖等普通砖瓦建材的关注很少,且在描述古砖瓦同一特征、性状时使用不同的词汇,因此,专门对古代砖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以明确标准、减少歧义,并增进大家对古砖瓦的认识。

汉唐砖瓦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建筑史上,砖瓦的发明意义重大,上至皇室的宫殿官署,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般房屋,无论何种建筑都需要用到砖瓦。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两个高峰时期,关中地区汉文化建筑遗址砖瓦堆积丰富的区域往往也存在较厚的唐文化堆积,因此汉唐砖瓦经常混杂在一起,区分这两种不同时期的砖瓦文物遗存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就汉唐两个时期的砖瓦建材做一对比研究,并浅谈砖瓦建材的变化原因,期望做到以史为鉴,弘扬中华匠人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砖瓦行业健康发展。

浅谈中华传统砖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砖瓦是搭建、构成墙体屋面的重要建材,在人居建筑物质层面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追求建筑的精神和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中华传统砖瓦文化。从文物和历史文献综合来看,中华传统砖瓦文化起源于东周时期、形成于秦汉魏晋时期、发展成熟于唐宋明清时期。集中表现在建筑应用文化、社会意识领域和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三方面。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析“砖”在中国古代的各类用途

砖在中国古代不但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而且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文化。从《二十五史》中的官方正史记载结合考古成果综合研究表明,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国砖的用途约十六种,大体分为"主要使用功能(建材)"和"衍生使用功能"两类。几乎涵盖了各个生活、生产领域,用途之广泛远远超超出我们的想象。

考古学视野下的砖瓦发明之辨

据文献记载,中国砖瓦的发明约始于夏朝。但是文献记载模糊,难以考证是否属实,因此只能依靠考古工作来解决。随着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历了"砖瓦同时产生"、"先瓦后砖"和"先砖后瓦"三个阶段。迄今为止,中国第一瓦为宝鸡桥镇遗址发现的筒瓦和板瓦的残片,距今约4000年;中国第一砖为蓝田新街遗址的陶砖,距今约5000年。

本地群众对文化遗产认知程度的评估研究——以秦东陵文管所开展的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为例

文化遗产是由先人创造并保留到今天的一切文化遗存,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构成要素,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为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及文化遗产知识,营造出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定自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更丽邑曰新丰”故事源流考析

新丰，虽然它现在是临潼区下辖的一个街办，但在历史上却大名鼎鼎。《临潼县志》（乾隆本）载：“临潼，唐之昭应也，于汉为二县，日新丰，日栎阳。新丰于商为丽国，周骊戎，秦始皇十六年置丽邑，新丰者，汉高帝还定三秦，都栎阳，仿丰邑，城市里居营于丽，更名新丰以奉慰太上皇者也。”新丰城历史悠久，地位重要，与它相关的历史故事很多，其中以“更丽邑日新丰”最为著名，流传最广。

秦文化“怪兽纹”瓦当图案考释

在秦文化动物纹瓦当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瓦当——“(怪)兽纹瓦当”,即这些动物形象难以辨识,仅能确定是一种动物,为此结合秦文化相关动物纹及“(怪)兽纹”所展示的动物特征来进行对照分析,对三个存在争议的秦文化“(怪)兽纹”瓦当图案进行考释,结合文献将其定名为“蛟纹”瓦当、“四雄雉(鸡)”纹瓦当和“佚牛”纹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