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授予中非学术标准的界分与适用——兼议《学位法》关于非学术标准的规定

随着学位制度的深入推进以及《学位法》的出台,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引发了新的理论问题与实务争议。从学位的社会价值、历史经验、道德期许、权利义务统一及国际惯例来看,学位授予考察除了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等学术标准外,还应当包含政治标准、品行标准等在内的诸多非学术标准。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在适用中应当注意适用对象、方式和范围等现实问题,为完善《学位法》、出台相关配套规定以及编纂教育法典提供建设性意见。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权的影响——机遇、风险与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法系统发挥着促进学习权有效行使与实现的作用,包括高效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激发学习者求知欲与好奇心以及培养学习者创造能力。大型语料库中专业知识资源的缺乏导致生成内容的准确性被高估,知识的轻易获取会使知识素养低的学习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依赖,难以培养学习者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且优质知识的获取并不代表学习权的有效行使与实现。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权行使与实现的冲击,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学习权行使的辅助工具并提升其算法透明度,同时培养提升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坚持“以能力为导向”,分层引进和推广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数据权利保障之国家义务及其实现

数据权利保障存在着明显的“重私法,轻公法”现象。在宪法层面上,数据权利保障应以国家义务为根本依托。数据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是由尊重义务、保护义务、给付义务所组成的递进式结构,其内容分别对应着预防国家侵犯数据权利、排除第三人侵犯数据权利以及数据权利实现的国家给付性救济三个层次。为了确保国家积极履行对数据权利的保障义务,既要建立起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内部纠错审查机制,也要发挥公众对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外部监督效能,还要不断强化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家义务履行监督机制。

优质受教育权: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指出,受教育权是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相较于以教育机会为核心的公平受教育权而言,优质受教育权契合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追求与整体性保障需求,在教育的人权保障范式、射程范围以及发展权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作为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更具合理性。应充分发挥优质受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智慧教育选择、机会、条件与信息技术利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保障,并构建起以优质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客观价值秩序,强化智慧教育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保障与程序保障。

数字人权的概念证立、本原考察及其宪法基础

数字人权概念的提出具有现实必要性与价值正当性,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承继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在数字时代下,人的存在形态、生活方式与生产活动等都出现了全新的“数字属性”,该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外延拓展的结果,是数字人权产生的正当性根源。数字人权包括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形成的具有数字化形态的传统人权,以及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形成的新兴数字权利。这两种类型的数字人权都具有相应的宪法规范基础,应当成为宪法基本权利,并将随着宪法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我国学位立法的价值变迁与《学位法》的价值定位

立法价值为学位立法工作的开展明确价值遵循,属于立法推进中的核心范畴。立法价值对于《学位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引导《学位法》确立科学合理的立法理念,并且推动着教育法制体系的不断健全,同时为学位制度的具体设计提供方向性指引。我国学位立法在价值层面上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迁,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从工具价值到人本价值;二是从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三是从管理价值到教育价值。针对当下我国制定《学位法》的价值定位来看,在应然层面,应当以对学术自由权与受教育权的保障作为基本价值遵循。在实践层面,应当在《学位法》的具体章节中,将对学术自由权与受教育权的保障明确化、具体化。

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的法治审视:正当性研判与优化路径

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是关乎博士生能否获得博士学位的重要环节,既关乎公民受教育权又涉及高校自主管理权。我国20世纪90年代引入与确立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在加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保障和提升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规范性文件中发现,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为此从主体、行为、程序、救济四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

受教育权价值变迁及其在数字时代的价值定位

“价值”的概念内涵在教育学和法学视角下各有不同。对于受教育权而言,其价值分析主要应当从受教育者自身而非施教者一方出发。其中,自由与公平价值是受教育权的核心价值。受教育权价值变迁一方面源于教育组织形态和技术形态的变革,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权利形态自身的演进过程,即从应有权利发展成为法定权利,再到最终的实有权利。受教育权价值经历了以自由为主、公平为辅到以公平为主、自由为辅的变迁。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确立,并开始与施教者共同分享教育话语权,受教育权也因此随之转向公平与自由并重的价值定位。其中,教育公平价值是数字时代应当坚守的教育底线,教育自由价值则是数字时代对发展优质教育的呼唤。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强调国家负有确保人民在实现基本权利过程中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该义务只针对第三人侵害,而不涉及公权力和自然力的侵害。国家保护义务可分为预防、排除和救济三个层次,具有分别对应第三人侵害发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不同特点,各国家机关在三层次中发挥不同作用。在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的关系上,虽然二者都与第三人侵害有关,并且都是基本权利在客观法面向的表现,但二者同源异流,保护义务实质上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属于基本权的垂直效力,而第三人效力实质上是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属于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

论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

学术标准是学位制度的核心部分,也是把控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领域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对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时常出现学位授予的司法纠纷。通过梳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四个典型西方国家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从学位制度历史演变、学位授予程序以及学位授予具体要求等各个方面,比较西方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学术标准,概括出西方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是以学位论文为核心、课程学分并重的学术标准模式。这种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模式为改进我国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制度,解决学位授予纠纷,从根本上提升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国家的尊重义务

防御权功能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以防止国家权力的干预、为公民创设"自由空间"为旨趣。公民劳动权的起始之处,即国家权力的终止之所。防御权功能属于"主观权利"范畴,公民享有"不作为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尽管我国《宪法》未规定劳动自由,然而,从"事实"与"规范"二维度看,防御权功能亦是我国劳动权的题中之义。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之实现仰赖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尊重义务是劳动权保障的根本义务,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尊重义务的主体,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尊重义务的主体资格。

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

国家义务是在宪法学上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对应的一个基本范畴。以国家义务产生依据、体现的国家性质以及行为状态为基础,宜将国家义务划分为尊重、保护和给付三个在内容上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按照三者履行的难易程度即"尊重、保护和给付"的顺序建构国家义务体系,既体现国家义务发展的历史规律,符合基本权利发展的精神,且对国家义务的履行具有指导和鞭策作用。

生存权的本真含义探析

学术界关于生存权含义众说纷纭。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公民应当享有的、由国家依法保障的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的本真含义包括四个层面:生存权的本质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生存权的主体是所有公民,义务相对人是国家;生存权的内容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权、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保障权。

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宪政分析

关注和保障民生,是立宪国家的首要目的与第一要务。就宪法学而言,与民生所涉宪法社会权以及权能的多重面向相对应,国家对民生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同时,依据"宪法一体性"原理,该递进义务的履行与国家权力之分立,互为表里,而彼此制约。实现国家的民生保障义务,必须以人性尊严为根本准则,通过树立宪法意识达致法治观念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试论受教育权的平等理念

平等是受教育权的基本价值取向 ,平等的实现是一个从理想平等到法律平等再到实际平等的依次演化过程。我国受教育权的平等理念应为 :义务教育是个人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 ,所有社会成员应一律平等享有 ,即“共享的完全平等”;非义务教育则只能按个人成绩和能力差别依比例平等享有 ,即“差别的比例平等”,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处境不利者。

农民平等权——“二等公民”和“受损者”的平等主张

农民平等权是"二等公民"、"受损者"的平等主张,即作为中国社会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农民享有或应当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公平的利益以及受到平等对待。就其性质而言,农民平等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同时具有三代人权的属性,既是一项消极权利也是一项积极权利,并且是建立在形式平等之上的实质平等要求。因此,保障和实现农民平等权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终极意义。

以人权为核心度量发展的四个维度

人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缺失人权精神的滋养,发展就会丧失方向,失去灵魂。发展是一个扩展人权的全面过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四个维度,要知悉发展的"质量"如何,就必须以人权为基点进行度量。以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四项基本人权来度量发展的四个维度,是一个"四位一体"的复杂的相互关联体系,是一个全新的、相当重要却长期被人忽视的评价标准模型。

经济发展要求下社会权保障的合理区间

经济发展与社会权保障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且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权保障的不足与过度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也会阻碍社会权在更深层次上获得实现。为此,需要确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权保障的合理区间。而将满足最低生活需要作为社会权保障的下限,将符合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社会权保障的上限,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权保障思路。同时,应将保障公民社会权的程度作为政府考核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防止政府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以保障最低限度的社会权来削减自身的义务。

人的“数字属性”及其法律保障

数字化时代出现了“生物人”与“信息人”并存的局面,人们的存在形式获得了全新的“数字属性”。这种属性来源于人的社会活动数字化进阶,在数字空间中人的社会关系生成、人格尊严维护及个人价值实现都是通过信息、数据与代码进行描绘、表达与建构的,是其社会属性数字化流变的结果。人的“数字属性”的法律保障机制包括前后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是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确立数字人权的法律权利形态,构建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升级的传统权利与生成的新型权利的二元并存架构;二是以数字人权为依据构建由个人义务、科技企业义务与国家义务构成的数字人权的法律义务体系。

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