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何以形成——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

辩证法只有经历真实的“历险”,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拯救。从观念史视角对“辩证法的历险”进行清理,是理解“辩证法何以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一问题的关键。黑格尔辩证法在观念思辨层面展开了原则体系(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历史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和总体的原则),在观念史上留下了一座丰富的宝藏。黑格尔之后,辩证法在观念史层面上面临着如何处理、承接、消化、扬弃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问题。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者”“颠倒者”“继承者”,提出了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拯救辩证法”。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继承发展和辩证利用,具体体现在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主体的重审”“主题的重新界定”。这一思想在观念形态上已然属于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的展开中,隐含着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当代思想主题,即辩证法诸种历险之展开。后形而上学思想是从形而上学“同一性理念”的对立面,特别是被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所排斥的“生命”“语言”“欲望”“理解”“现象”“行动”“他性(他者)”“伦理”等出发,使辩证法真实地面对人的具体感性生命,面对人的生产劳动实践,面对人的“非理性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的自我展开。让辩证法奠基于“生命的人”“说话的人”“欲望的人”“理解中的人”“现象中的人”“行动中的人”“自我享用的人”“伦理的人”,是“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进路。黑格尔绝对知识体系(形而上学)的解体和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思想任务的提出,构成了在观念史层面“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重要思想机缘——可称之为“哲学的第二个开端”。

全球化辩证法研究——关于全球化发展态势与内在张力的哲学解释

从哲学运思的高度描述和分析全球化辩证法的运行态势和发展规律在当前尤为必要。具体来说就是要梳理和概括全球化辩证法蕴含的空间辩证法、时间辩证法、状态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外在肌理构成和内在生命张力,从解释学与现象学的视域来揭示全球化辩证法是即刻的辩证法、超越传统时间观的辩证法。应当说,全球化辩证法是流动的辩证法、超越空间间隔与距离的辩证法,同时全球化辩证法是二元间性的辩证法,蕴含了事物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百年变局下对“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认识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碰撞和摩擦也日益凸显。面对“世界将何去何从”的重大时代课题,国际上关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讨论争议不断升温,尤其是随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些反华势力便迅速加紧勾联,煽动极端化社会思潮,企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领域制造摩擦,阻挠我国崛起,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研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就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趋势的“两个必然”论断和新社会形式取代旧社会形式具有条件性、长期性的“两个决不会”剖析。

数字化的涂层危机及其人文拯救

现代社会正在进入数字社会,一方面,数字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数字化也成为一些主体进行掩饰、涂层的材料和工具。数字化与涂层策略的结合以及数字化的涂层化带来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当人们开始使用“元”“宇宙”等概念标识、涂层数字化进行“概念狂欢”时,可能标志着数字化这个维度的文明要素、领域、行业开始出现泡沫甚至危机。数字化的泛化、涂层化、过度发展具有多重危害:导致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谋生方式的畸形;营建了一种外在秩序,加深了危机与风险;使社会交往表层化,加深了主体间性的断裂;导致情感控制、情感亢奋与情感冷漠的共存。全面认识数字化的文明属性、生命目的、内在不足,切实提升数字化的普惠度,推动文明的基础创新、基础稳定,对于克服数字化的涂层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人文化、普惠化、公共化、人民化是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应该成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现实的虚拟化与现实主义的转向

在现实虚拟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面临挑战,各种次文化、流行文艺表现出对现实的脱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完全逃逸了现实,而是在深层呈现了网络社会“新现实”。当代文艺表现的新现实主要包括虚拟现实的生活经验、网络化的日常生活,以及网络欲望现实三个方面,现实也呈现出人工化、可塑性与跨越性三重特征。在如何表现现实方面,现实主义可借用架空性实现现实性。虚拟现实也带来了交互性,现实主义文艺可充分利用交互性,实现反映论与反应论的结合,以此积极介入现实。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反思与影响论的探讨

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关系,中外学界始终存在“决定论”与“影响论”之争,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界定为“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等方面,然而在具体时空范围中,地理环境一般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作用,并不具有决定性,对此可姑且称之为“抽象决定论”和“具体影响论”。地理环境是“决定”还是“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的确是值得深度追问且有待持续展开探讨的问题。学界将孟德斯鸠的“气候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影响”、黑格尔的“自然界是历史的地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是矛盾统一体”、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等关于地理环境的阐释笼统归结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乃是“地理环境影响论”,由此在现实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影响论”,远比在抽象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更有时代价值。自觉遵循“地理环境影响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自觉保护和积极改善自然,推动文明之兴衰的生态考量和评价,引领确立发展的生态向度和生态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社会心态问题探赜——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本分析

社会心态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感性活动中生成的内在意识的外在表征,内含主体性、直观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具有折射社会现实问题、反映民众心理态势、展现社会舆情趋势的重要功能。从其本质而言,社会心态从属于精神世界范畴,需要从现实客观的社会实践这一生成基础予以剖析。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重要文献,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科学命题,为开展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视角,不断深化对社会心态的生成场域、主体力量、演变规律、影响要素等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在新时代培育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

试论“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的辩证关系

“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每一个“必须坚持”都蕴含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到“六个必须坚持”要善于在实践中把握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即在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在独立自主与开放借鉴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在坚持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理论与实际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整体与部分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智能中的“一体两面”

“一体两面”指的是一个事物或问题同时具有两个相互依存、互为对立的方面或特征,常用于描述矛盾问题或复杂事物的本质。例如,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利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社会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智能中同样存在几对典型的“一体两面”。

从“经济基础”到“经济秩序”:埃利希对马克思法律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建构一种完整的法社会学理论,但他的思想对法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现代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希的思想与唯物史观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虽然其“活法”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十分相似,埃利希亦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但为了规避阶级分析方法,突出法律的能动作用,他使用了“经济秩序”而非“经济基础”来描述经济和法律的关系。埃利希认为,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对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护了社会大众而非仅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不难看出,埃利希用“经济秩序”取代“经济基础”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马克思的“误读”之上。马克思看到了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重要的是,私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因此,只要身处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下,资产阶级法律便无法摆脱其阶级“烙印”。

技术社会:历史转换与文明自觉--基于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技术是主体性的重要实现方式,是由人生成的特殊的主客间性、主主间性以及主体自我间性的同时性存在。技术社会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前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处于生存性技术社会;工业革命至20世纪中叶,人类处于发展性技术社会;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开始进入融合性技术社会或者生活性技术社会。技术社会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浅层到深层;聚集与专业,是技术社会生成、转换的两个核心机制;多样聚集是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技术构成、生成、转换的重要特征与机制。当代技术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智能化是否会超越人类,而是存在技术的涂层化:技术被用于营建表面的繁荣、繁华,而不是用于改进器物功能、完善社会结构、提高生活品质,以及为更多的人营建可持续的幸福生活。面对不断更新、变迁的技术,我们尤其需要确立清醒的文明自信。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实践智慧和学说体系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源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只有“进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并“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真实地掌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对于辩证法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割裂开了,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概念规定、理论内涵的纯粹的“工具”或“方法”。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生”的智慧,也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历史”的智慧,还是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智慧。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升华为学理化、体系化的概念系统就是辩证法的理论或学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需要学习和研究学理化、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就要在总结辩证法史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当代中国辩证法理论。

《资本论》的时间辩证法:资本逻辑的时间叙事及其解放

《资本论》的时间概念与资本批判紧密相连。马克思在该书中分析指出,时间在资本的作用下呈现出具体和抽象的二重性质。具体时间与个体的社会劳动结合在一起,抽象时间则表现为价值的独立运动。资本周转与时间转化交织浸润,资本逻辑的建构体现为从具体转化为抽象的时间规范。作为一种将时间抽象化的强制力量,资本将个体的生命时间统摄于它的结构之内,这导致劳动者无可规避地处于被奴役和支配的异化状态。除了建构时间的抽象统治结构,资本主义还造就了一种瓦解资本逻辑的历史动力——从抽象还原到具体的自由时间。资本增殖的空间来源于劳动者被压缩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只有对资本的批判“代表一个阶级”,劳动者才能真正推翻时间的抽象统治。要完全超越资本,必须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解放自由时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时间才能从异化劳动的空间转化为自由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分析,不仅解开了“资本之谜”,也解开了“时间之谜”和“自由之谜”,在揭示资本逻辑限度的同时,为当代社会主义世界中人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事情本身的实践还原——马克思辩证法的现象学意蕴

马克思对现实与历史的分析具有现象学的维度。现象学主张撇开先在的、未经深思的预设回到事情本身之中考察其原始的发生,以此克服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理解的偏差。以此来看,马克思对传统哲学问题的症结有着相同而且清楚的认识,他同样要求摒弃一切抽象的思想预设,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的主体与对象的关联,通过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真实的辩证关联运动与历史性生成,开辟了理解人与世界的事情本身的道路。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已经具备了现象学的意蕴。

知识规范的最初规定:感性“清楚明白”——兼论知识论规范性问题之争

知识在本质上是规范的,其规范性不仅体现在当前主流解释的知识的规范性作用上,更根本的是体现在知识规范性内涵上。在逻辑与概念分析之外,从历史中可以发现感性清楚明白是知识自身规范性的第一个内涵规定。这一发现,必将有助于知识规范性诸多难题的新理解。

辩证决定论的自然哲学根据

决定论的本意就是指因果决定论,强调因果关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决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决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对于自然物之间的因果运动,机械决定论的基本特征是承认因果必然性而否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辩证决定论的基本特征是承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把现实的因果运动看成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把因果事件和因果关系区分开来,认为在现实的因果运动中,任何因果事件都是偶然事件,但因果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则具有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辩证决定论承认统计规律对于描述因果运动的必要性,但否定或然因果性或统计决定论观念。量子力学的统计特征表明了机械决定论的失败,但仍然可以从辩证决定论的理论原则中得到解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既是自为的存在物,又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以必然性为根据,以偶然性为实现条件,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辩证与文质:性命论哲学的方法论

辩证法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方面,它反对教条式的论证,主张在哲学对话的对立统一中求取真理。中日学者以“辩证”对译dialectic,其中文根据在“辨正”“辨证”和“辩证”三个同音词,即通过辨析现实实践中的证据追求真理,其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中医辨证是传统辨证与西方辩证法相融合的成功案例,是阴阳之间的哲学辩证的落实。在更广泛的人文思想中,文质关系同样是阴阳辩证的落实,在礼乐文明、历史哲学、文章修辞、个人修身诸方面都是基本原则,因而构成中国辩证思维的框架。文质辩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蒙昧自然与自然天道之间质的辩证,另一方面是尚质之文与尚文之文之间文的辩证,可从对《论语》“绘事后素”的讨论中看清楚。文质辩证,对于今天重新思考自然与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贝克莱的困境与马克思主义对观念来源的破解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具有二重性。从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来说,它标志贝克莱破解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经验论哲学知识论之矛盾的开端;从消极的、否定性的意义来说,它产生了“自我中心困境”的新问题,无益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出于摆脱困境的实用考虑,贝克莱转而求助于先验、神秘的上帝,将其视作观念的终极来源,由此背离经验论哲学的基本走向,向中世纪神学独断论复归。通过确立“人是物质世界演化的产物”“观念是人脑的产物”“观念的内容来源于物质世界”三个核心命题,传统唯物主义将观念的来源归之于经验的、可感的物质世界,初步超越了贝克莱哲学。但由于在物质与观念作用机制问题上存在含糊性,传统唯物主义对观念来源问题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在继承、发展传统唯物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被传统唯物论忽视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将之作为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与中介,揭示了人的观念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认识论规律,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破解了观念来源之谜。

重思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当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等概念表述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形态时,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但由于对二者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和内在机制缺乏充分的自觉,在具体阐释中导致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支离和分裂现象。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哲学史,反思为何一般唯物主义无法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自觉地意识到只有能包容唯心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新型唯物主义形态才能实现对后者的克服。马克思哲学以感性实践观点为基础所确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同时由于它内蕴的辩证本性,因而也就是辩证法的新形态。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变革与辩证法理论的变革是一同呈现并同时发生的。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