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释“龏龏■■”——兼说西周金文中的怠政、庸政和惰政

西周金文的“龏龏■■”应读作“恭恭包包”,即表面恭敬,实则内心却包藏阴谋,表里不一.毛公鼎铭文此节系王告诫毛公作为执政大臣,要以先王作为典范,勤政爱民,行仁政善政,不得怠政、庸政和惰政以伤民;要勤勉事王,从严治吏,恪尽职守,真正起到作为王朝股肱重臣的作用,以助其治国安邦.鼎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集中体现了周人“为民父母”的德治思想和“为政以德”“乂民以德”的治国治民理念.毛公鼎浓缩了历史的智慧,凝结着古代文明的精华,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叔肯父簋所见史事暨制度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叔肯父簋年代为穆王前期。器主叔肯父系晋国高级贵族,与“侯”即晋侯或为兄弟,或系身份特殊的重臣。墓主系昭穆时期(主要活动于穆王前期)霸国的中等贵族,其生前或系领兵作战的武将,与其邻近的M2002的墓主霸伯尚之子格仲皆殁于搏戎之役。叔肯父簋出自霸国墓地,应系馈赠或赗葬所致。商周时期王或诸侯为臣下修建宗庙宫室,或为其娶妻成家,或亲临臣下宫室宗庙祭享,皆系常制,以体现君侯对身份特殊或功勋卓著者的特殊礼遇和关照,周人沿袭商人礼俗。凡此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商周时期的政治、社会及礼乐制度。

说“曾”

据出土古文字资料,殷商时期曾人系以“鼄”即“曾”为徽记符号之国族。殷周革命后,周人在殷商曾之故地汉水流域分封宗亲,重新建立曾国,沿袭殷商时期曾之名号,并对其(鼄)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在其基础上形成新的徽记符号,即曾侯乙三戈戟之上戈内后部阴刻的由龙形图案构成的徽记符号。该符号为“鼄”字的美术化、图案化,与湖北汉阳纱帽山出土商代铜尊上的徽记符号一脉相承。“鼄”“曾”系一字之分化,为同源字。太保玉戈铭“命曾侯辟,用鼄走百人”,即以殷商鼄族(地)旧部之仆御一百名赏赐曾侯,命之就封。■乎簋的器主■乎系殷商曾人后裔,“■”为其族名和氏称。周代铜器铭文所见不同时代曾人名字常以从“黾”从“虫”之字为之,是曾人以“鼄”即“曾”为族氏徽记符号的文化印记。

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

本文主要通过字形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西周铜器铭文中作族氏称谓的"霸"与"格"所指实一,之前所谓的"霸国"或"霸族"与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所指亦同,即为文献所载的春秋时期的潞国之前身,系殷商时期西落鬼戎的支系,其地望西周及春秋早期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春秋早期以后约在今晋东南的以潞城为中心的黎城、长治一带。

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从文字学角度看,西周金文中将"还"读作"县",既"有律有例",又有文献和史实的依据,且文字、文献及史实均可交验互证。读"还"为"县",在各方面皆有充分依据,可为定谳。将金文与传世文献等互证,至迟在西周中期懿孝之世已有"县",其性质为"县鄙"之"县",与后世"郡县"之"县"有别。元年师史簋的"大左",殆即"大将"、"大帅";"左右师氏"即王身边的卫戍部队"虎臣"之长官;师史担任"丰还"的"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系王之亲信、重臣,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战时可代王领兵出征。

师臾钟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

本文对陕西扶风强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的师臾钟年代与铭文所载虢季氏世系重加分析和讨论,指出师臾钟应系西周晚期厉王时器,同出的恒簋的"恒"应即师臾的先祖"虢季"。铜器窖藏的形成当与西周末年厉王时期国人暴动所导致的社会动乱有关。同时对太师小子豢簋等一批过去年代判定错误的器物重新断代、系联,将西周时期在王朝历任师职的虢季氏家族的有关铜器串联起来,反映了虢季氏一支自西周早期昭王世至西周末的发展脉络,对更清楚地认识虢季氏家族的历史和西周历史发展的有关细节皆有裨益。

商末周初东土和南土的形势及其控制措施——从商末有关“伐夷方”铜器铭文的理解谈起

据相关金文文例,小子簋"唯令伐夷方"的"伐"、小子卣"令望夷方"的"望"及作册般甗"王宜夷方"的"宜",皆有"省视、安抚"义,与征夷方无涉,是帝辛时与夷方往来交好的史料,以往学界对相关史料多存在误读和误解。繁簋、公贸鼎、昔鸡卣及作册睘尊、卣等反映了昭王时期多次"安伯""安夷伯"的史实,周初对东土异姓诸侯采取安抚与镇压并存的措施,即沿袭殷商时期对东夷采取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盂爵铭云"王令盂宁邓伯",表明周初在南土地区同样也推行恩威并施的策略,与其在东土地区所实施的策略如出一辙。

陶觥读释

本文对新近公布的陶觥铭文进行了讨论,指出作器者"陶"或即后来继位为燕侯的召公奭子廖;"上祖癸"应指周文王,"癸"为其日名,因文王在周人祖先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加"上"字。末句当释读作"唯王廿嗣(祀)",系帝辛二十年即公元前1056年,周文王姬昌即卒于此年,陶觥当作于文王去世后不久。进而对带"或"字徽记的有关金文材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指出带"或"字作为族氏徽记者,作器者应为召公奭及其后裔,"或"这一族氏,系姬周之分支,至少在商末帝辛(纣)之时即已存在,其得名至迟始于召公时。

龏?诸器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

传世两件龏?鼎与龏?觚应系同人所作同铭器,据此可以订正过去对鼎铭的有关误释和误解;从器物形制、纹饰及组合等角度来看,龏?诸器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而非西周早期。据以器物铭文、形制纹饰及出土地点等线索,可将龏?与河南辉县一带出土的子龏及子龙诸器加以联系,"子龏"与"子龙"实即一人,"龙"系"龏"之省;龏?方鼎及觚铭的"龏?"与女子觯(子龙觯)及龏母簋的"龏母"或即一人;"子龏"与"龏女(母),子"铭文同铸一器,二人或系夫妻关系;子龏应系子族,系商王室贵族,所任应系高级武职,其聚居地应在今河南辉县一带。据以文字和文例,"司"或"?"即"姒",系商王之配偶;"龏?"即"龏姒",系子龏之配偶,这与由铭文系联途径推定"龏?"与"龏母"为一人,与"子龏"系夫妻关系可交验互证。

从考史簋谈殷墟甲骨文“丂”的地望

将应国墓地M257所出考史簋的"考"与殷墟甲骨文的"丂"合观,从语言文字、文献及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有关出土和传世材料重加分析和反复推求,殷墟卜辞的"丂"即"考",与考史簋的"考"当系一地,其地望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

京师畯尊读释

文章对京师畯尊铭进行了补充讨论。认为"王有繇功"之"繇"当读作"猷",训功业、功绩。通过有关铜器铭文的系联可知,"日庚"为京师畯之母,"庚"为其日名,"商"为其名;其父日名为"丁"。"畯"为作器者名,"京"系地名,"师"为其职称,所谓"京师畯",即在京地任师职而名畯者。该尊是昭王时期的标准器,对于确定昭王时期楚都的位置、周楚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铜器断代等皆有重要意义。

公仲考论

文章通过对有关铜器铭文的系联和分析,推定西周早中期铜器铭文中的"公仲"应为康、昭时人,系首任曾侯"南公"子,为第二代曾侯,还曾在王朝兼任职务。南方为其子,系昭、穆时人。

曾仲考论

综合有关古文字和考古资料来看,曾仲之孙戈的"曾仲",应即湖北京山苏家垄所出曾仲斿父诸器的曾仲斿父(曾侯仲子游父)、襄阳出土曾仲子敔鼎的"曾仲子敔"及传世曾仲盘的"曾仲",系曾侯般殷之仲子,即次子,名"敔",字"斿父"。

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书者编钟试释

据器物形制、纹饰及铭文来看,陶寺北墓地M3011出土的书者编钟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期前段。作器者系"书者"而非"书"。器主自称"卫侯之孙绅子之子",表明其出自卫国公室,此套编钟应系卫国之器;"绅子"可能即卫戴公申;"卫侯"可能是指卫顷侯,也可能是指卫国的始祖卫康叔,亦即沬司土疑簋(康侯簋)所云之"康侯"。据沬司土疑簋(康侯簋)铭来看,卫在周初始封时即已称侯,《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谓"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之说可疑,司马贞《索隐》以为卫本侯爵、"伯"乃"方伯"之"伯"说可信。

■簋读释

本文对新见的■簋(kāi guǐ)进行讨论,结合器形、纹饰及铭文等方面的证据,定其为穆王时器,并对铭文内容作了简释。通过对相关铜器铭文的系联,指出器主■与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簋的器主■当系一人,他先在豳师任大司马,后迁徙至冀地任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召簋的器主召为其兄弟,系师职。簋铭虽简质,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听簋试释

从形制、纹饰及铭文来看,听簋应系商末帝辛八年(1094BCE)十月所作器,其年代明确,系商末标准器;铭文涉及商纣王帝辛、王子听(纣子武庚禄父)等重要人物;丰富了殷商甲骨文关于"工典"与"五种祀典"关系的材料,对于商代历史、制度研究皆有重要意义。

仲■父诸器系联及有关问题

据以铭文内容、字体,结合器形、纹饰等特征,可以发现:传世两件仲卣(仲作好旅彝卣)的作器者"仲",系传世仲■父组铜器的"仲■父"之省称,两件仲卣与仲父组铜器实系同一人所作。又从器形、纹饰、铭文等角度,对该组铜器进行分析,确定其时代应为穆王前期。对照近年发掘的陕西岐山贺家村M11出土的青铜器,对这组器物的组合情况进行推定,可以认为,它们系一套食器和酒器的组合,原本可能应有尊等器,已佚,或难以确认。器主仲■父的身份应与贺家村M11的墓主昔鸡不相上下,系高级贵族。

谈简帛学的教学实践与改革

随着简牍帛书在20世纪的大量发现,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简帛学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中的"显学"。根据近年来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心得,就如何做好简帛学这样的专业基础课的教改工作,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谈了几点较为具体的看法。

南阳夏饷铺鄂侯家族墓地与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的形势

夏饷铺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的发掘,不但丰富和更新了很多旧有的认知,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对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地区的形势和战略格局的重新认识,有重要促进作用。据夏饷铺墓地最新考古发现,可知宣王时期,周人在南阳盆地重建姬姓鄂国,以稳定南土,屏藩中原。与申、息二国的灭亡时间大致相当,鄂国约于公元前680年左右复灭于楚。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骤变,至西周晚期厉宣时期,周人在中原和南土的统治皆面临严重挑战。宣王时,通过迁申吕、封建宗亲鄂国于南阳盆地,试图在南土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塑,重建中原和王朝的屏障,修复周初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但西周王朝衰落和楚人崛起的大势已不可挽回,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取代曾国成为南土的霸主,南土尽入楚人彀中,“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和屏障作用尽失,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