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生”与“人”:《吕氏春秋》的伦理与政治之维

《吕氏春秋》是一部以“生”与“人”为价值取向和哲学基点的构造性思想著作。《吕氏春秋》认为,生命是天所赋予的,天道的崇高性赋予了生命以重要价值。由此出发,《吕氏春秋》在人的自我养成上,认为应以对过分欲望的调节来实现生命的延续与完善;在伦理生活上,认为应尊重各个生命的发展,不可胡乱伤害他者;在政治治理上,认为天下为人人所共有,因此君主需要自我修养、任用贤臣。这种对“生”与“人”的重视,使《吕氏春秋》能够综合诸子、自成一家,超越秦政而具有持续的价值;其以“生”建构的兼合性哲学架构,更对秦以后儒家、道家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之管键”,《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利民思想。民贵君轻、仁政德治、修齐治平作为《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理论根基、关键方略和逻辑进路,道法自然、天下为公、尊贤上功和利民为本作为《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理论遵循,饱含着丰富的价值底蕴。充分挖掘《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内涵底蕴,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智慧、坚持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推进德法兼济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吕氏春秋》“夕室”考释

《吕氏春秋》“夕室”当理解为“豫室”,即豫乐之室。“正”非与“夕”相对,故旧说“夕”之“邪夕”“夕暮”之说并不可取。“正坐”当与“豫室”形成反对关系,且与二级标题《季夏纪》及三级标题《明理〈制乐〉》所论至乐之道关系密切。从《吕氏春秋》文本设计的衔接与篇题所涉时令关系上看,“夕室”居于季夏之末,孟秋之初,与《管子·戒》的记载一致,故应当理解为“豫室”。

为人做嫁,大师风范:卢文弨校勘《吕氏春秋》研究

卢文弨作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大师,其校勘本受到学术界和藏书家的重视。卢文弨曾精校《吕氏春秋》,受到当世学者的推崇。因其校勘成果已贡献于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未能单独流传,几乎湮没无闻,至今无人对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更无人对卢文弨的《吕氏春秋》研究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全面梳理呈现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并对其进行研究,在卢文弨研究史上和《吕氏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与“杂家”的“大智慧”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曾言:“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这个时代的新因素,是人在到处都感觉到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感到自身的存在和他的能力的限度。他经历过人世的恐怖和他自己的束手无策。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为追求解脱和赎罪,已接近深渊。而且由于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他为自己安排了最高的目的。在自我深处和超然存在中,他体会到自己的独立存在。”

《吕氏春秋》生态哲学思想探赜

《吕氏春秋》思想承自稷下道学,具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内涵。从类别和归属来看,属于稷下道家式的生态哲学。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条件下,《吕氏春秋》以贯通先验与经验的入思向度,建构起了集整体论生态世界观与具体生态实践法则于一体的独特生态哲学思想。其整体论生态世界观,可谓之为天地人三才之道视域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体言之有三:一为天道尚圜,地道尚方;二为天地阴阳,不言而信;三为贵公去私,养有五道。纲下有目,纲举目张。其具体生态实践法则包括道理与本分、生生与因时、律气与制度三大维度。具体言之有四:一是执道循理,审本定分;二是尊生重生,人物共存;三是贵因顺时,因类合宜;四是以律候气,风化建制。深入挖掘《吕氏春秋》内蕴的博大精深、淹贯精微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与现实启迪意义。

《吕氏春秋》“老聃贵柔”说探微

《吕氏春秋·不二》首次提出“老聃贵柔”说,并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这样安排顺序有何寓意?其“贵柔”说提出的背景、原因是什么?依据何在,影响如何,有何意义?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吕氏春秋》老前孔后的排序与对《老子》五千言主旨的准确提炼,有助于人们对《老子》一书的理解与接受,对提高老聃与《老子》的地位与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吕氏春秋》其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也因评价、整合诸子、保存先秦史料得到了后人的认可,这对《吕氏春秋》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亦有裨益。

论《吕氏春秋》的气学思想

《吕氏春秋》气学思想包含“精行四时”的“圜道说”,“本生”“适欲”“达郁”的精气涵养理论,以及“与元同气”、执一无为的政治主张三个方面,是对先秦道家气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吕氏春秋》同时把阴阳家关于四时之气的思想纳入黄老道家的“精气说”范畴,在继承《黄帝四经》《管子》四篇、《鹖冠子》等黄老道家养气以施无为之治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保证君主政令畅通的必要性。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旷世奇书《吕氏春秋》的编辑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出,百家争鸣,涌现出一系列堪称中华元典的典籍。这些典籍不仅为后人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精神之基,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提供了丰赡的选题资源。秦相吕不韦在政治上多为后人诟病,但其主编的《吕氏春秋》确是一部"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旷世奇书,也是先秦编辑史少有的编著分离的经典样本,其中蕴藏的编辑思想,是不该湮灭无闻、少有问津的。

《吕氏春秋》“君德”思想简论

《吕氏春秋》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治世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君德思想。治世的主体是君主,而君主的主要面向是臣和民,因此,君德主要体现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君臣道德、君民道德等三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逐一的阐释。

《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本文对 2 0世纪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述评。文章对《吕氏春秋》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观点 ,作了客观的描述和简要的评说。文章述及的主要内容有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学派属性与思想倾向、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思想特点、与《淮南子》的关系、历史评价。

《吕氏春秋》论乐思想渊源

作为对先秦诸家思想的历史总结,《吕氏春秋》承袭先秦诸家论乐思想,从音乐的产生,音乐的功能,音乐的审美诸方面,把儒、道等诸家思想做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或有所调整。重在强调人事自然,注重养生这一思想,以求得人生、政治、社会在理性的制约下平和发展。

杂家尸佼与战国法思想研究

战国中期的尸佼以"去私"为核心理念,循政治实用原则,折衷各家,"取合诸侯"而开创杂家学派。尸佼之学,提挈道家天地道论以立纲维,归旨于"事少功多"的理想治世;兼采儒、墨道德仁义之说,致力于道德伦理与功利效益的取舍整合;汇合名、法名实之论,呈现出治人层面之"用贤"与治法层面之"案法"的统合性阐释。尸佼之实用观念与折衷主义,乃商鞅变法前后各家学说沿道法转关、儒法融合的思想史谱系演变之先声,其治道法术合拢之旨趣,堪称先秦诸子思想融汇之范本,亦为汉代百家话语归一之先兆。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问题辨正

本文通过对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问题所存在的几种有分歧的观点的分析， 认为： １、吕不韦 “迁蜀”之后没有也不可能著书； ２、在探讨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问题上， 人们似乎忽略了夏历纪年与秦之 “颛顼历”的不同； ３、《吕氏春秋》书似成于公元前２４１

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跨越了朴学一统 (190 0 - 1930 )、新学初拓 (1931- 194 9)、承前继进(195 0 - 1973)、扭曲回复 (1974 - 1979)、全面发展 (1980 - 2 0 0 0 )诸阶段 ,完成了由传统研究方式向现代研究方式的学术转型。随着现代学科分类的日趋细密 ,在《吕氏春秋》研究领域内 ,文献考据学、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农学、法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学、美学、音乐、人学等诸多方面快速滋生 ,延展构成 2 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庞大框架。壮观的研究队伍、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为《吕氏春秋》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 ,形成全面开拓、迅速发展、成果丰硕、空前繁荣的全新局面。

吕不韦的管理思想探究

吕不韦基于效法天地、借鉴历史的基本认识,提出一整套建国施政的思想主张,体现出新兴封建统治阶级力求君临天下、各得其所、清平盛世的强烈愿望和社会理想,其中主要包括听任天道、无为而为的行政管理思想;八观六验、不分贵贱的人事管理思想;急疾捷先、精兵利器的军事管理思想;不误农时、为农祈求的农业管理思想等。

伦理学说的重建与创新:《吕氏春秋》的“忠”与“诚”概念探析

本文经过《吕氏春秋》的“忠”和“诚”两个概念的内容以及在其论述中的角色之分析,欲论证《吕氏春秋》的作者(或编者)坚信“忠”“诚”等伦理价值的实践是为了建立治理天下的国家不可或缺之条件。具体而言,《吕氏春秋》的“忠”和“诚”论向战国中期后思想趋势提出以下三个观点:(1)更具备说服力的伦理学说之重建;(2)将“超乎地域性”和“非语言”涵义赋予伦理学说;(3)合乎伦理需求且实际可行的统治术之提出。在此我们能够确认《吕氏春秋》的伦理学说未必只是为了协助对秦王单方面有利的君臣关系建立来提出,也未必代表秦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情况。

吕不韦“官”“商”轶事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迫自杀，默默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吕不韦没有贪污腐败，没有政敌陷害，军事上也没有打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