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富裕的三重道德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不仅关涉分配的问题,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事件,也是在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人类实践。只有成为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的实践,作为人们价值追求的共同富裕才会真正得以实现。在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社会制度安排和正在进行的人类实践,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既有个人,又有共同体和人类。道德价值是为了人的。与共同富裕的三重实践主体相适应,共同富裕的道德价值取向应该同时包括个人层面的尊严、共同体层面的和谐和人类层面的自由。这三重道德价值取向表明共同富裕并非只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和生命,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让个人具有人性和善性、建构适宜于人生活的社会和追求自由。它们既可以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结构性动力,又可以让我们全面把握和评价共同富裕。

“个体性”的思想谱系——以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理解其思想的意义指向。

论人的逻辑下共同体构建的三重向度——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事实印证

共同体构建应确保人以全面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即遵循人本逻辑。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造就的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遮蔽了人的本质,使人在“抽象物”的统治下不断沦为单向度的人,进而在现代社会“失范”与“迷失”。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人的逻辑在共同体构建中的复归,在主体向度上确立了人而非资本的主体性地位,在价值向度上明确了以人的解放而非资本增值为根本取向,在实践向度上确定了以增进共同性而非强化特殊性为总体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气度的形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精神气质与追求天下大同的内在品格。中华文明在古今传承中映射出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体现了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相统一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并且伴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而越发彰显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文化精神。中华文明始终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批判性审思“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比较式思维”,提出走向“合作式对话”的崭新文化气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内在潜藏关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公共性价值共识,擘画了世界文明互鉴共赢的文化图景,积极塑造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气度。

文化第三场革命与脑工劳动解放:人工智能机器生产工艺学批判

人类文化史经历了三场划时代革命:文字等符号系统开启第一场革命;现代自动印刷机开启第二场革命,使文化生产进入机械化、平等化时代,其后的机器电子、数字复制技术总体而言只是这场革命的延续,尚处在文化的“机器再生产”阶段;作为计算机神经元网络的人工智能,则正在开启第三场革命,从而进入“机器生产”时代。消灭资本支配之后,手工、脑工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体力、智力将获得自由发展。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重构马克思机器生产工艺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及文明指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自提出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的质疑,面临与“普世价值”的比较,因此要厘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和文明指向,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深刻的现实基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道义性;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实践传统;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百年奋斗历程;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破除思想迷雾,提供价值支撑,指明着力方向,有着高远的人类文明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意涵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话语在其政治经济实力支撑下取得了国际话语权优势,但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在当代遇到了诸多挑战和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彰显其文明意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密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围绕文明历程、文明样态、文明旨归、文明主体、文明包容、文明开放、文明愿景等维度构建理论内涵丰富的叙事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下变为真实的生活,这不仅包括中国现代政治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人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更饱含了中国人对“何为中国人的理想生活”这一深奥又朴素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人学价值

梳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人学价值,把握马克思人学观的真谛,从人民、中心、发展三个关键词展开对人民意识、中心意识、发展意识的深入探讨;从人学价值出发研究“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才能在鲜明的人民性、发展的价值性、中心的至上性中,校准人民需求,把准社会主义方向,瞄准中国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凸显发展之价值关怀的人民方向和现实主体,确立符合历史规律和时代要求的人民观与发展观,才能在新历史阶段上开创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目标的实现。

遮蔽还是确证: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辩证之思

人工智能就是要模拟人类思维,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今天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而技术的异化使得人越来越像机器,人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重塑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对人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挑战,人的自我认同遭遇了危机。面对人工智能对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发难,就要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上。人工智能究竟是对人的本质的遮蔽还是确证,人机共生是否是可预见的未来,智能时代的人该去往何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辩证地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的关系。

再论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基于人民研究路径的分析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学术己任,系统反思“中国”作为方法论的意义与操作路径尤为必要。以中国作为方法论,不只是将中国作为研究的背景或研究的对象,更是作为提出命题、建构理论、选择方法、确定路径的前提和关键。以人民研究为例,可以呈现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路径,即,从探寻具有中国基因的鲜活概念开始,到“在田野”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再到“从田野见制度”的理论结构化全过程。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指导下深化生态美学

一人类诞生于大自然当中,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现代西方思想却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将人类视为超越自然之主体的同时,也将自然视为人类可以随意开发利用的客体与资源,从而为全球性生态危机埋下了思想祸根。

智能社会中人的自由实现困境与出路

社会历史变迁与生产力发展不断变革着社会关系,推动着人的自由的实现。今天,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进,以大数据、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得到快速发展与深度应用,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智能社会,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智能社会也面临着人类劳动职责被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对人实行算法桎梏、“人-机”关系伦理陷入困境等诸多挑战,导致智能社会中人的自由实现成为时代难题。人类必须认真审视智能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以共有、共建、共享的制度机制为指导,促进人人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规制算法设计对人的禁锢,构建新型“人-机”关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人权观及其哲学根基

人权既有人类普遍性原则,也有其实现的现实特殊性原则。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哲学范式的狭隘人权观,新时代中国走出了一条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人权观是以“人人主主平等”为哲学根基的“平等人权观”,是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的“民本人权观”,是以“人人得实惠”为追求目标的“普惠人权观”,是以“命运共同”为总体方略的“共生人权观”,是以“人类、群体、个人相统一”为崇高境界的“系统人权观”,是以“依据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推进人权事业”为现实基础的“发展人权观”。

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基本内涵、历史逻辑与价值指向

马克思在思想发展和革命活动的实践中,逐步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人民作为与客体相对的主体,通过对象性劳动确证自身主体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起决定性作用,具有不被任何外界强制力量剥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马克思考察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演化过程,肯定了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与不合理性,强调人民主体在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从“是”走向“应该”,从物质力量支配人民的客体状态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状态。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关注“现实的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超越资本主体价值的空洞性抽象性、重新树立起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人民至上的价值指向。

技术的批判与超越:人类增强技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斯坦霍夫的回应

对于人类增强技术,超人类主义者主张通过技术完善人类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詹姆斯·斯坦霍夫(James Steinhoff)主张挖掘超人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联,以社会结构视角关注技术的设计。基于此,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针对性的批判性分析,主张从制度-技术-人的视角深挖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分配不均、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应对建议,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最终尺度,引导人类增强技术的正向发展,从而真正增进人类福祉。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的空气需要--兼议空气贫困视角下的环境非正义性

空气是大自然中弥漫性的普遍存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要的基础条件,更是检验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的一个直接证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工人在城市居住地、生产场所,特别是女工在工厂和儿童在学校的空气供应环境,看到作为资本生产和消费空间凝结物的现代城市中,充满灰尘颗粒的不良空气直接损害工人的肺部健康、削弱工人的劳动能力,认为工人的新鲜空气被剥夺与房屋租金、劳动管控、资本节约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将本该是工人生存必需的新鲜空气视为非必需的资产阶级立场,批判了资产阶级否定工人对新鲜空气的基本需求,揭露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空气需要的非人性、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内在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而生产的利润动机及其以牺牲劳动者生命为代价的环境非正义性。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真正满足人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从而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当代人发展危机的资本之源及其消解路径——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

当代人的发展面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这三重危机直接影响人的发展之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条件。根据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当代人发展遭遇的这三重危机有着深刻的资本根源,是由资本及其逻辑僭越引发的。探索消解这些危机的可能路径是当代人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资本的智慧和方案为此提供了借鉴和启示。通过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解危机根源的治本之道,坚持共同体发展理念、强化制度和法治建设、涵养人的道德情操则是当前阶段必须采取的治标之策。

数字孪生人与人的解放

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到现实中的人,产生了“数字孪生人”的概念。现实人映射出孪生人,孪生人是现实人的镜像。数字孪生人满足人的解放需求:数字孪生人的现实性,完成从现实人到孪生人的精准映射,使得现实人的解放有了“参照物”;数字孪生人的反思性,力促孪生人与现实人的虚实融合,不断启发现实人的“自我发问”;数字孪生人的生成性,使得孪生人与现实人在其全生命周期内同生共长。数字孪生人的呈现提供了人的解放条件:“身体的解放”表现为身体“去遮”和身体“修复增强”需要数字孪生人;“心脑的解放”表现为“心灵的解放”和“意识的解放”需要数字孪生人;“边界的解放”表现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往”的边界拓展需要数字孪生人。数字孪生人的赋能提供人的解放路径:解蔽自我需要认识与解蔽外在的自我;改造自我需要指引、体验和梦想自己解放;创造自我需要时间永生解放和空间无限解放。

对脑机接口技术引发“主体消失”的哲学分析

脑机接口技术因实现了人通过意念控制外物而颇受学界关注,不过有关脑机接口与“主体消失”的内在联系尚缺乏深入探究。在脑机接口所带来的“奇点”前景中,“主体消失”可能存在三条进路:其一,依循黑格尔“精神实体”的自我发展逻辑,脑机接口技术预示着“机器智能”将取代人类主体在“精神实体”发展进程中起中介作用,从而促成“主体消失”;其二,脑机接口将在两重维度上加速“现代知识型”的解构,从而促成福柯式的“主体消失”;其三,脑机接口通过抹除主体“生而为人的内核”,从而促成齐泽克式的“主体消失”。揭示脑机接口对于人类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性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学界关于脑机接口的哲学反思,另一方面有助于在发展脑机接口的过程中重视人类主体可能受到的影响。

辩证法是人的存在方式——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人学视角

与其他一切存在者不同,人是辩证的存在,即人是唯一能够否定给定存在创造出全新自我的存在。在对给定存在的否定中,世界与人被创造出来。因而否定是创新的前提,而创新又是自由的实现,否定、创新、世界与人的个体性、历史性与有限性相统一。人的辩证存在决定了历史的辩证存在,人的辩证存在是历史辩证法的内在根据。人的辩证存在是人的个体性的本体论基础,人的个体性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内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