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内外,字里行间: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基础建设——黄乔生教授访谈录

黄乔生长期供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鲁迅史料整理、鲁迅年谱编纂和传记写作、鲁迅经典作品笺注等领域精耕细作,将学院式的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工作有机结合,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鲁迅,取得丰硕成果。在回答访谈者李杨提出的问题时,黄乔生结合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阐释行走于学院和博物馆之间的鲁迅研究的独特性,并提出鲁迅研究基础建设的发展方向。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的“抗战性”

中国新兴版画是在鲁迅的倡导和培育下发展起来的,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兴盛的社会主义思潮合流,与具有抗争意识的左翼运动和已经开始的抗日战争同步。鲁迅去世后,新兴版画的反抗性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达到成熟。“抗战性”是中国新兴版画与生俱来的特性,在新兴版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参己见”:鲁迅文章中的“作”、“译”混杂现象——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为中心

创作家鲁迅，幸，还是不幸，生在西方文化广泛而深刻影响中国的时代，读新式学堂，出洋留学，精通至少一种外语，翻译很多外国著作。创作家兼翻译家，创作和翻译两样文字有时就不免混在一起。鲁迅青年时代，或因处于学习阶段，或为了现实目的——例如宣传和赚取稿费——而改写外国作品，所谓“改写”，就是不采取所谓直译方法，而近乎严复和林纾的“达旨”，其结果当然是“作”、“译”混同，归类非易。

重读鲁迅:客观态度与同情理解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鲁迅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经典的”比“普通的”涉及的问题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历史意蕴更丰厚。鲁迅创作文本诞生伊始便好评如潮,但不可否认其出发点和目的并不尽相同,而且随着鲁迅创作经典化的实现进程,这一点也愈加突出。正因如此,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和再评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鲁迅的“深刻”与他关注的问题、思维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以及表达的独特性有关,而这些在今天还远未过时。因此,在许多场合和许多领域,我们都仿佛和鲁迅不期而遇,他让我们汗颜,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得更多。2006年,鲁迅已经离开人世70周年。“重读”鲁迅,这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从鲁迅作品分类与文集编纂说起

新世纪二十多年来,鲁迅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研究带动出版,多种多样鲁迅著作的类编、选集问世,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计划开展《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本文尝试就鲁迅著作的分类、鲁迅文集的编纂及对作为文体家的鲁迅研究谈一些粗浅的想法。一即便只作为文学家,鲁迅形象的维度也是多面的。近年来学界对鲁迅的身份开展了细化研究,关于文学家鲁迅的身份,有人研究其留学期间所读外国文学书籍对其小说家身份确立的影响,有人从翻译活动探讨鲁迅文学道路的起点.

一座宅院,一所学校,一个灵魂——《阿Q正传》发表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学们:今天,为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我们在这部名著的诞生地举行学术研讨会,向鲁迅致敬,专题研讨这部名著、这位大师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意义和巨大影响。五年前,在2016年9月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新学年开学时,我在这里做了一次报告,题目是《一座宅院,一所学校》。

新发现鲁迅致内山完造短简考释

最近公布的日本左翼文人鹿地亘生前所藏书信等资料中,有一封鲁迅1936年8月28日致内山完造的短简,内容有关鹿地亘翻译鲁迅杂感文章《论照相之类》。本文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日左翼文化界的交往、鲁迅杂感和《大鲁迅全集》的日文翻译及鹿地亘与鲁迅、内山完造、胡风等的关系,尝试解读此简。

图像媒介下鲁迅的形象塑造及文学观念嬗变

鲁迅有过长期的照相经历,并对照相术做过系统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图像观念,他视图像为促进文学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手段,并在写作中自觉融入了“照相”方法,晚年甚至尝试“立此存照”的写作方式。鲁迅的公众形象塑造借助图像媒介获得了独特表达效果,但他对照相这一现代技术的态度有着从热到冷的变化过程,晚年对包括照相在内的现代影像技术及其与自己的写作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审视和反思。本文分析图像媒介下鲁迅形象的自塑和他塑过程,揭示鲁迅图像观念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鲁迅的现代国家美术观念与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发展

鲁迅的美术观念与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他从国家文化建设和国民精神改造的层面对中国美术的革新及其与现代社会的调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人民大众对反映社会斗争和时代发展的新型艺术的需求,从西方引进版画艺术,强调艺术的时代性和大众性,同时探索传统美术与外来艺术融合的可能性。鲁迅美术观念的形成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觉醒,并成为推动中国新兴版画发展的重要力量。鲁迅艺术观念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版画特别是抗战版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观的建构,对今天的艺术发展也具有借鉴价值。

“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

1904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始学习医学,两年以后,他弃医从文。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医学训练,他同藤野先生的关系,他的弃医从文的决定,成为许多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对有关鲁迅与仙台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并展望研究的前景。

从《旧邦新命》到《国民:1919》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意义非凡,影响深远。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是职责所在。纪念馆每年都在青年节前后开展学术研究和社教活动;逢五逢十,纪念更为隆重。今逢百年,其意尤殊。

中国菜与性及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略识——从鲁迅《马上支日记》中的两段引文说起

1《马上支日记》是鲁迅1926年7月写的日记体文章，记录当时的经历和感想，虽非精心组织之作，却也保存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材料。文中提到，7月2日，他在北京东单一家兼售日文书籍的商店东亚公司购买了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鲁迅一向重视外国人所著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书籍。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阅读了涩江保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H．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

在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雒树刚部长、刘玉珠局长、令飞先生、各位来宾、各位同仁、朋友们：2016年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纪念，今天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对公众开放60周年纪念日。

鲁迅译《死魂灵》述略

一 鲁迅晚年多写“杂文”，小说创作很少，几乎没有大作品，因此招来议论纷纷。有人为他惋惜，不写长篇小说，却写杂文或翻译些估屈聱牙的苏联文艺理论，是浪费才能。他本人则认为杂文贴近社会，批评人生，能立即起到作用，自有其价值。至于翻译，他也不赞成“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而主张尽可能多地翻译外国作品，给中国的创作者提供丰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