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孟子研究A计划与B计划的交接处——商务印书馆《盈科后进——中国孟学史丛论》后记

中山大学杨海文教授二十多年来的孟子研究包括A计划、B计划:前者的关键词是文学、哲学、历史,重心放在内涵生产的守正创新,范式生产未能取得突破性的守正创新;后者的关键词是孟子思想研究、孟学史研究、《孟子》单章研究,不仅旨在内涵生产的守正创新,而且旨在范式生产的守正创新。从A计划转入B计划,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一方面,将以《盈科后进——中国孟学史丛论》为代表的孟学史研究,当作先前一个阶段暂时结束的见证;另一方面,将以“新编孟子正义”为代表的《孟子》单章研究,当作未来一个阶段正式开启的标志。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以《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为中心

《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原创性建构了“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并被孟学史守正性重构。从原创性建构看,亲亲是血缘伦理之基,仁民是王道政治之本,爱物是自然生态之根;爱物、仁民、亲亲是由外而内的充实,亲亲、仁民、爱物是由内而外的推扩,充实、推扩均是仁的呈现与敞开。从守正性重构看,基于亲亲与兼爱的对决,此章盖为墨氏而发;基于仁民与爱物的对比,仁民易而爱物难;基于亲亲、仁民、爱物的对举,先后之序、实华之分彰明较著,呵护自然、万物一体呼之欲出。孟学史的守正性重构丰富并深化了孟子原创性建构的儒家文明图式,守正性重构最能夯实并彰显原创性建构的历史演进及其时代价值。借助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的分析,可以深入说明这一儒家文明图式。

论《孟子》逻辑学的范畴与原理

孟子在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中,传承发展墨子逻辑思想,把具有发端意义的中国逻辑学推向前进,是中国逻辑学走向系统总结时期重要的中间环节。孟子阐发逻辑范畴与原理,精义有四:第一,孟子阐明了“辩”范畴与“类”范畴的规定与运用;第二,孟子论述了“故”“理”“法”范畴与理论思维的原理;第三,孟子总结了类比推论的原理并应用于论辩实践;第四,孟子“知言”的两个原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可视为中国逻辑语义学的发端。孟子完全不同意墨子“兼爱”等政治伦理观点,但为捍卫孔学儒术,争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辩中制胜论敌,他并不排斥从墨学宝库中撷取墨子的逻辑利器和辩论技艺,创造性地发挥墨子总结的争鸣辩论形式、规律与方法,这也充分证明了逻辑知识的学派超越性与普遍工具性。从本质上说,逻辑学乃是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共同运用的认知工具和思维利器,与世界性基础学科的普遍工具性殊无二致。

孟子的古典管理数学思想

孟子善论辩,而为了明晰事理,他在论辩过程中经常会给出一些算术问题。因此,《孟子》一书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古典管理数学内容,如“万取千焉,千取百焉”的利益观,“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井田制构想,以及“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几何割补方法等。特别是孟子将“规矩”“六律”和“仁政”三者统一起来,强调把数学置于王道之国的基础地位,重视数学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主张“苟求其故”的数学思维(包括数学原理和数学方法),特点非常突出。这既反映了春秋战国古典数学发展的特点,同时又是对《周礼》“九数”之艺的进一步总结和提高。

职业选择与重建道德社会--《孟子·公孙丑上·术不可不慎章》辨析

《孟子·公孙丑上·术不可不慎章》设定“天之尊爵,人之安宅”的道德形上学、“莫如为仁”的实践伦理学、“人役而耻为役”的王道政治学,旨在论述职业选择与重建道德社会的重大议题。唯有经由道德形上学达成实践伦理学、王道政治学,“术不可不慎”方能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念兹在兹的大事,慎择职业方能在重建道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此章包含丰富的学理内涵,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深入辨析。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析论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的“反求诸己”之思,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孟子历史观的关键词及其理论问题

孟子历史观可以从形式、本质与表现三方面析论,以“崇古论”为其形式,以“反事实性思考方式”为其本质,并表现为循环史观与“道德的历史解释”。孟子尊崇古代圣贤的典范,是为了贵古而鉴今,并是古而非今,所以崇古的历史叙事是其手段,改变当代世界才是其目的。孟子崇古论之本质是一种“反事实性思考方式”,高举尧舜典型与“三代”范式,将其作为当前事实之反命题。透过“反事实”与“事实”的强烈对比,发挥批判并对治当代的“事实”之功能。而且,孟子历史观表现出鲜明的循环史观与“道德的历史解释”,因此相信“殷鉴”不远,人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安身立命,因此孟子是一个立足历史经验的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孟子的“道德的历史解释”,潜藏着历史中“人”的自由与责任等问题,深具21世纪的新意义。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追寻元典 彰显孟学——评《〈孟子〉学术史》

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的说法,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后世文明的一次次飞跃发展总是要回顾“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从中获得生存的智慧,点燃前进的火焰。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轴心时代”涌现出许多影响人类发展的文化巨人,创作了许多原创性、奠基性的经典文献,《孟子》便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来,《孟子》先是被作为辅翼经书的传记,后被作为承载儒家正道的经书,地位不断提高,影响越来越大。

直而已矣,然是否真?——也论儒家观念中的“亲隐”问题

《论语·子路》及《孟子·尽心上》《孟子·万章上》中关于“亲亲互隐”的文字作为儒家文化情本位观念的一个样本,引发了学界关于这是否是一种滋长腐败的负面因素的正反两极评价。细读文本,双方也许都忽视了孔孟基于其观念立场对亲隐固然有其坚持,但其本质上却是防御性和有限度的。从伦理两难的角度看,情直与正直、亲情与公义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就伦理与道德的分际论,道德本质上应该是超越人之本能从而亲情伦理的,情直不等于理真,而只有在理性基础上健康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反思中,亲情原则折射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精神向度的特征,这是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应该直面与思考的。

孟子人性论路径选择——“天下之言性也”章新诠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以人性论探究路径为主题,在孟子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汉以降,学界对该章的解释大致可分为“肯定系”和“否定系”两派,前者认为孟子肯定文段前三句而后者反之。从训诂学依据、研究方法依据和思想背景依据三角度审查该章,可进一步区分“否定一系”和“否定二系”两派,并得出一个更合理的否定二系的新解释,与此同时发现肯定系解释的多重困境。孟子认为杨墨通过经验路径(故者)所构建的自然人性论会陷入“以利为本”的困境,而旧有先验人性论路径(智者)也被指责为牵强附会。在这一背景下,孟子以善端言性,为先验主义人性论开辟了新路径,由此构建了能避免“以利为本”之困境的政治哲学,这体现了其为儒学突围所做的努力。

论孟子的道德信仰

孟子仁义礼智四端之心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人心的精神性信仰。孟子以天与仁来言心,由此赋予了人心之道德超越性维度。孟子坚信当人做到尽心知性知天,并且存心养性事天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孟子要人养其气,以坚定心志于仁义礼智。这样的义气,其实就是人之精气神,本质上就是人之道德信仰的力量,孟子由其心学而真正奠基了儒家的道德信仰思想。

圣之清、任、和、时——从孟子论四圣看其圣人观

孟子肯定伯夷、伊尹、柳下惠皆为古之圣人,同时也认为他们各有所偏,未至圆满。但圣人之偏,绝非出于私欲,而往往是四端之发未能中节所致,根本原因是“智”有不足。圣人之间亦可能存在高下层次的分别,孟子心中最理想的圣人人格是像孔子那样随时而处中的圣之时者。相较于孔子,孟子降低了圣人的门槛,扩大了圣人的范围,提振了人学以成圣的信心,与此同时,对孔子之为圣之时者的揭明,又坚持了圣人的高远理想性,使人知所向望。

公平与仁爱之间:孟子仁道正义思想刍议

古代中国对“正义”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孔子以“仁”作为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观念和思想,并发展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价值,其中的“义”便体现着孟子的正义观。作为儒家正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形态,孟子提出一种“仁”和“义”并行不悖的仁道正义观:一方面,仁道正义集中体现了儒家追寻正义、注重公平、呼吁平等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仁道正义又体现出儒家尊重生命,提倡仁爱的利他情怀,表达了儒家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因此,孟子的仁道正义观是正义与仁爱的耦合体,表现出正义与仁爱的双重价值维度。研究孟子的仁道正义思想,对于拓展儒家正义理论、展现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独特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读晦庵孟子集解衍义》小考

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十四卷本和残八卷本《读晦庵孟子集解衍义》,是对《孟子》的注疏之作,其特点是将注释以小字的形式加于正文之内。《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此书为“元刻本”,但均无作者信息。天一阁藏有《读晦庵四书章句衍义》一书,据薛福成等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国家图书馆藏稿本)记载:“《读晦庵四书章句衍义》十四卷。棉纸钞本,全。不著时代,卷首止书兰雪邹霆炎撰,吴郡徐达左校正。”《读晦庵孟子集解衍义》与《读晦庵四书章句衍义》书名极为相似,二者是否为同一书呢?遗憾的是,天一阁所藏今已不存。

“反智全性”与“求故成性”--再论《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

文章重新梳理了故、利、凿三字的训诂,并指出以故旧言性、以利益为本、反对穿凿三者共同体现出道家思想的特征。“所恶于智者”是转述天下人的立场,孟子则予以辩护,是否用智才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孟子》中关于性、智的其他文本,着重考察了性、故、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双方的立场概括为“反智全性”和“求故成性”。天下人认为用智必然流于穿凿,会破坏人的本然状态,所以他们反对智谋,拘守故旧,以期保全人性。孟子则认为故虽然体现了性,但不等同于性,智的作用不可或缺,“知而弗去”即通过求故认识仁义之性为人固有,并且通过主动的存养、推扩,才能使这一本性得到充分呈现。

孟子的理想人格思想及其价值探论

孟子的理想人格思想是孟子对战国时期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人格缺失现象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是孟子以孔子的理想人格思想为基础而设计的人格目标追求,并通过大丈夫、君子、贤人与圣人等人格形态表征出来。孟子的理想人格思想实现途径在于内外兼修:内修包括存心养性、内求于己、直养无害;外修包括教化育人、学习悟“道”与实践躬行。孟子的理想人格思想,对于中华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探讨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先贤的理想人格实践追求发挥着引导和激励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锻造以及新时代强国建设中民众的理想人格塑造具有重要的滋养价值。

论孟子言性之理路与性善论之证成及其内涵——“天下之言性也”章的两种立场及其对“自由”的归趋

要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必须先明了孟子言性之理路。孟子言性之理路与康德很相近。康德言人性,其要点有三:一、人性不是经验物;二、欲望不是人性。在此两点的基础上,康德言人性的关键点在于:人性必须切就自由而言。康德言性之三要点在孟子那里都有所体现,且是我们理解孟子言性之理路的基本点。“天下之言性也”章,无论对“故”作“故实”“陈迹”解,还是对“故”作“所以然”解,都可以归趋切就于存心之自由而论人性上来。一旦切就自由而论人性,则人性必然是善的,且这种善不是伦理学的,而是宗教性的。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