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网络、信息流动与产品出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贸易网络越发错综复杂,产品间信息流动不断加强且其渠道日益多样化,对企业产品的出口表现产生深刻影响。借鉴产品空间理论的最新进展,本文构建产品–地理双层空间网络下的信息流动指标,并利用我国海关贸易数据,探讨产品间信息流动对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一种产品与其他产品的信息交流加强能够促进其市场份额扩张,同时带动产品内出口企业的数量增加与企业(尤其是在位企业)平均出口规模的提升。随着产品间信息流动的加强,信息对企业生产与销售过程的赋能能够促使企业调整自身进出口边际,推动企业出口单价降低与产品质量提升。本文有助于推动国际贸易研究中产品空间网络与地理空间网络不同研究支线间的融合,为当前我国挖掘出口市场海量信息价值以赋能经济增长、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双循环下中国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机制检验:产品地理网络与高铁建设

当前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提出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保持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同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高铁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探讨了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对出口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对出口企业选址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产品地理网络可促进出口企业选址内迁。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二者均对一般贸易、出口到低收入国家和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样本正向影响更大,而产品地理网络对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作用体现在一般贸易、出口到低收入国家和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样本中。机制检验表明,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带来了信息溢出和贸易成本的下降,进而引导企业选址。此外,产品地理网络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但由此带来的企业间低成本模仿会降低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研究内容揭示了产品地理网络与高铁建设影响中国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机制,为更好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智能化能否带来低碳化——空间清洁溢出与价值链低碳扩散

代表生产与服务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对全球全产业链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基于1996—2018年30个国家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机器人应用促进碳减排的空间与价值链外部性。实证结果发现:机器人应用不仅降低了本行业的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空间清洁溢出效应与价值链向上低碳传导效应,有效降低周边地区与上游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但上游行业应用机器人后,反而加剧了下游行业碳排放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本地区的机器人应用通过促进周边地区同行业的产业聚集推动该行业实现清洁生产,下游的机器人应用能够提高上游创新水平与竞争优势实现上游行业低碳化发展,上游的机器人应用则通过抑制下游行业规模扩张与创新能力提升,使下游陷入“低端锁定”困境,难以实现低碳转型。异质性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水平高、清洁技术先进、高研发资金投入的国家以及低污染、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行业能够更有效地接收到机器人应用带来的空间清洁溢出与价值链向上低碳传导效应,且不论如何改变国家与行业分组,上游应用机器人对下游的污染效应始终稳定存在,文章研究为客观评估机器人应用对经济低碳发展的影响提供国际视角的证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碳排放——基于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冲击的量化分析

结合量化贸易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将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拓展至环境分析,以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下降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标志性事件,量化评估贸易开放带来的环境绩效,系统审视其中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贸易自由化会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重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使得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0年整体提高约1.68%—1.83%。其中对能源行业需求的增加以及能源行业降污减排技术落后是短期内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但贸易规模扩张带来的“干中学”效应在行业渗透性更强的电力燃气和水供应行业中发挥了更大的技术溢出效果,极大地推动了该行业降污减排的技术进步,进而降低了经济整体的碳排放强度。从长期看,贸易自由化对污染的短期恶化效应在技术溢出中会得到有效解决。

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RCEP国家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本文基于BACI数据库,实证研究来自中国这一RCEP区域内对外贸易最大的成员国的进口竞争对区域内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整体上显著推动RCEP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这一影响因质量差异幅度、与中国贸易往来的亲疏、产品技术含量高低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通过出口扩张、核心产品出口比重提升、中国出口经验学习及外部市场信号传递等途径促进RCEP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此外,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帮助RCEP国家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提高其国际分工参与程度。

重点产业政策,央地政策差异与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产业规划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重要推力,是政府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良性协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层级政府的政策实施方向则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地方比较优势之间的平衡。文章基于海关数据和重点产业政策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探究央地产业规划差异对出口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结果表明,中央产业规划通过提高一般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来推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而地方产业规划则通过提高加工贸易的DVAR这一折衷路径来实现升级效应。此外,还发现升级效应在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营规模中存在异质性,而国内要素占比、生产率和创新效率是传导差异升级效应的重要渠道。文章揭示了不同层级政府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差异化效用,为未来产业规划政策的实施空间与调整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从经济合作走向泛经济发展:大国外交转型中的双边贸易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近年中国外交理念探索性的新尝试。本文对外交部官方辞令进行提炼,构建出衡量中国与贸易各国外交亲疏的时变等级指数,并从外交建立渊源、外交维系过程两个维度论证其有效性。基于一个包含外交因素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提出了"外交—贸易"驱动假说,继而利用1992-2013年中国与166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为这一假说提供系统性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外交关系每提升一个等级,中国对他国商品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23%;即使考察了外交内生问题、模型时点转变以及指标更替等多个方面,仍能够证实假说成立,确保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交驱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传导模式,而且存在显著的"强国"与"弱国"结构突变机制,即弱国外交以发展经济为主、强国外交重视泛经济层面的转型调整。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总体国际关系趋好的大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力量呈现"从经济转向泛经济合作"的大国格局。

综合保税区政策推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了吗?

对外开放经济功能区是体现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与决心的重要阵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本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城市设立综合保税区对企业出口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综合保税区的设立促进了企业从事更多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出口,当综合保税区升级为自贸区后,该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放大;排除企业游说和政策套利的可能性后发现,综合保税区的影响具有普惠性,且对中小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强。此外,政策推动企业出口升级的效果主要存在于较高行政级别的城市与一般贸易企业内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城市企业集群和行业出口网络为企业带来的信息溢出是综合保税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对出口价值链的分析则表明,综合保税区政策推动了一般贸易业务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价值链攀升,但对加工贸易业务则存在抑制作用。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开放型政策对于畅通“双循环”的促进作用,为优化对外开放经济功能区的制度设计以推动我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海关数据与各省份五年规划数据,本文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引致产品维度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出口再分配;产品市场获得支持会吸引潜在出口商参与出口、争夺市场份额,也会吸引在位出口商将部分业务转移到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业、进行业务试探;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加速淘汰竞争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促进产品维度新旧企业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动态,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平均单价与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降低出口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更多的低价低质企业进入市场。可见,适度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产品市场内企业的更新换代,激发市场活力;但政策的制定必须兼顾企业更新换代过程中的质量攀升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出口再分配的优化作用,推动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从经典的贸易理论出发,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内市场,通过分析国内产品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增长的作用机制,从微观层面揭示当前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对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会促使出口企业在收缩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同时扩大出口扩展边际,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这种二元边际策略的转换对于规模较大和轻型制造业企业更加明显;同时,国内市场整合引致企业出口转内销的效果主要来自规模较小的企业。进一步地,国内市场整合在不改变企业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情况下,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并促使质量相近企业之间的价格水平实现趋同,最终推动出口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对外援助、出口网络与企业出口目的国边际扩张

基于2007—201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和AidData数据,本文考察了出口网络和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目的国边际扩张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以往的出口网络会引导企业新进入出口目的国的方向,而政府的对外援助能放大出口网络的作用,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那些与其出口网络相近的受援国。区分不同类型的出口行为发现,出口网络和对外援助对存在边际扩张的企业的持续性出口和试探性出口行为都有显著影响,但在网络和援助的协同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中建立持续性的出口关系。最后,本文发现,出口网络的导流作用会促使新出口商以更低的价格和更低的质量进入目标国,但对外援助可以部分缓解出口网络的负面作用。

出生地规模、个体收入差距和城市规模分化

文章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个体选择的微观机制,考察了出生地规模对个体收入的时间效应、空间异化效应、代际传递效应和迁移效应;从出生地规模这一独特的视角,解释了收入差距持久性的成因。研究发现:出生地作为个体的初始禀赋对个体未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出生地规模越大,个体的未来收入越高;这一效应伴随个体在出生地的成长时长增强,并依据不同城市的特征产生空间异化效应。另外,出生地规模不仅影响了个体的未来收入,也对个体的迁移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的迁移选择又进一步引起了城市规模分化。具体而言,出生地城市规模越大的个体迁移概率越大,且出生地城市规模越大的个体越趋向迁移到比出生地规模更大的城市;而迁移个体的迁移次数越多,出生地规模的收入效应越强。基于上述出生地规模对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和迁移效应,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将趋于迁往规模更大的城市,这将引起城市规模分化加剧。文章证实了初始禀赋对个体收入影响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并为城市规模和个体收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稳步增长,成为推动外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双循环背景下,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如何影响产品市场配置是一个重要话题。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出口贸易,借助产品空间理论深入分析了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的作用机制,将外循环和内循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能够促进国内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对于国内贸易壁垒较高或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业、产业集聚较低的地区,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该行业和扩张行业内企业的平均出口市场,且当区域内企业内部网络距离更短或外部网络距离更长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配置效应会得到强化。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回答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如何统筹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问题。

“宽带中国”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的数字产业

正确认识和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对于中国深入推广数字战略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多部门一般均衡贸易模型拓展到对国家内部各城市之间政策冲击的效应估计和分析中,讨论宽带中国政策如何影响城市数字产业。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能够提升数字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对试点城市数字产业财政支持增加5%,全国数字产业产出占比将增加0.29%;宽带中国政策会推动数字产业从非试点城市流向试点城市、从落后城市流向发达城市、从长三角城市群流向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并强化了数字产业头部城市的地位。此外,政策还会推动数字产业在城市群内部集聚,推动形成数字产业集聚高地。本文为政府未来的数字产业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The Path to a Low-Carbon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carbon emission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15,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 inclin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industrial planning on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central industrial planning focuses on the long-term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vors low carbon emission industries,while local governm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focus more on high-carbon emission industries with high output.The support of local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high-carbon emission industries can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while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industrial planning is not evident.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for some industries can improve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As the output value and carbon emission level of high-carbon emission industries are higher,the decline of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 for high-carbon emission industries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whole region.The research explains the different paths th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hoose to develop a low-carbon economy and analyses their influences.

通往低碳经济之路:产业规划的视角

基于中国1998—2015年的制造业碳排放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央与地方产业规划的碳排放倾向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产业规划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更倾向于发展低碳排放行业,而地方政府更关注短期经济增长,偏向发展高产值的高碳排放行业;地方产业规划对高碳排放行业的扶持能够降低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而中央产业规划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扶持能够提升行业的工业增加值、降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由于高碳排放行业的产值与碳排放水平更高,地方政府对高碳排放行业的扶持所带来的行业碳排放下降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研究结论揭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向低碳化发展时所选择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差异。

企业出口行业边际的扩张与收缩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3年海关数据考察了出口企业行业扩展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行业边际变动体现了企业在原有出口经验下追逐政策优惠与巩固市场优势的行为。当主营出口业务获得政策支持或具有市场优势时,企业会更专注于主营行业,反之则更倾向于扩张行业范围。从行业边际变动方向看,企业更倾向进入获得政策支持或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退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进一步,政策支持和比较优势的作用会受出口经验的制约;只有同企业出口行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政策支持才能吸引企业进入和减少企业退出;企业更倾向进入关联度较低的优势行业,寻找差异化产品优势。此外,"政策迎合"行为主要发生在非外商独资出口企业。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产品升级——区分不同进口竞争效应来源的分析

本文通过区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竞争效应的来源,考察了进口竞争效应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对沿线国家产品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不同来源的进口竞争均会促进沿线国家的产品升级,但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呈现明显的加强,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竞争效应在倡议前后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机制分析显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加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更好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经验的学习,帮助其产品出口到更多的国家,同时促使它们进口更高质量的资本品以改善生产投入结构,从而更大程度地推动了产品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沿线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与中国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的国家以及与中国产品结构差异度更大的国家当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进口竞争效应的强化作用更大。

补贴竞争的奖赏机制与效率分析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却往往事与愿违。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1998-2007年),本文使用PSM-DID方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对补贴政策的效率进行分析。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补贴的作用在两方面偏离了制定者的预期:其一是企业获得补贴后的行为调整会严重抵消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其二是企业对补贴的争夺会促进未获得补贴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本文的研究肯定了补贴作为一种奖赏机制所存在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揭示了补贴政策的低效率表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对补贴的依赖性更强,而市场缺乏竞争时补贴会失效。对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分析表明,高补贴覆盖比例下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而补贴强度则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阿基米德杠杆”:贸易、合作与援助

如何利用贸易、合作与援助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当下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先行贸易、对外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ODI区位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合作对企业ODI的引导作用最强,贸易次之,援助最弱;引入制度距离分组,贸易与合作对企业ODI的促进作用在两组样本下基本接近,而援助则只有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才显著;对不同类型援助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提供技术都能够为ODI带来正的影响,但前者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肯定了贸易、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