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圣与尊经——扬雄和刘歆的“复古”路径及其脉络辨析

扬雄和刘歆可谓经学发展史上节点式的人物,面对西汉末年博士经学的颓态,他们希望通过“复古”回到儒学最初的根本,然取径相异:扬雄缵绪圣人之所为,广圣道、拟众经;刘歆则在汉代官方立学原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纵览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可知扬雄希圣拟经的行为实际上同儒学“博采诸学,折中于一”的子学自新精神一脉相承,与司马迁和董仲舒可归为一类,在西汉儒学中自有其位置;刘歆其人其学仍在西汉今文经学统序之中,其援古济今的经学革新努力虽然是中央官学内部的调整,但将儒生的视线从固化了的师法转移回了经典文本之上,有意无意间导引了训经诂圣的后汉经学路径。

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汉初皇权的正当性与稳定性分析

儒生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在景帝跟前争论汤武革命,这是在面对高帝代秦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而景帝却看到了对权力稳定性的威胁。汉初先后发生过两次继位之争,一次是刘邦想更换太子,被叔孙通用晋献公的历史教训给拦住;一次是窦太后想景帝立其弟梁王为太子,被袁盎、窦婴等人运用公羊的“君子大居正”之义成功阻止。这两次事件都因威胁到权力的稳定性而起,而在应对过程中却体现了政道的自觉意识,故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无法割裂看待。

董仲舒学术语境下的国家祭祀——以天子郊祭、封禅为中心

董仲舒对“祭”的宗教理解中,祭祀对象既有死去的鬼、天上的神,还有苍天大地。天子亲自主持的祭天活动则为国家祭祀,包括郊祭、封禅。儒家的祭祀既是礼,又是宗教,而致中心之诚、尽敬洁之道则是国家祭祀的态度要求。“能祭”有标准,不按照规矩操作,神明则不享受供奉。武帝泰山封禅、雍五畤既祭天,又祭太一,还不任用儒生,进而导致大汉国家祭祀走了一百年弯路。人养其亲与天子祭天之间的道义的一致性彰显了家国一体的理论要求。“郊不辟丧”,两相冲突,即天子只有选择祭天,而放弃祭祖。天子应该在每年立春时节、出师打仗前到郊外祭天,祈求平安。此外,用于进贡的牺牲要严格把关,以充分的敬诚感动昊天上帝。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天地一致,两相呼应。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贵微重始:董仲舒“元机说”发微——从《春秋繁露·二端》及卢注说起

“端”在董仲舒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基要性意涵,乃至成为其通识天之本体的必要关节。在由“端”及“无端”的理论进路中,本体之元机得以开显,借是进而建构起天、地、人三本的内在相通性。是故,“肃慎三本”实为崇尚精一之元机,以此诱掖人君治国理政当类天地化生而万物皆应之情,即在“本天元”之域为政,从而于无为而为以达至“君化若神”之状。

天道与礼乐:论汉代经学“中和”观念的秩序特征

“中和”是《中庸》核心观念之一,在汉代经学中,“中和”观念的内涵从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天道论的方向,汉儒董仲舒通过天道运行规律构建出以“中和”为终极标准的天道秩序;其二是礼乐论的方向,通过礼乐对人性的教化,最终达到以“中和”为理想的政治秩序。由此,在汉代,“中和”指向一个贯穿天人的宇宙终极秩序。不过,这一“中和”观念始终具有客观化与外在化的倾向,与宋明理学以主体道德的完成而实现的天人合一之“中和”境界具有主客观的差别。

论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以孔子的“仁学”及教化思想为根柢,建构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治理体系,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奉行儒家“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以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求、巩固“大一统”国家统治为目的,抑止权贵、豪强,平衡社会财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宋诗中董仲舒形象的人文价值

宋代有百余首歌咏董仲舒的诗歌,数量多,题材广泛,名家云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研究董仲舒思想传承的宝贵文献。从诗歌用典和意境的创作上看,宋诗中的董仲舒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历史人物被歌颂,他的事迹也不只是被当作具体事件和典故被记录,董仲舒的形象逐渐被诗意化,成为博学勤学、传道授业、廉直清正、革故鼎新、怀才不遇等的代名词和一种精神象征。意象化的董仲舒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文化价值,成为流淌在历代文人血脉中的基因记忆,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文化力量,诠释儒者在文化传承和精神赓续方面的时代使命和担当。

“名号”与“治乱”: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意图展现

董仲舒将“名号”作为推行教化、达成良治的观念前提。具有天意权威性的“名号”由自然世界之摹状转化为意义世界之建构,包含丰富的政治与伦理意蕴。“名号”不仅具有“制名指实”的作用,更加具有理想秩序的建构性功能。“君王”对于治理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君王”名号在描述其地位之所指的同时,更是规范了其职责之所在。作为君王治理和引导的对象,民众之性虽有“善”之潜能,但并没有形成“善”之现实。通过对“民”“性”“善”的“正名”,董仲舒论证了君主推行教化的必要性和以伦常纲纪为教化内容的合理性,展现了他通过“深察名号”来解决“治乱问题”的政治意图。董仲舒将“名号”与“治乱”关联起来,有利于儒家德礼教化的推行,但同时也容易导致“观念先行”的趋向。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与译介传播策略研究

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内容广博且深刻,遂成为“融汇百家”“博极古今”的鸿篇。《淮南子》对外传播符合我国提升文化自信的期许,而其传播过程与拉斯韦尔模式相耦合,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应等五大环节。基于拉斯韦尔模式并借助FineBI等可视化工具分析《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发现策略上宜从译介传播媒介多元化、译介传播内容丰富化、译介传播效应正向化等三个方面展开,集结多元力量进一步落实,方能促进《淮南子》有效“走出去”。

论董仲舒的社会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社会教育思想颇具特色,包括“性有善质恶质”“性待教而善”的社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教主法辅体系中社会教育的作用;君主以身作则,选拔贤才充实各级政府机构,普设学校,富民为先的社会教育方法。董仲舒能够提出这些思想,既吸收了前人所积淀的丰富的思想养料,又离不开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得益于其较高的学术素养。这些社会教育理论由于与天道阴阳相结合,具有了神圣性和不可违背性,得到了王权的认可,而由理论走向现实化、实践化,进而对当时及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思想影响初探

正谊明道,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来,学者以正谊明道解释《周易》《春秋》、诸子等思想,阐释其内容,发掘其意义,追根溯源,古今融通,体现出正谊明道继往开来的地位与影响。以正谊明道与义利观、治学、道德、佛教、报应等思想相联系,提供衡量尺度,解释其思想,衍生出新思想,相得益彰,促进了相互发展,扩大了正谊明道的影响。前贤今哲对正谊明道思想,既有颂扬、弘扬者,又有质疑、批判者,不同的观察视野,相异的看法主张,形成研究正谊明道的合力,推动正谊明道研究的深化,丰富其思想内涵,扩大其传播领域,使正谊明道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思想影响。

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贵元重始:董仲舒“天人一”说再探——兼论天之“神”

董仲舒天人哲学借助阴阳、四时以及五行,描绘了天地人运作化生的内在一体机制。天仁运作化生之功即“元”机的发用,其以“微而至远,踔而致精”的情势呈现出无形、幽玄的性能。因此,天仁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因其精妙、超绝和完美而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潜然兼具了“神”的意蕴。董仲舒天的哲学基于自然并超越自然,呈现出精要的“元”机的形上义理,即天人同心、共情而为一。“元”是董仲舒“天人一”说的发端,旨在凸显人的主体性价值。

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