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创新,不落窠臼——访黄留珠先生

黄留珠先生系著名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专家,在秦汉史、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周秦汉唐文明、陕西地域史等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黄先生主张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倡导“大历史”史观、通俗史学、陈直学、长安学等。应本刊编辑部邀请,黄留珠先生就史学如何突破创新的话题作了深入的讨论。

时代呼唤通俗史学

1 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学科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以往事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可谓首当其冲。如果说80年代当开始有“史学危机”这一提法时,不少人还不以为然的话,那末,今天“危机”二字已经远远不足以表示史学所面临的窘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倒不是因为时代已经不需要史学,也不是由于史学丧失了其本身的存在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整个迅猛发展形势的严重脱节。

重新认识秦文化

秦人始国前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戎战争，使秦文化先天具有军事性。商鞅变法后与法家思想相结合的秦文化，军事性空前膨胀，这是由于法家思想本系军事思想而产生的叠加效应。秦文化的军事性既成就了秦的统一事业，同时也造成了秦主朝的速亡。

试论张良研究的当代价值

张良的一生是依靠智力而建功立业的一生。研究张良的智慧，对于形成、建立历史智慧学举足轻重。应该把张良的“美”——即智慧，发掘出来，以为现代化建设所用，以为强国富民所用。

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关于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

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创作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由著名作家王充间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以下简称《逍遥》），即这套丛书首批推出的十种书之一。

关于汉唐文化的几个问题

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与外部世界交流交往广泛,影响深远,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是长安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论长安文化

把长安文化理解为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陕西文化,比较适中。史前长安文化可追溯到百万年前蓝田猿人原始文化。在文明时代,长安文化发展经历了西周、秦国秦朝、西汉、隋唐四次高峰,创造了辉煌。长安文化的特点,一是肇兴较早,二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三是长期居于引领地位,四是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五是由多种文化交汇交融而成。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21世纪史学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历史由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组成 ,历史研究也应该包括自然史研究和人类史研究两个部分。既重人类史研究 ,又重自然史研究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史学 ,或可称为大历史、大史学。 2 1世纪史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应该更加注重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

汉代的选廉制度

汉代统治者将其倡“廉”主张具体化为一系列的选廉制度。其中“察廉”是长官擢升廉洁属吏的科目，而“孝廉”则是面向全体吏民选拔人才的科目。由于汉世执行选廉制度具有法律强制的性质，故有效地保证了廉选的质量。这些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不无借鉴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代的几种储才形式

中国古代在选拔官吏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上,进行考察或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人们习惯把这种做法称为“储才”(或作“贮才”)。历史上曾有过多种的储才形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干部队伍的建设,不无参考价值。

百年来的秦史研究

百年来的秦史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秦始皇兵马俑、云梦秦简出土为界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期为秦始皇兵马俑、云梦秦简发现前的七八十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两个阶段。第二期为秦始皇兵马俑、云梦秦简面世后的三十余年,以两会(秦俑学研究会、秦文化研究会)成立为界亦分作两个阶段。第二期的第二个阶段是秦史研究发生深刻变革的阶段。其特点一是以秦文化为旗帜凝聚秦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二是更加自觉地与考古工作相结合,三是追求精细研究与通俗表述的统一。

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

“刑法思想”是沿用班固《汉书·刑法志》的说法。商鞅变法后秦刑法思想的要点 :一、刑法为治国之本 ,二、以刑去刑 ,三、刑无等级 ,四、慎法制 ,五、观俗立法 ,六、不以私害法。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 ,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 ,但总的趋势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的演变。

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

今年农历三月十三,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先生华诞九十周年;公历六月二日则又值先生谢世十一周年之忌日。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深感对于先师最好的纪念缅怀,莫过于学习他的治学精神,总结、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思想。本文仅是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愿与海内外有兴趣于斯道之朋友共勉。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陈直先生的治学之道

他是一位在史学、考古、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巨大建树的杰出学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既无洋学历亦无土文凭的素身教授。如此独特的他，就是西北大学的陈直先生。陈先生祖籍江苏镇江（后迁居东台），190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读书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当他考取清华研究院之后，无力支付学费，只好走上一条自学成才的艰难道路。青年陈直，便已经刊行著作多种，在学术界显露峥嵘。抗战期间，他拒绝日伪封官许愿，逃难至陕、甘，于供职金融机构以谋生的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秦陇地区特别是关中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优势，致力于收集整理文物，用来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新中国诞生后，经著名学者、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约请，他自1950年开始执教于西大历史系，从而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文革时期，他的研究被斥为“四旧”而受到冲击，但他巧妙地利用时间整理自己的著作并手写四份，后被四川、陕西两省图书馆及西大校史办收藏。粉碎“四人帮”后，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培养研究生及指导中青年教师业务进修。直到1980年谢世的前一刻，还在为研究生解答问题，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