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形而上学语言的自否定向“语言学之后”生成

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从中西“是论”之别到“语言学之后”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对形而上学的突破: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哲学是时代变革的先导。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突破,必然会引起人们在各个社会领域实践的变革。整个西方哲学是在“形而上学”的传统下最终走向了终结,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也完整地影响了西方整个现代化进程。对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继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过程开始于费尔巴哈,最终完成于马克思。正确地理解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对“形而上学”批判所做的努力,正确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从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本质。但在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中,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被窒息了。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马克思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开辟了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从而拯救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里,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批判向度与批判旨趣都呈现出全新的内涵,这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具有的解释和启示力量,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理念”概念的起源

通过分析前苏格拉底时期哲人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和苏格拉底对哲学研究方向的革命,追溯了西方哲学中"理念"概念的产生过程,提出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提高的结果。指出"理念"概念具有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和发生学等多方面的含义,内含了人类理性的认知、建构和价值三大功能,表现出哲学与人的密切相关性。

西方形而上学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思想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是指关于存在、知识和文化的最高的和超验原则的哲学理论,它的核心是Ontologie,形而上学的Ontologie是个纯粹抽象的逻辑理念王国。"Sein"之实存和本质两种意义的剥离,使西方语言及哲学中具有了"科学性"和"哲学性"两类范畴,因而,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了"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两大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性思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哲学作为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的永恒矛盾及其超越,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去完成,人的存在意义只能在开放的感性实践中去生成。

主体性的重建与心灵问题——论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

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对于科学与伦理的奠基来说,哲学形而上学是不可逃避的,但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主体性已被解构。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是重建形而上学,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主体性。当代主体性问题与我们时代的心灵问题或时代精神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中国哲学的重建,需要研究我们时代的心灵问题。为此,首先需要回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

祭奠的习俗与祭奠权纠纷

从风俗习惯的视角来看,祭奠体现了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孝。历史上,由于礼这种大传统的存在,祭奠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律属性。现在,祭奠主要是作为一种民间规范,在小传统的意义上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效用。从法权的视角来看,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祭奠权为一种具体的法定权利。司法过程中,法官可以基于法律原则,对祭奠权作为一种身份权的推定权利进行正当性论证,以之定纷止争。对祭奠权纠纷现象,我们既要肯定其弘扬法权的历史进步性,也不可否弃自己的东方经验。

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走向

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要拯救西方哲学的危机,重新论证和定位形而上学,对理性范式自身逻辑蜕变过程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理性的"合理性"根基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根据统一于对人之本性的理解当中,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走向具有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对理性范式演进逻辑进行系统把握,不仅能够认识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结构,还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的内在根据,进而可以诠释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和现实特征。

形而上学的“规定”与其未来指向

从历史的逻辑演进角度看 ,形而上学含义是双重的。形而上学乃是“哲学”的同位语 ,而与辩证法对立的含义仅仅存在于历史上极其短暂的黑格尔式的致思阶段。形而上学趋向于“智慧”,总是把“在场”与“不在场”贯通 ,形成永恒的“在场”。理解形而上学的难度在于运思取向的自由性质。尤其是当下对“形而上”的远离 ,使主体精于“世故”而疏于“天理”,这就要透过形而上学的原初含义 ,探求哲学发展的可能出路 ,在“无”中赋予“有”以形上的境界 ,提升主体历史生成的理论品位 ,以避免生活意义的可能淹没 ,使精神摇篮处于无遮蔽状态 ,并且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加以理性展望 ,为其尚未“在场”而将来应该实现的“在场”辩护。

形而上学的审美意蕴——形上之知的明证性基础

以绝对知识形态出现的作为思辨推论的形而上学,不具有知识意义上的明证性,而是具有广义审美意义上的明证性,或叫澄明性。因此,形上之知中包含着广义的审美意蕴。思辨推论中所含蕴的这种非知识意义上的真理的明证性或澄明性并非是模糊性,它的明证性等级并不低于知识的明证性,只不过它们分属两种明证性而已。

哲学的新生——新基础主义道路:传统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之“后”

基础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信念:一切存在物及其相应的知识、价值等等都奠定在某种"基础"之上。反基础主义是相反对的信念,认为不存在着万事万物最终奠定于其上的"基础"。传统基础主义表现为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由此反基础主义的核心即在于"拒斥形而上学",二者都误置了基础,真正的基础并非某种先验设定的"形而上者",而是原初的存在结构及其领悟。鉴于反基础主义的经验化道路之不可取,而形而上学又是不可避免的,为此需要走新基础主义的道路,不仅要超越传统基础主义而且更要超越反基础主义,进一步寻求形而上学之"后"、之"基础",这更可以说是反基础主义之"后"、之"基础"。由此,新基础主义道路必须展开"返源"与"立相"(绝对相以及相对相)的双重向度,由"返源"而成"源论"——揭明一切事物之源,并在此基础上"立相"——重建我们时代的"体用论"(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形而下学)。从而,在新基础主义的"道路"上,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才能并且必将获得"新生":形而上学观念"生"成于更加先行的"基础",并植根于我们时代的存在样式而成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形而上轨迹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

本文试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形而上学"的现象学,可以看出对"形而上学"的解释学一直以来是在双重维度上发生——狭义的"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广义的"未来形而上学",如斯特劳森把形而上学理解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1"西方哲学中国化"是在双重维度统一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式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中国化如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史一样,既注重对概念、命题等知识进行界定与明晰,而走了一条狭义的形而上学之路;也注重建构概念、命题之间的逻辑推理的理论体系,以实现西方哲学的中国形态,而走了一条方法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路;更注重现代形态的整个理论表达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与思想理论的价值意义,而走上一条不断超越"形而上学"的未来形而上学之路。

生活世界与生存主体

生活世界是涉及当代诸多热点问题的一个重要哲学话题 ,它具有动摇传统形而上学大厦基础的意图但却与形而上学的反观相对应 ,生活世界毋宁是相对于生存主体而展开的生存视域。胡塞尔晚年提出的“主体间性”与“生活世界”本应是相互相承的 ,但直到海德格尔、萨特和哈贝马斯 ,这两者才真正结合。

探求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关系--王路教授访谈

逻辑作为一门科学,无论其形态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其特有的方法论性质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在逻辑与哲学的深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方面不断得到印证。王路教授在逻辑与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取得了独到而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所瞩目。本文通过专访形式,与王路教授探讨其对逻辑和哲学关系的理解及其研究的思想进路。

叙事研究的形而上学之维

叙事的泛化、认知转向、多学科研究及其所引出的深层次问题将叙事的形而上学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核心关切不是叙事作为文本是如何构成的,而是作为心灵的工具有何作用、作用的机制与奥秘等。要揭示叙事的本质与奥秘,既要区分叙事的"应该问题"和"事实问题",又应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路线,尽可能全面认识人类叙事实践的个例和样式。叙事与心灵密不可分、相得益彰,如果没有叙事,心灵不会是其所是。没有心灵,叙事则成了无根之木。叙事除了有文学等所看到的形而下构成之外,还有心灵理论、自传性记忆、元认知等形而上构成。叙事有自己的对象世界,而对象有真实与虚构之别,虚构对象在现实世界尽管没有存在地位,但却有真实不虚的因果作用。叙事尽管有巨大的认知和解释作用,但泛叙事化显然有矫枉过正的偏颇。就叙事与自我的关系而言,不可能是叙事创造了自我,而只能是自我让人有自传式记忆进而有叙事的事实。

重建还是拒斥形而上学——从洪谦和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的论争谈起

洪谦和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之争既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新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 ,也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争。洪谦坚持维也纳学派反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 ,冯友兰却坚持形而上学的立场。冯友兰认为 ,理世界是实在的 ,所以他的形而上学就是关于理世界的哲学理论。但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 ,这样的理世界的实在是有疑问的 ,所以它不应该成为哲学的对象 ,所以形而上学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洪谦就持这样的看法。洪谦是在严格的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有着系统的科学知识储备和逻辑方法论的训练 ,他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 ,从方法论着眼有其可取之处。与之不同 ,冯友兰主要的是一个中国哲学家 ,他认为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的境界 ,为人的境界提供哲学的基础 ,因此人生哲学是哲学的核心 ,哲学自有其不同于科学之处。所以他竭力要为他的人生哲学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 ,冯友兰的哲学观是正确的 。

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康德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比较

近代批判哲学发端于"笛卡尔式怀疑",著称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笛卡尔从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可知论的结论,而康德从不那么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康德不问"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验知识是否可能?",而只问"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笛卡尔却首先关注前一个问题,为此他为哲学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即"我思故我在"。事实上,康德对前一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以致他后来承认对于"先验统觉如何可能"的问题无法解答。笛卡尔理论的缺陷已由康德指出,即在一些方面让理智越过了界限,犯了超验的错误。笔者认为,如果把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同笛卡尔确立的阿基米德点结合起来,那将可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

数学与形而上学的起源

哲学的冲动与经历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要使这些冲动形成一门能传承的学问,必依靠某种游戏机制。古希腊的数学是形成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键机制,通过华达哥拉斯而直接影响到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再传至亚里士多德。本文探讨了“数是本原”的具体含义,它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以及后来的哲学家们如何吸收与改造它。作者同时提及这种“数形而上学”在今天的新活力。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思想浅析

尽管马克思坚决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可以说马克思拒斥的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而非形而上学本身,而且马克思也有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存在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构成的实践世界,社会构成其空间性,历史构成其时间性,整个时空的全部存在统一于“现实的个人”走向“自由个性”的过程,其发展动力根本在于人在其感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我超越性,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