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人类心灵与人工心灵——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的考察与反思

让人工智能机器具有人类心灵并实现人类心灵的类似功能,一直是人工智能追求的重要科学技术目标之一。ChatGPT的横空出世给这一目标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科辛斯基通过计算心理学实验跟踪研究惊人地“发现”,ChatGPT-3.5就已经具有相当于9岁儿童的心灵状态和能力,并认为ChatGPT是对“心灵可能是伴随语言技能提升而自发生成的”这一基本观点的最新证明。然而,细致反思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的结构、方法等,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既不能证明ChatGPT已经拥有人类心灵,也不能将其视为“心灵可能是伴随语言技能提升而自发生成的”这一哲学认识的最新证明。不过,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的“惊人发现”的确启示人工智能研究需要在自然语言处理、感受性质等关键问题上,强化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协同研究,强化人类心灵与人工心灵的双向互释。

消费主义情境下的符号操持——以盲盒消费为例

消费社会中,“物”的极大丰盛使得“物”摆脱了生产逻辑而进入符号逻辑的序列,并从此落入了整个语言学体系合理性的操控之中。以盲盒消费为切入点,正是以“物”的功能性的消解为契机,盲盒手办成为符号操持的对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级消费品,并且也成为人与人之间产生关联的契机。分别从消费逻辑、消费者和消费品三个维度来解读符号对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介入,永恒自洽的符号逻辑将被升级为拟真模式,并最终导致意义的“内爆”,此种意义的荒芜恰是符号操持的必然后果。

国外学者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后,西方学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意识形态研究热潮,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本文通过对西方学者主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与疏理,从意识形态概念形式、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以及意识形态与文化等方面总结了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观点。这项工作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发展,还可给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

智能革命与人的发展重塑

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使人们开启了“数字化生存”的样态。人和他者的界限模糊,智能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的本质提出了挑战。网络空间中呈现出现实主体与虚拟劳动的异化、虚拟主体和内在自我的异化、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的异化现象。智能革命背景下人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智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正视人的类属性的丰富和人的异化的扬弃,以及人的现实本质的复归和未来伦理的挑战。

新媒体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是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媒体以其特有的传播特点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创造了新条件,它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资源、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受众、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创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在新媒体条件下,我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遵循主导性、开放性和渗透性原则,依托自媒体拓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运用大数据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路径,建设宣传阵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平台,完善管理制度保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环境。

科学理解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科学的理解和阐释问题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它既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又是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内容．同时也是科学诠释学的根本课题。然而，在现代哲学中人们对此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种争论和分歧，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实在论、新历史主义学派等派别与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等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生产工艺学批判:人工智能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分析框架

机器动能自动化生产方式,乃是由革命化的科学技术引发的现代大工业第一次工艺革命所取得的重要历史性成果,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成熟,同时其自我扬弃进程也被开启。当今人工智能"奇点"临近,意味着现代技术累积性的发展达到了革命化极点,正在引发第二次工艺革命,将锻造出机器智能自动化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而趋于奇点,其所引发的经济奇点、工作奇点等将导致两极分化、社会崩溃,资本奇点临近,资本主义时代趋于终结,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将越来越成为机器智能自动化生产方式及其释出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发挥出来。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重构马克思以"生产工艺学批判"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审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也是国力角逐的新话题。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蕴涵着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元指导与多样并存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五个统一",对于坚持政治导向、增强价值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和强化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探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认同主体教育的虚化、大众权益尚未充分实现、认同客体的解释力下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宣传空泛化的趋向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弱化的主要原因。需要通过分层教育,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主体塑造;推进理论创新,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文本权威;解决民生问题,培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基础;注重大众传媒,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传播途径。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人的精神生命的哲学视域

当前的生存哲学和类哲学研究都提出了人具有精神生命的问题,但对于人为何具有精神生命却没有从逻辑上给予说明。本文通过对实践与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对精神辩证本性的解读,探索了人为何具有精神生命的学理问题,指出人除了具有肉体生命还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精神生命,即人的生命是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辩证统一。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

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第一,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缺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之社会工具的公信力问题,还要警觉社会信任"韧带"脆弱状况危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正常运作。第二,要厘清社会意识形态依靠的各种社会工具的不同功效。第三,要分析导致"塔西佗陷阱"的社会深层原因,认真解决在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那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问题,要积极面对这些年来凸显的劳资矛盾、干群矛盾、贫富分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等。

新型职业农民应当具备的基本意识探析

从2012年到2015年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有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性。农民要转型为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树立和加强一些自身比较缺乏的基本意识,如独立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市场意识、法制意识等。对这6种意识进行分析,并探究农民缺乏这些意识的原因和这些意识在农民转型过程中的必要性等,将有助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形式——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考察

意识形态必有其生发的深层社会根源,这一根源就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矛盾。针对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创伤,人类需要寻找弥补创伤的观念形式,此即意识形态。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对意识形态起着促生作用。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形式,这从神话、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常从事实解释、价值目标、实现策略等方面,展现着应对社会矛盾的方略,这更体现了意识形态如何作为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由此,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得以考察。

从“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看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

从马克思的“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看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尽管尚不能否定存在着客观上制造出具有意识功能的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但考虑到人类的任何一种创造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人类并无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人脑的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之需要,则在总体上看,创造出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在极大的概率上不会成为现实。而通过相对易行的“人机融合”方式而改进人脑之能力,可能是人工智能发展之最具现实性的途径。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六个坚持”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历史经验,针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主要领导带头抓和主管主办、属地管理原则,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立破并举,坚持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确保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累了宝贵经验。

查默斯的“困难”问题和自然主义二元论——查默斯《有意识的心灵》述评

查默斯在《有意识的心灵》中提出和论证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形式—自然主义的二元论,并试图以这种二元论解决有关意识的哲学理论中的"困难"问题。性质二元论突破了心灵哲学领域科学主义一元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困难问题则提出了意识研究中的一些不可回避的深层次的问题。自然主义的二元论从哲学、科学和逻辑的角度探讨了这些困难问题,但它自身存在的"困难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

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有其特有逻辑。梳理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历程,总结马克思自由观的精神实质,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文屋思想实验的两个问题域——兼议维特根斯坦的人工智能哲学

受弗雷格传统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对认知系统的物质基础不做特定要求,其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符号入场"问题。塞尔推崇生物自然主义,认为生物大脑所具有的特定性质,对人类所彰显的理解和意向性,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关注的是"生物入场"问题,受"意向性归属标准"的诱导,这一问题极易受到忽视。这是中文屋思想实验的两个不同问题域,二者自成体系,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文屋思想实验而言,维特根斯坦进路并非是对塞尔进路的修正,二者反而是互补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状况调查——基于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问卷调查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的调查发现,非公经济人士总体上政治认识水平较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强,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高度认同,对改革发展总体满意度较好。但部分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意识仍存在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70后非公人士政治认识水平总体较其他年龄段的人偏低;高学历人群意识形态容易出现极端负面态度、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意识相对消极;有出国、境外投资、子女受国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情况较其他非公人士消极;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与实际行为态度偏差等。

人工智能“瓶颈”的突现论“突破”

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瓶颈主要来自于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即计算机只能进行句法加工而不是语义加工。塞尔的论证有两个缺陷,一个是构成悖谬,一个是碳基沙文主义。意向性或语义并不是单独建立的而是突现生成的。计算机加工的是高级突现的语义符号,具有认知属性。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还是要重视符号表征主义和计算主义理论,即聪明产生于愚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