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志愿服务的多元制度逻辑及实践路径——以广州市B社工站为例

“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是我国现阶段的社区志愿服务实践模式之一。制度环境形塑了志愿服务的特征,使志愿服务呈现出深刻的制度逻辑。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时,受到社区治理情境的影响。社区志愿服务主要受到政府行政逻辑、社区治理逻辑以及专业逻辑三种制度逻辑的塑造,分别呈现出实用主义、发展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实践特征。在这三种制度逻辑中占主导作用的是政府行政逻辑,专业逻辑和社区治理逻辑在文化象征上能达成共通,并在日常实践中互相融合。当多重制度逻辑发生冲突时,通过专业逻辑与社区治理逻辑的互融互动能够实现多重制度逻辑间的互补与共存,从而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进而促使志愿服务在实现社区活力、互动与参与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学的日常化建构与知识实践——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自己的活法”: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成年转型

成家与立业是青年群体实现成年转型的关键,现今却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研究发现,在无法按照传统模式实现成年转型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我重构形成一种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非个体主义的去家庭化、从无积累到负积累的不稳定工作以及“自我破坏”的消费行为是其形成以上模式的重要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去家庭化并非完全个体主义的“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规避家庭风险与压力、保留家庭或家族的颜面与个人尊严等现实境况下的不得已选择。此外,他们的不稳定工作并不利于收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甚至造成负积累。面对以上境遇,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网络世界的消费,这种极致化的消费行为使他们进一步滑入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在这些机制作用下,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处于不稳定循环之中,成为城乡间的新困境群体。

大学生网络素养认知差异及提升策略

从信息获取与判断、虚拟身份管理和数字权益维护等方面分析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核心构成要素。通过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揭示大学生在网络素养认知上的差异及其情感反应,提出通过教育改革与认知策略优化来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的路径,以更好应对数字社会的挑战和机遇。

丙烯酸装置低温热利用优化改造

主要介绍了丙烯酸装置伴热系统的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分析装置低温热利用优化改造的可行性,可通过优化改造热水及凝液系统现场工艺流程,从而解决装置热水系统伴热结垢堵塞及凝液系统水击问题,消除现场安全隐患,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治理单元调整与社区治理体系重塑——兼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近年来,城市社区建设开始转向社区治理的创新和发展,重塑社区治理体系。既有的研究各自关注某一方面,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社区建设的发展特征及方向。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以治理单元的调整回应社区的复杂性,提升社会的治理成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为社区治理,本文理清社区治理的三个治理单元和相对应的治理重点——社会服务、居民自治和社区协商,并探讨社区建设在这三个重点上的变迁。

含铜铁基粉末冶金零件烧结性能的研究进展

含铜铁基粉末冶金材料在烧结前后易发生尺寸变化,为此类零件的生产带来不便。本文介绍了有关含铜铁基粉末冶金材料的烧结过程、烧结过程中铁铜粉末颗粒尺寸变化和烧结尺寸变化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高于Cu熔点温度烧结时,Cu颗粒熔化扩散渗入Fe颗粒中,在Cu颗粒原本位置形成流出孔隙,从而造成烧结坯尺寸的膨胀;随着烧结温度或烧结时间的增加,烧结过程中铁铜粉末颗粒的尺寸呈增大趋势;影响含铜铁基粉末冶金材料烧结尺寸变化率的主要因素是粉末粒度及合金元素的成分和含量。

社区治理体系重构与社区工作的行动策略--以广州C街道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C街道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讨论在中国社区治理体系重构背景下社会工作可能的发展空间。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构建是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传递的双重体系,对社会工作发展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方面,该体系重构了居委会的服务角色(同时加重了居委会的任务),也可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等整合资源的网络平台;但另一方面,专业社工有可能被吸纳到街区权力结构中,或者在居委会服务角色凸显后被边缘化。社区建设应转变控制与服务输送的思路,转而以网络(Networking)的系统运作,强调合作的伙伴思路。在此种社会情境中,专业社会工作如何以反思的态度保证专业化的发展是现阶段应思考的问题。

Sturge-Weber综合征临床分析及影像诊断

目的探讨Sturge-Weber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CT、MRI表现及诊断。方法归纳8例Sturge-Weber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8例均有脑内软脑膜血管瘤,其中3例伴有颜面部血管瘤,均位于三叉神经眼支分布区(均累及单侧);7例表现为癫痫发作,其中5例伴有头痛,1例伴有头晕及一侧肢体乏力;1例表现为单纯反复头痛;均无智力低下或青光眼。影像学检查可清晰显示脑萎缩、脑回样钙化、软脑膜广泛强化伴静脉畸形。结论 Sturge-Weber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疾病,根据典型临床特点及CT、MRI等影像学检查有助于确诊。

双靶新辅助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疗效及MRI参数变化

目的研究双靶新辅助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乳腺癌的疗效及磁共振成像(MRI)参数变化。方法选取2019年1月~2020年3月于本院收治的112例乳腺癌患者,根据治疗方式分为TCH组[曲妥珠单抗(H)+多西他赛(T)+卡铂(C)]和TCHP组[曲妥珠单抗(H)+帕妥珠单抗(P)+多西他赛(T)+卡铂(C)],各56例。随访1年,比较两组的MRI检查疗效、病理疗效和1年生存率;比较不同疗效患者的MRI检查结果;采用ROC曲线分析MRI各序列参数对HER-2阳性乳腺癌病理完全缓解(pCR)的预测价值;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分析不同疗效患者的1年生存率曲线。结果TCHP组的MRI检测有效率高于TCH组(P<0.05);TCHP组的病理检测有效率高于TCH组(P<0.05)。非pCR与pCR患者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肿瘤最大长径、EER、TIC、强化模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ADC值、肿瘤最大长径、EER预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pCR的AUC为0.891(95%CI:0.818~0.942),且联合预测的AUC高于单一预测(P<0.05)。TCHP组患者的1年生存率高于TCH组(χ^(2)=4.192,P=0.041)。结论TCHP新辅助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疗效良好,1年生存率高,安全性强,联合ADC值、肿瘤最大长径、EER进行评估,可有效提高患者pCR的预测价值。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国家基层策略行为与社区过程 基于南苑业主自治的社区故事

在转型的社区情境中,国家基层政府的行为是策略性的,社区居民亦陷入了权变的回应过程。文章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行为的不同阶段,从中观的社区形态考察基层政府的不同策略和社区过程。政府干预、释出和旁观调控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反映了政府对于社区的态度,社区层次和事件性质是基层政府策略行为的关键自变量。文章运用拓展性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家在社区的基层策略,以及转型期社区的生成和发展,基层政府行为与社区回应的不同逻辑是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

基层治理结构与政府数据治理--以Z市T区网格化管理及其专项行动为例

技术治理是现阶段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面,数字化是其重要特征。通过数字化汲取信息,国家逐渐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掌握。为了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构建了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并将其嵌入原有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基层社区,政府数据治理采取了不同的数据采集策略,并以自下而上的数据采集机制、自上而下的数据治理执行机制和多元协同的互动机制作为补充。论文以政府数据治理体制为切入点,将国家和社会以信息作为衔接线,聚焦于基层政府的治理结构与数据生产的运作,研究治理数字化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变迁,以解释政府清晰化社会图景的逻辑。

党建引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党群服务的实践类型及机制分析

党建引领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安排,党群服务中心作为社区服务的提供者,是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服务单位。目前,在基层社区存在四种党建引领专业的党群社区服务类型,包括党建与专业介入并重的党群共治型、党建为主的党组织建设型、党建价值引领下的公益互助型、专业介入弱的行政服务型。以增强党群的参与力和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为落脚点,党建引领社会动员和党建引领多元联动是两种有效的服务机制。社区服务需要将党建的引领性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高度结合,才能保证社区服务的成效,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治理有效:城中村的治理失序与乡村治理重构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如何实现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以Z市重点整治村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失序与重构过程,构建了一个城中村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城中村治理有效由组织结构、社区秩序和公共服务供给三个属性共同构成,三个属性存在相互适应、紧密相连的关系。治理有效是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能动互动的结果。政府权力通过设置治理目标和策略行为,促使村落治理重构,实现其介入村庄治理中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同时实现乡村治理自下而上的有效性。

社会变迁与生活机会:1977年以来的生命历程研究

改革开放作为"大事件"改变了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机会,也增强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政策鼓励推动了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的增加促进家庭境遇的好转,而产生了人们对社会的积极认知;而现阶段人们的焦虑感则源于阶层固化和经济发展的缓化。社会的发展应该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强化人们对生活的预期,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 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转变参与:结构变迁与共识建构——香港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参与研究

香港回归以来,中小学教师社会参与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话题。本文采用深度访谈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中小学教师从"弱参与"的个体状态到"强参与"的集体状态的转变。社会结构变迁与教改政策出台导致教师生活境遇变化,教师团体/工会通过共识建构与运作的方式成功将教师群体塑造成利益共同体,形成纷繁复杂的社会参与格局。

“学生评教”体现以什么为本

学生评教足指学校组织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及其态度、水平和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的活动。目前，学生评教在我国各学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一项常规性制度。

“学生评教”意欲何为

学生评教本应体现学校民主、以学生为本,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但在学校普遍实施的“学生评教”实践中,却并没有体现以学生为本、教师为本,而是以管理为本。管理主义单独以效率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教育组织目标的实现,而且管理主义中的人性假设与教育中的人性假设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学生评教”应走出这种管理主义的误区,充分体现出高校管理的本质是为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