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与路径

开放条件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关系需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制度型开放以其对内制度创新与国际经贸规则深度对接的双重优势,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内生需求,从而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基于制度型开放所构筑的开放条件下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机制在于,制度型开放可以通过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强化技术创新激励、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三个关键作用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三要素”升级及其优化组合。为了构建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亟须进一步加速并深化制度型开放这一核心策略,在进一步推动国内制度创新、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及畅通作用机制发挥作用的发展路径上,做到行稳致远。

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与中国开放发展新思路

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新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形成全球化发展新动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变革,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底层逻辑发生颠覆性变化,由此引发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既带来了新挑战,也蕴含着新机遇。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范式的新变革,中国的对外开放思路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通过新的评价指标,引领新变局下的开放发展;尽快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筑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以制度型开放新举措推进高水平开放;在注重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同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中美经贸摩擦:短期应对与长期机制建设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了暂时缓和迹象,说明只要本着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和精神,中美两国经贸分歧是可以通过对话磋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从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摩擦的真实战略意图以及本质原因看,中美经贸摩擦长期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本质不会改变。因此,一方面,要丢掉中美经贸摩擦可以在短期内实现速战速决的幻想;另一方面,要着眼未来、沉着应对。短期应对措施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根据美国发动经贸摩擦所采取的具体举措,见招拆招、“斗而不破”,通过不停地接触、试探、谈判等方式与美国周旋,防止中美“脱钩”,并尽可能地将负面冲击降至最低程度,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争取时间并争取和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长期应对措施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重新思索贸易立国战略并尽快实现战略转型,提升参与和治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最终与美国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内涵、引领理念与实现路径

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因而其本质上就是开放型经济。近年来,一直作为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不断抬头;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多次强调和呼吁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赞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特别凸显和强调的"开放",不能仅仅看作是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困局所发出的简单倡导和呼吁,实际上更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当代新特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精准判断而作出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理论的新境界。新时代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必须突破以往传统理念和思维模式的局限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并坚持以开放为导向、以创新为引领、以包容为核心、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多边主义为保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如此,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思考

与贸易保护主义通常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不同,美国是在当前经济表现总体不错的情况下挑起对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的,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的失衡。在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从静态利益角度看,虽然美国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了价值链高端,获取了以增加值等为表现的大部分利益,但在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等动态利益方面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从而对美国主导的缺乏包容性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出新形式,突出表现为传统的诸如劳资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利益分配失衡关系,进一步演变为"遗弃"和"被遗弃"的关系。在国内制度缺陷凸显、治理能力滞后的条件下,转嫁因内部利益分配失衡而激化的矛盾,归咎于外部因素,采取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选择。要走出"逆全球化"的困境,不仅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同时还要各国进一步加快国内改革,为实现包容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海洋经济的“质”影响了沿海经济增长的“量”吗?

海洋经济作为沿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的提升无疑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但"质"的发展是否会牺牲沿海经济增长的"量"?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海洋经济质量的提升对沿海经济增长"量"的程度和方向影响各有不同,海洋科技人才规模、海洋新能源利用等变量"质"的提升会促进沿海经济"量"的增长,海洋产业结构多元化、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等变量则刚好相反。因此,从提升海洋产业结构优度、发挥海洋科技支撑作用和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等视角出发,提出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以此为沿海经济增长提供有效途径。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世界意义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型,从而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有助于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中国贡献,从而具有"世界意义"。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究其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弱化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发展失衡,尤其是南北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未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具有包容性、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趋于完善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为了强化其"国际溢出"效应,凸显其应有的"世界意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并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等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

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中国对策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要求既来自发展中国家,也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它们对重构需求的期望目标与发展方向不同。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快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变驱动全球价值链关键因素,如要素禀赋、需求状况、技术条件和制度变迁等,促使全球价值链加快重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在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的关键窗口期,我们应从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因素出发,因势利导,推动全球价值链的优化,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推动全球价值链朝着全球增长共赢方向发展。

Oil Tea Soup Formula Optimization Based on Orthogonal Test and Fuzzy Mathematics Sensory Evalu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optimize the formula of oil soup, which was one of traditional food of Guangxi province, south China. Tea leaves, bone soup, beans and other minor ingredients in the formula of oil tea soup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ensory evaluation factors such as flavor, taste, color, aroma were selected to optimize the formula of oil tea soup based on orthogonal test and fuzzy mathematic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the oil tea soup was tea leaves content, 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bone soup, minor ingredient and beans content.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al recipe ofoil tea soup was as follow： 0.6% tea, 0.4% beans, and 0.5% other ingredients. The ratio of material to solution of bone soup was 1：5.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主要是指在尊重各方意愿前提下,形成经济全球化通行规则,构建以更加公平、合理和合法的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为遵循,有助于推动中国朝着具有"境内开放""政策协调""规则导向"等内在特性的制度型开放方向转变。高质量的制度型开放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保障。中国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契机,实现其与中国制度型开放的良性互动,在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制度供给水平、对标全球高标准经济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等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

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全面实现对外开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通过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大变局,其本质是世界经济进入了“规则重塑期”;“开放”已经具备了新的内涵,要素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后的本质特征,开放由市场开放转向生产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由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延伸以及由双边开放转向结构性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开放新内涵的内生要求,反映了开放的结构性共存特征,有利于避免“囚徒困境”式国际竞争的出现;世界经济进入“规则重塑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治理新体系有自身利益需求,也必然为公正合理新规则的制定做出自身贡献;中国已经从“对外开放”阶段逐步转向“开放发展”阶段,其中重视“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将是重要趋势。

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GVC升级:典型事实、理论反思与政策启示

传统理论揭示的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重要机制,由于忽视开放和封闭的区别、宏观和微观的差异以及整体和个体的不同,从而在解释扩大服务业开放助推制造业GVC攀升方面面临明显局限和挑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但却并未逻辑地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正确看待扩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和作用,还需要在理论上作出进一步探讨,以避免可能出现的理论误区。

价值链嵌入与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以中国对美国出口为例

从双边贸易价值链嵌入的前向嵌入度与后向嵌入度指标入手,分析价值链嵌入对汇率出口弹性的影响机制,并以中国对美国出口为例对影响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显著,但影响效率下降。按行业分类,中国低技术行业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要高于高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出口中的后向对冲效应与前向竞争效应均显著高于低技术行业。汇率的直接影响与价值链嵌入效应的双重差异,将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后,中国对美出口中高技术行业产品比重的上升。

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变化与应对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探索出独特的对外直接投资道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由单一中心向价值链布局优化型多区域中心演进、从低端制造向研发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投资演进的特征。面对全球化新形势,适应全球价值链重组新趋势,各国投资政策也在做出调整,国际投资规则区块化特征明显,投资争端与贸易摩擦增多。中国应关注国际投资环境和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重组国内价值链,构建区域价值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