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无”到底是什么——一种分析哲学视角的诠释

针对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讲席后所作就职演讲,卡尔纳普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卡尔纳普认为,海德格尔关于“无”的所有形而上学断言都是伪陈述,甚至没有成为错误的资格。令人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并未公开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海德格尔进行一种创造性诠释。根据这种诠释,“无”乃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对应唯一可能世界。基于此,海德格尔能够化解卡尔纳普的攻击。通过回应可能的质疑,进一步完成对该诠释的合理性辩护。

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到中国古代身道

一种全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乃是当代身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无独有偶,一种全面深入的研究发现,就其身体性而言,中国哲学与梅洛—庞蒂哲学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家族相似”的关系。这种“家族相似”同时表明,中国哲学的身体思想与梅洛—庞蒂哲学的身体思想既存在共通之处,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不在二者之间扬此抑彼,而将二者兼容并蓄地有机结合在一起。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使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中国身体性哲学得以真正确立。

论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

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是指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复合生态系统都具有整体价值,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一员。生态女性主义秉持一切平等的价值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强权与奴役,主张既尊重男性,也尊重女性;既尊重人性,也尊重自然;既注重“工具理性”,也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是超越“强权主义”的社会价值导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导向,对于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权力/知识框架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于这一方法论,福柯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国科学史中基于“断裂”概念对科学作为普遍真理的质疑,关注知识起源和普遍化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断裂特质,福柯揭示了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消解了其作为真理的地位,并进一步表现出对主体命运的关切。主体被作为“权力/知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做了专断的定义和规训,成为臣服的主体。但是,如果对这种专断的真理和权力体系进行反叛与断裂,就有可能指向能动性的主体的重建,并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价值形式意蕴

价值形式理论在西方左翼中产生了重要理论效应,朱迪斯·巴特勒也深受其影响。价值体现了私人劳动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它只能在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后被回溯性地确证。价值的这种特性被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后现代左翼形容为是以操演形式运作的,体现着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揭示了商品交换中“真实的抽象”建构的同一性形式,以及被同一性形式遮蔽的社会对抗性。巴特勒则将性别理解为同价值一样,也蕴含着同一和差异的辩证关系的社会形式。一方面,操演生成了同一性的性别形式(规范),只有符合这种规范的性别身份才具有可理解性,正如劳动只有以价值为形式才可获得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每一次操演又生成了现有规范无法容纳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如同被价值的同一性形式所掩盖的对抗性矛盾一般,具有颠覆现有规范的潜能。不过,巴特勒过度强调差异,最终走向了身份政治。

“原初的谎言”:齐泽克论幻象

齐泽克的幻象理论继承了拉康的幻象公式及其主体理论。在齐泽克的语境中,幻象是人最原初的无意识,它是一个谎言,存在于意识还没开始的时候;幻象结构着主体真实的社会关系,遮蔽着符号秩序的不一致性,指示着主体“如何欲求”;幻象还是当代意识形态的支撑物,是他者的异化。幻象中的主体对现存符号秩序并不总是俯首帖耳,主体对快感的追求为穿越幻象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最终,主体穿越幻象后,必然面临死亡驱力,遭遇精神崩溃。齐泽克的幻象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独到而深刻,对齐泽克幻象理论的探究是理解其相关思想的基础。

感觉是如何组织的?--论维特根斯坦对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批判的立足点

在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他与心理学家苛勒的对话占有十分专有的位置。从“感觉组织”这一问题切入,可以探究维氏对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批判的出发点。苛勒的基本观点是,“组织”乃是和形状与颜色类同的视觉经验的事实。但维特根斯坦认为将“组织”还原为某种生理学意义上的视觉实在只能是某种经验上无法验证的假说。当更细致地辨析“组织”和“看”就会发现,它们居于差异化的概念层次,而不应当过度同化。维特根斯坦给心理学的启示在于,心理学的任务并非是对心理现象的解释,而应关注心理学符号是如何表达的,即应当从科学的事质求证,到心理学哲学的语法考察。

论理查德·罗蒂隐喻的“不可转述性”

在对语言偶然性的讨论中,罗蒂提到了隐喻的不可转述性,赋予其新实用主义的内涵。隐喻意义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其判准不是静态的、封闭的、恒常的,而具有基于主体性和社会化的动态性和流变性。个人创造的隐喻话语合情合境,具有私人合理性,最终进入终极词汇表的隐喻话语在“种族中心主义”协同性的作用下获得社会合理性,两套话语系统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均拥有各自的实用效应,不可二次转述或他者替代,故具备不可转述性。探究罗蒂隐喻的不可转述性,把握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成果和走向,不仅是对罗蒂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对整个语言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对马克思的“回归”

齐泽克主张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结合必须采取“回到”马克思的形式,在他那里,“回到”马克思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视角的理论价值的重新发现。参照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所见证的“幽灵增补”对现实的作用以及阶级斗争与剩余价值概念所提供的“视差之见”,齐泽克把意识形态泛化为构成现实的无缝屏幕,揭示出意识形态只是以自身填补着社会结构性不可能所造成的空洞,阐发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秩序中“被迫选择”的行动概念。齐泽克既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中吸取营养,又试图以精神分析来修正和置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他的理论中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挪用、不恰当的修正以及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等问题,需要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对待。

生产方式与社会形式:列斐伏尔构建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叙事逻辑及其研究启示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文本表达与理论逻辑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基于《空间的生产》的文本考究,列斐伏尔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上,以城市作为问题域构建空间批判理论,深刻揭露了贪婪肮脏的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秘密。这一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叙事逻辑是以生产方式为逻辑出发点,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为逻辑展开,以城市作为具体景观,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据此,列斐伏尔又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图式,重新勾画了与不同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空间形式,完成了生产方式空间城市的批判理论体系。这对于当前学界重新批判性地审视列斐伏尔对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差异性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真理”与“效用”:福柯论自由主义治理技艺

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从治理术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剖析。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三种表现分别是市场的真言化、以效用为依据的内在限制以及欧洲对国际格局的新构想,其中政治经济学作为某种知识体系、真理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历史后果主要有二:一是产生了“危险安全”的双重结构和“控制自由”的矛盾结构,二是使自由主义与规训技术相结合。就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看,正是自由主义对人口问题的新见解,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主流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亦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实践的重要特征。

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

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其关于人类本质的思想建立在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批判之上,提出了关系才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生活过程中获得关于世界的特定关系是性格的基本基础,对于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同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以及性格中生产性取向与非生产性取向的区分,有助于判断一个群体中的整体性格取向,这是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中用于分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性格理论中将社会性格作为经济基础和特定社会思想之间的“中间者”,也表明了弗洛姆想要简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方法。

技术控制与内心解放——浅析马尔库塞技术哲学

在技术全面控制的发达工业时代,人们深陷技术茧房的桎梏成为机械的“单向度的人”。在此背景下,马尔库塞从政治、思想、生活等领域对技术控制的现状进行全面批判,并提出通过唤醒人内心本能的欲望来克服技术操纵,由此形成了其以技术批判和内心解放为核心的技术哲学。马尔库塞的技术哲学思想不仅在发达工业时代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下技术的发展走向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杞县觉醒:地方精英与马克思主义县域传播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地方精英仕途受阻,政治局势的急剧转换导致地方社会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动,地方精英出现分化。为了寻找出路,地方精英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探求新的社会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杞县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杞县的早期传播具有鲜明的县域特征,其社会觉醒的火种由地方知识精英点燃。这种觉醒既是中共主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向地方延伸的结果,也是地方精英自身政治诉求的一种体现,这种双重客观需求加速了地方精英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民族性

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崛起的基石,理清民族性问题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继承民族文化的统绪意识、发掘民族文化的内在基因、探索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三大方面。他们辨析了儒学的正统传承脉络,继承了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他们揭示了中国哲学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一系列内在基因。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既立足传统又面向现代和未来,既立足中国又积极走向世界,争取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

论优先性之争中权利与善的辩证统一——基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

若要使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更具现实意义,则不能脱离善作为特定观念提供的价值指引,尤其要对权利优先的绝对化保持高度警惕,否则权利本位论发展到极端就会造成分裂和僵化,以致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权利背后总有善作为支撑,善会对权利产生深刻的内在影响,但却不可据此对善的价值和功能有所夸大。善对权利的影响有其限度,切不能以善为名侵犯权利。原初状态对权利与善的预设源于理性建构,但权利相比于善而言并非完全形式化,两者均带有实质性的面向。在优先性问题中,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理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必须从权利与善这两个概念入手,发现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致性,找出其相互间暗含的共识与默契。

对主体的探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思想建构中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基本框架,但马克思并未专门探讨个人主体。卢卡奇以历史主义和总体性的方法探讨了无产阶级克服物化的可能,从而强调了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阐发了在计算理性的统治下彻底的物化和革命主体的消解;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方法批判了历史主义的一元决定,强调历史的多元决定以及无主体的过程,并将个人主体视作意识形态的部件。阿尔都塞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放置于偶然性之上,这对此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年福柯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代表,则从对主体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以及日常生活分析入手,探讨个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问题,从而实现了一种伦理学转向。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主体和客观规律的分析框架,结合时代最新发展来理解主体问题。

形式化时间的困境——论胡塞尔时间现象学中的疑难

胡塞尔之所以认为时间问题是“所有现象学问题中最困难的”,是因为他一方面坚持认为时间是刚性不变的“意识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时间是一种“活的当前”。这两种矛盾的理解使胡塞尔在解释时间现象时,经常陷入“无限倒退”“静止不动”。胡塞尔的前一种时间观实际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牛顿等人的传统时间理解;而后一种思想却富含新意,启迪了海德格尔、德里达、斯蒂格勒等后来一批重要思想家对时间问题推陈出新的探索。

何以为家?——论海德格尔与虚无主义问题

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中都包含了对于人的生存的考察,而虚无主义是理解他的生存论分析的关键线索:在《存在与时间》中日常性的生存被规定为非本真性,而本真性则被规定为了面向虚无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理论本身意味着一种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大任务在于克服虚无主义,让物成为可依靠的,让世界成为“家”①。照料、做诗、思索等生存方式被刻画为“诗意的”,并且世界被规定为“天地神人四方域”。这种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或许是浪漫的,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日观中:罗兰·巴特认识中国文化的渠道与方式

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日本都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铃木大拙以日本禅学为基础阐释中国禅学、道家思想,冈仓天心以日本“寂”美学通释禅学、道家思想与日本茶道,并以日本茶道为基础阐释中国茶道,这二人的思想在西方传播甚广。受此二人影响,罗兰·巴特以日本学者为渠道,透过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观念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文化,并以此建构他的文化理论。文化上的影响不只是点对点的线性关系,学者皆处在一个互相影响的“多元网络”中。中国学者须具备“多元网络”思维与“世界学术中的中国”视野,正视中西交流中的以日观中现象,反思中西对话之间的日本因素,辨明以日观中遗产中的成果与糟粕,扬弃日本这个中介因素,在直接交流中真正全面比较中国与西方文化,实现文化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