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15ZDB026)项目简介

本课题以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中心为承担单位。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担任首席专家。中国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召集人、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担任课题研究总协调人、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陈治国教授担任课题组的行政与学术秘书。

质素、感受质与身体

胡塞尔的“质素”概念自提出以来便饱受争议,连胡塞尔本人都对它不甚满意。作为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概念,我们却无法在现象学还原和直观中发现它。作为无形式的质料,它承担着连接意识与世界的功能,我们却很难在意向性理论中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诸多现象学学者,无论是欧陆传统的萨特、梅洛-庞蒂、古尔维奇,还是接受了分析哲学的莫汉蒂、昆汀·史密斯、加拉格尔,都不约而同地对它提出批评。而在分析哲学中,与它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感受质”也遭受着相似的批评,两者殊途同归的命运揭示出对任何“像……什么样的”体验的讨论都需要“身体”这一角色的介入。当加拉格尔把质素、感受质和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关联起来之后,一个新的生成现象学的认知模型的雏形便出现了。延续加拉格尔的思路,可以看到,尽管“质素—身体图式—感受质”这一模型目前尚不完善,但这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先验内容与经验内容、身体与意识、感觉与知识之间的鸿沟。

数智时代个体“自由”的隐退和复归

随着数智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调整个体发展与数智技术之间的关系,让个体获得真正的自由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自由全面发展本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但数智时代衍生出的“数字异化”等问题,使得个体的自由悄然隐退。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自由隐退主要体现为自我决定的异化、自我创造的异化、自我实现的异化三个方面,从而影响“完整人”图景的建构。可以通过重构数智技术价值认知、重构自身角色认知、构建道器相融的实践方案,全面实现自我决定、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复归,进而重建个体人格的完整性。

论一阶量词及其语义解释

一阶量词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统一地处理由于论域变化造成的无限多日常量词。基于一阶语言公式的严格递归构造,重叠量化式归根结底可诉诸原子句和逻辑常项(特别是量词)的意义,得到准确的理解。代入解释挑战标准的量词解释,将量化语句的真还原为相应去量化语句的代入实例的真,而代入实例被规定或设定为真未必是在存在论意义上,从而既能刻画一阶推理的有效性,又可确保量词作为逻辑常项的本体论中立性。但量化语句并未因代入量词的本体论中立而在语言实践中被剥夺存在含意,它的存在含意下沉至名字及命名关系;克里普克建构的代入量化语义佐证了以上论点,可以驳斥将代入量化看作一种特殊对象量化的误读,代入量化只表明量化语句的真值条件是某些代入实例为真,而不是将量化语句翻译或还原为那个代入实例。

马克思历史前提决定论及其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形态

前提是事物演化及人行动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决定是一事物限定另一事物,使后者统一于前者的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命题,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判定为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居于统摄性、总揽性、贯穿性地位的决定力量,把生成该历史前提判定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内涵,把该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及其满足活动的范围判定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外延,从而基于此建构起了作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本然形态的历史前提决定论,有效地消解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被误解和攻击的诱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新时代,以“人民至上”统摄其全部内容和过程,把“人民的存在发展”确立为新历史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建构起了“人民的存在发展”取向的历史前提决定论,形成了马克思历史前提决定论的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形态。

“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何以形成——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

辩证法只有经历真实的“历险”,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拯救。从观念史视角对“辩证法的历险”进行清理,是理解“辩证法何以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一问题的关键。黑格尔辩证法在观念思辨层面展开了原则体系(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历史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和总体的原则),在观念史上留下了一座丰富的宝藏。黑格尔之后,辩证法在观念史层面上面临着如何处理、承接、消化、扬弃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问题。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者”“颠倒者”“继承者”,提出了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拯救辩证法”。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继承发展和辩证利用,具体体现在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主体的重审”“主题的重新界定”。这一思想在观念形态上已然属于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的展开中,隐含着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当代思想主题,即辩证法诸种历险之展开。后形而上学思想是从形而上学“同一性理念”的对立面,特别是被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所排斥的“生命”“语言”“欲望”“理解”“现象”“行动”“他性(他者)”“伦理”等出发,使辩证法真实地面对人的具体感性生命,面对人的生产劳动实践,面对人的“非理性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的自我展开。让辩证法奠基于“生命的人”“说话的人”“欲望的人”“理解中的人”“现象中的人”“行动中的人”“自我享用的人”“伦理的人”,是“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进路。黑格尔绝对知识体系(形而上学)的解体和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思想任务的提出,构成了在观念史层面“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重要思想机缘——可称之为“哲学的第二个开端”。

从抽象的一般性走向具体的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哲学基础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一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思想,而其渊源则是德国辩证法传统中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底蕴,从本质上讲固然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但归根结底也是一个辩证地再现社会现实,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问题。中国道路作为具体的普遍性概念,表现在历史哲学上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具体的历史道路的多样性、跳跃性冲突融合而成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表现在社会哲学上乃是关于社会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共时性的矛盾与协调平衡发展的具体总体性或系统辩证法问题;表现在文明形态历史观上则是如何实现不同文明形态间的相互借鉴并由此上升为新的普遍性问题;而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扬弃抽象的一般性历史逻辑规定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合目的性意义上的具体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实验政治学的“仪器”思维与算法路径实现

科学实验是人们为了实现预定的研究目的,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对实验对象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知识、检验知识的一种实践形式。近年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兴起实验分析方法,其核心理念是基于相应的统计学分析方法,通过建构相应分析工具所生产的数据集,实现以数据集对政治行为对象的模拟。这些分析工具引入对于社会现象多样性与因果关系复杂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实现了基于实验政治学特殊“仪器”思维的理论性探索与体系性建构,使得政治科学能够更有效深入地挖掘变量与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提升其量化分析的研究能力。在此背景下,实验政治学“仪器”思维“数字化”转向与“算法化”推进的重要意义,就是借助算法化数据化模型对真实对象的简化以及表征作用的揭示,使得在面对复杂现象过程中能够通过数字化虚拟性的“仪器”体系建构,助力政治科学研究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更新和递进环节,是人类社会交往结构与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反思和转换,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国家力量对比、制度竞争、文化冲突等方面构成了大变局的主要特征,具体体现在全球交往中的竞争因素上升、全球化的垂直性秩序遭遇多极化趋势冲击、全球治理模式从国家主体向全球性主体转变。我们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从世界历史发展视域出发进行深层次分析,同时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及其规避——从技术展现和解蔽视角之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是物理学、信息学和生物学的集大成者,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一个明珠。人类发展需要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的存在也的确令多数人感觉到不安。如果只是单纯地从工具性的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人工智能,那么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嫌隙会持续加深。人工智能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建立在人类将自身本质物质化、功能化的前提之上。要缓解与人工智能的矛盾,就要深入分析技术的本质,用海德格尔的视角去看待新时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探讨在纯技术的展现已经变成世界的宿命时,人类该如何做才能避免技术的沉沦。

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理解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建构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哲学。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使发展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沃土中成长,是伴随着我国的发展历程发展而来的。同时,在进行中国的发展哲学学科构建时也面临着许多难题:一是发展哲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该如何定义?二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对构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和争论亟需肃清。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理论根基,探究不同理解视域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建构的影响,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发展和全新探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技术“自定人”的存在论疑难与道德可能解

在“命定”论所遵循的既定命运框架之中,存在着一定的解释空间或罅隙,这些空间构成了“自定”论的出场逻辑,其也为个体主体性的无限发挥与自我塑造奠定了理论基础。技术“自定人”旨在变“自然人”为“人化神”,人兼备人的功能和神的属性,是宏观人与宇观神的二元共体。由于技术“自定人”的临场排挤了人在自然中的原初地位,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存在论危机,于是,技术“自定人”的存在论疑难导出了三大道德可能解,即抑制主体性的过度泛滥、建构人类生活的集体理性和以“最大幸福原则”作为价值准则。

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四重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既是对现代性的接纳与吸收,也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扬弃与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彼此交织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语境。在现代化实践进程中,需要厘清各种思潮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要达成四个维度的融合,一是统一性、确定性模式与多元性、生成性方案的交织融合,二是工具理性、资本逻辑与价值理性、社会主体的协调发展,三是时代性宏大叙事与地域性特色道路的有机结合,四是传统文明发展理路与新型文明形态构建的积极探索。在实践中,处理好上述四大核心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明史研究检视

一、唯物史观指引下的求学、治学经历常文相:南先生好,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史学研究道路,并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南炳文:小时候没什么成熟想法,只知道每门功课都好好学,成绩也都还不错。

理解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哲学解读

以大历史观的哲学自觉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维前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不仅赓续五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根脉,而且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正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源于“道路之新”,即源于对西方式现代化、旧中国道路模式的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同样需要溯源如何对于西方式现代文明的超越。我们的语义分析必须从“现代”与“现代性”的历史演化入手,由此进展到何谓“现代文明”的演化逻辑,阐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果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表达和理论旨归。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大历史观揭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根脉魂脉、主要功能和运行规律,谱写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现象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困境与出路

现象意识问题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但如何研究却是相当棘手。通常要确定现象意识状态不可避免的需要报告,如果没有了报告,现象意识是否还存在?对于认知取用是否部分地构成了现象意识,相关性研究的NCC①进路表明主动报告与无报告的范式都存在不同类别的混淆风险;因果性研究的自然类进路则在簇数量识别问题上过于理想化。但是,相比之下,自然类进路可以容纳更多的理论发展空间,且对经验领域保持开放。文章最后,我将对自然类进路反驳予以回应,表明自然类进路在研究现象意识问题上是适用的。

马克思批判性研究思路中的问题意识及其思考的系统性

马克思批判性研究思路从早期的法学、哲学、道德视域的思考深入到现实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并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与此相应,马克思关注的问题意识也随着研究思路的进程发生着相应变化。这些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并非互不相干,它们围绕着马克思的核心研究思路,即人类解放理念而展开。这一理念由早期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发展到在新历史观视域下以生产手段社会占有为基础的全面自由和以超越回馈正义原则为基础的现实平等。贯穿于马克思哲学思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之间的是政治哲学思考。以这一脉络为线索,我们能在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研究思路的问题域中看到其研究思路的内在连续性与系统性。

数字孪生城市的治理变革与路径优化

数字孪生城市作为现阶段探索智慧城市治理的新型模式,其本质是利用智能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现实的物理城市进行精准复刻,借助克隆的孪生城市进行模拟、预测和干预城市的运营和治理,其主要优势在于造就了一种系统智能化和干预智能化相结合的全过程智能,形成了“全景映射”“极致可视”“虚实融合”“即时交互”的智能治理结构。数字孪生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催生新一轮城市治理革命的同时,也面临着数字技术发展困境、虚拟现实融合困境与现实治理协调困境等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强调数字孪生城市的底层逻辑是对城市属人性本质的不断深化,只有让技术手段和人文关怀共同进步、相得益彰,才能让城市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将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成果真正转化为不断改善的生活品质。

具身主体的数字化:公、私道德失范的伦理研究

数字网络作为现代人生存的场域,具有雅努斯(Janus)头颅式的双面性,在促进主体的主体性解放的同时,也遮蔽了主体与对象、社会的距离,造成主体在道德上的结构性失语和功能性弱化,使主体的“具身存在”和“数字存在”同时受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双重规范,诱发主体性畸变,其危害同时冲击数字网络和现实社会。因此,立足于具身主体的现代技术遮蔽,以康德、霍克海默、福柯对“启蒙”的界定为出路,有利于挖掘主体在数字网络“座架”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揭示现代社会启蒙事业的“未竟性”;同时在道德失范现象的基础上以现象学为视角、以“反思性判断”为方法来探索个体和社会作为双重主体伦理启蒙的可能性,不仅可以展现二者理性转向的内在互构关系,即完成主体间互为主体的内在自主启蒙和社会自身的双向变革,还可以实现道德由“施动型的知识灌输”向“自主型伦理启蒙”的转向,为揭橥“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联合”的理论进路、形塑“非社会的社会”的存在样态开显可能的未来视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向度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理论范式方面坚持“主体间性”的关系论,实践原则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价值诉求则指向“世界历史”。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理论向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唯物史观的关系论视角,从主体间性的层面阐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实践向度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现实基础;就价值向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体现了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价值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