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历史转换与文明自觉--基于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技术是主体性的重要实现方式,是由人生成的特殊的主客间性、主主间性以及主体自我间性的同时性存在。技术社会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前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处于生存性技术社会;工业革命至20世纪中叶,人类处于发展性技术社会;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开始进入融合性技术社会或者生活性技术社会。技术社会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浅层到深层;聚集与专业,是技术社会生成、转换的两个核心机制;多样聚集是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技术构成、生成、转换的重要特征与机制。当代技术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智能化是否会超越人类,而是存在技术的涂层化:技术被用于营建表面的繁荣、繁华,而不是用于改进器物功能、完善社会结构、提高生活品质,以及为更多的人营建可持续的幸福生活。面对不断更新、变迁的技术,我们尤其需要确立清醒的文明自信。

“刻舟求剑”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学意涵初探

“刻舟求剑”是《吕氏春秋·察今》为论述变法必要性所举的事例,其导向的推论是“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但其中变法与守法的对立背后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调和,这一点在原文的论述中隐而不现、却又左右着其真正的实践立场。并且,文中对大他者中介的无意识隐瞒具有其意识形态色彩,最终表现为狗智化的、对于崇高客体的绝望追逐。在这个意义上,“刻舟求剑”不仅是守旧法者的天真,也是顺时变法者的悲剧,是封建统治秩序之下贵族政治家永远不彻底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缩影。

人工智能意向性构造的伦理维度

人工智能伦理约束规则的建立,是人工智能意向性构造的必经过程,也是衡量人工智能意向性能力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人工智能的意向性构造具有其内在的技术本体论定位,这种本体论定位决定了人工智能必须符合人类社会追求规范、规则的伦理道德要求,其伦理定位问题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自然结果,是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平衡的结果。人工智能的意向性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必须打破那种技术“价值无涉”的理念,将价值概念植入人工智能意向性构造的整体机制之中,从而在技术进步的整体视野下为人工智能的意向性构造赋予一种全面的、合理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规范。

ChatGPT技术冲击波下价值观教育的主体性何以可能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引起了人的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变革,并且呈技术越权姿态与数字资本同盟从思想活力与价值张力的双重维度冲击着价值观教育的根本主体性。面临ChatGPT的技术冲击波,价值观教育亟须基于对技术赋能过程之于人和社会的解构与重塑维度,对其进行生存论批判,通过审慎研判ChatGPT可能引致的风险,探赜技术冲击波对价值观教育主体性威胁的问题本质,以求运用批判创造的思维活力、内外并举的思想合力、真善美的价值张力破解ChatGPT的技术宰制困境,进而挺立价值观教育的主体性,在真正意义上唤醒人的“做自己之能”,为人的存续发展敞开“诗意的生活可能”。

道通天地有形外——《当哲学遇上量子力学》书评

《当哲学遇上量子力学:潜能哲学发微》一书结合自然辩证法原理,提出了潜能和惯性这两个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较为自洽地揭示了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宇宙人生现象演化背后的内在机理。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当代社会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公共意识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照这四个层面的和谐,其实质就是要在"私"与"公"之间保持一种合理张力,实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这离不开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提升。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能动作用。要自觉地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由于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斗争呈现尖锐复杂的局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权意识、责任意识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人工智能:一种意识形态视角

科技的发展使意识形态从对抗式、斗争性显性特征走向技术的"隐性"特征,似乎与西方学者所臆想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不谋而合。但事实并非如此。意识形态从未缺场,科技业已成为人类逐鹿意识形态的新场所。作为技术实质的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内涵隐而不宣,借助解放人的虚幻图景,转移了意识形态的在场路径和民众聚焦,其本质却一脉相承。因此,辩证理性地审视人工智能,既要看到作为一般技术的人工智能带给人的时间、自由的解放,又要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特定条件下仍然受制于资本逻辑,依然摆脱不了异化人的本性。

论现代信息意识

文章从意识的涵义与作用入手分析了信息意识的涵义与作用;认为信息意识包括人们对客观信息的认知、评价、控制、超越意识和对自身信息行为的控制、约束意识;提出现代信息意识应该包括信息价值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道德意识、信息共享意识、信息创新意识和信息传播意识等诸多方面。参考文献16。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通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外延的机械规定。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内容上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在形式上又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其根本功能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冲击现成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而并非整体和部分的机械关系上来把握其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延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包含了意识形态,但不是所有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思想观点都是意识形态。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依据是,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将意识形态区分为程度不同的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御的路径依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涉及不同的层次。总体而言,它自内而外分为文化主权独立、网络阵地巩固、信息边疆完整三个层次。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它们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为此,应加强意识形态的风险防御。在坚守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认识和弥补自身的文化缺憾,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影响力。同时,面对网络文化传播方式和渗透方式的变迁,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还应建立国家"防火墙",保护信息边疆,从而构筑起多重安全防线。

解读村上春树的“寻找”意识

在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寻找"都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在文学与生活的交融中,村上春树以一种执著的态度默默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整体应有的价值取向。当村上春树在不断地探索和寻找中开拓自己的生活和文学之路的同时,他也逐渐收获了富足的精神家园和自由的灵魂。

论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

潜意识或无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形式,也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潜意识并不是没有意识,它同意识相互转化,并在深层次上对人的语言、行为产生影响。

论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经济绩效

意识形态是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和变迁成本,解决"免费搭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重视非正式关系的经济体有很重要的意义。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有效途径是进行意识形态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进行意识形态投资应由政府来进行。

智能时代的人-机-人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

当前对于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的争论缺乏一种社会历史(主体间性)视角,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思考人工智能问题毋庸置疑。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机关系的辩证法,我们应该从人—机关系转向人—机—人关系,与其争论人机对立冲突、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可能性,不如关注人与人之间因为对智能机器及其他技术的掌控权而导致的分裂和对立。智能时代的人—机—人关系有积极和消极的不同前景,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人机命运共同体"还是走向"美丽新世界"甚至人类毁灭,取决于我们今天开始的思考、选择和行动。

关于意识及其机器实现问题的对话

本文通过对话形式首先给出了当代脑科学对意识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及其解释，介绍了意识的部分神经基础，包括边缘系统、注意机制、瞬间记忆以及回响回路与意识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对存在与意识关系解释的极端简化论、精神整体论、二元论以及整体简化论等四种不同观点。还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神经基础。最后，详细分析了意识机器实现可能性的正反两种不同观点。

人工智能的人学反思——马克思机器观的一种考察

作为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也给社会带来了恐慌。恐慌实际是对人在智能时代的存在方式和未来发展的焦虑。人工智能是人类改造世界和世界人化的产物,我们不仅需要诉诸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而且还需要警惕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免导致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对人工智能反思和建构人类自身,以及通过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应用,实现人机共生,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理论的新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自己称作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阐述了交往是生产的前提,是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指出物质生产及由此决定的交往形式决定了人们的意识活动和意识形式。现实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之中,人的本质就体现在其中,而社会是交往活动的结果。交往是世界历史性的。

论意识形态效度的三重要义

意识形态的效度是影响意识形态形成、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要具有合适的生效范围与合法正当的效力,要具有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X效率及其三者最优的组合效率,要创造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意识形态的效力、效率、效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效度。因此,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必须注重其效度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实现价值,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的数字化发展与人学新课题

人的数字化发展是人借助数字化技术而发展自己的一种新方式,它是数字化扩展的相应结果,对人自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此也引申出一系列人学新问题,包括人的存在论和本体论、自我认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价值选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可能导致人学研究的“数字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