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崇有”思想浅析

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从正始到竹林兴起的崇尚自然的放达之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追求及时享乐、放荡浮夸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思想风气,以致世道败坏、奸佞当道。裴頠“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裴頠“崇有论”围绕万物之本体问题展开论证,从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中寻找其存在的根据,对道与事物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以反对王弼“贵无论”为主旨,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封建名教为目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局限性。

漢唐曆術演進中的節月與祭祀--以杜預“龍見而雩”之解爲中心

漢魏禮學舊注之中有關郊祀、雩祭等行祭時月的釋讀紛然歧出,而隨着節氣制度的確立以及“無中氣置閏”的推廣,傳統經典中與星象相繫聯的祀時規定便被經師通過“節氣”的形式加以疏解。此後,杜預圍繞“節氣”“朔月”前却不一的特點,賦予土功興作以及“龍見而雩”等時限規定不同於漢儒的新内涵,用以通融經傳記載的差異。伴隨六朝曆法革新,曆學家又從“歲差”的視角,嘗試將不同時期的禮文還原到各自的時代序列之中,其説與漢儒舊説以及杜預祀據節氣的規定一道,構成了後世禮典設計的複雜面嚮。

傅玄《傅子》的政治與史傳書寫

《傅子》承載了傅玄的政治主張與史傳記載,是其政史思想的生動體現。傅玄的政治主張從執政治下和修己立德兩個層面展開,具有重民生和重德行的特點,體現了傅玄在魏晉易代之際的思潮湧動中,對前人執政思想的揚棄和對時代思潮的融合。傅玄對史料的處理依照史料性質而呈現不同的處理方式,整體具有多近史、少遠史的特點。傅玄的史傳書寫重視對近史的史實記載,以寫人爲中心;遠史雖少,但重視其政論價值的表現。傅玄對班固《漢書》的評價亦折射自身的書寫態度,體現漢晉之際撰史傳統的演變。其書寫以質樸朗暢、論辯色彩强爲主要特徵,是其剛勁耿直個性修養的書面化體現。

曹操尚礼重法思想述论

曹操思想的主旨可用“治定礼为首，拨乱刑为先”一语概括之。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很深，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学术界以往将曹操视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崇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格以“孤明先发”誉之。

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

学术界一般认为 ,阮籍《达庄论》作于高平陵政变之后 ,表达了反对“名教”崇尚“自然”的激烈观点 ,与《大人先生传》相同。通过分析《达庄论》力图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特征 ,结合其他资料 ,可得出该论创作于正始八～九年 (2 4 7～ 2 4 8)正始之音高潮中的结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解《庄》专论 ,它超越了汉魏思想界以“贵生”“隐逸”理解《庄子》的传统 ,将“齐物”视为《庄子》的理论主旨 ,以“元气”论解释了“齐物”思想的合理性 ,力图消除儒家“名教”、“入世”与《庄子》“自然”、“出世”之间的差异 ,从庄学角度丰富了正始玄学的“儒道同”理论 ,并为后来向秀、郭象建立以“性分”为基础的“冥物”(齐物 )学说 ,开辟了学术理路。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论阮籍前后期美学思想的转向——以其音乐美学思想为例

阮籍的美学思想由前期充满儒家经学实用的美学思想蜕变为后期庄学色彩浓厚的逍遥美学思想。它的蜕变与玄学思潮的影响以及魏晋朝代交替的残酷斗争息息相关。后期的逍遥美学思想是阮籍引庄入儒、引庄释儒,将乐的审美价值归结到实现个体心灵的自由,以庄子逍遥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从而为中国逍遥音乐美学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曹操“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说正误

曹操“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说正误裴传永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中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此话颇有见地。关于三国之主如何善用人才及他们的用人标准，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曾撰文予以探讨，其中自不乏真知...

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

皇侃《论语义疏》继承了汉儒的章句训估之学和纲常孝道思想,同时受到了佛学理论的影响。而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方面,《论语义疏》则建立了玄学化的经学理论体系。

关朗易学考论

在从两汉到唐宋时期的易学发展中,尤其是在河图洛书方面,关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者。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其人其书缺乏了解和认识。该文从原始资料出发,先对其人的有无进行考证,再对其易著《关氏易传》作一辨正,并试图解决《洞极真经》的著作权问题,最后考述了关朗易学的传承脉络。在事实考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关朗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对文中子的研究亦有至为重要的作用。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论儒家诗学的伦理建构与审美转换——以刘勰的“华实”范畴为例

儒家哲学是关乎立己成人的人生哲学,其诗学建构亦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始基,以化成天下、敦美风俗、完善人格为旨归。降及魏晋六朝,这一偏重伦理教化的诗学体系,因应玄学思潮下崇尚自然之审美风尚,开始发生令人不易觉察的时代转换:一方面将人物品藻的范畴(如"风骨"、"形神"等)引入文艺批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以自然化的审美意象来补充甚至替代伦理化审美范畴的现象,如刘勰《文心雕龙》中反复出现的"华实"这一范畴,无形之中承担着"文质"、"美善"等范畴的审美功能。此一现象之发生,既与玄学及佛学兴盛的时代思潮若合符节,同时,也体现了以"感于物而动"为诗歌发生诱因的儒家诗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诗学,本身就蕴藏着自然审美的诗性因子。

酒、诗、思——对陶渊明《饮酒》诗的哲学诠释

《饮酒》诗是陶渊明的一组五言诗,共20首。《饮酒》诗中,酒、诗与思共同支撑起陶渊明的思想世界,陶渊明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发生于酒、诗与思的相激相荡中。天人共同构成着世界,陶渊明把世界称为世间人境,物与人共在于世间人境。人生活于世间人境,或迷或悟,各成一精神境界,亦各居一境域。在陶渊明看来,心能远物并且带来寂静,在寂静中吾亲近于物,观物之为物,物我性分自足,我既不化物,亦不物化,物我各持其性,自在、适性、逍遥。

郭璞易占与道教关系探考

郭璞不仅精通易学,而且深谙道家道教学说及其方术。在长期的易占实践中,他往往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获得极大成功。本文从阐析郭璞易占的具体筮例入手,深入探考了道教与易占之间的特殊关系,庶几有助于人们对魏晋时期易象数学的发展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桓范《世要论》与“韩学”研究

桓范《世要论》之法家特质,主要体现为"为君难"之君道观、"臣不易"之臣道观以及围绕刑德关系问题呈现的基本治国之道。桓范认为,"君道"的本质在于施惠于万民,君主治国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主张理想之"臣道"应该忠顺体国,以道事君,现实政治领域"臣不易"体现在人臣坚守清白时往往遭遇谗毁与迫害;桓范主张刑德并重,强调慎刑的同时也主张必罚,主张军事实力源自良好内政。桓范虽名列"法家",但并非先秦时期纯粹意义上的"法家",其思想中蕴含了不少儒家的政治理念。桓范及汉末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韩学"特质,这既是汉末以来乱世格局的思想回应,亦为魏晋政治实践之理论先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实践均产生了一定思想影响。

南北朝象数易学发展特点述略

南朝郑、王易学并立,北朝象数易学占主导,但后期也呈现儒玄并融的趋势．《易传《》和汉代易学创造出来的象数成果得到南北朝易学家的继承,南朝易学家对象数易学中的形式主义学风给予了批判,并呈现出本体论思维与易学象数相结合的思想萌芽．象数易学受到佛教缘起性空理论的批判,但南北朝佛教仍利用易学象数来说明现象世界．在南北朝道教养生理论中,象数易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南北朝的宗教风气下,象数易学占验派沦为方伎．

从儒道异同看陶渊明的思想属性

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属性,只从他的仁义观上立论是不够的,必须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他对仁义之性实现途径的描述上。所以如此,这由儒道二家间的异同关系决定的。儒道之异并不在对人的仁义本性的认定上,而在对这一本性的实现途径的不同看法上。具体说也就是道家主张无为、自然,一切顺从直觉的安排,儒家主张修养、拂拭,认为只有长期陶炼,人们才能还复本真。

阮籍的处世方式与大人先生的逍遥

对于阮籍在现实中的依违避就,大人先生的逍遥既构成隐曲的说明,又形成鲜明的对照。阮籍不是史上所说的曹魏忠臣,但并不反对曹魏政权,对曹魏政权的衰落以及魏主的废立深怀恻隐悯惜。阮籍托身司马氏又终非司马氏一党,司马氏契赏、青睐、笼络阮籍都是不能抹煞的史实,阮籍深知司马氏篡魏的企图,但不能说他支持司马昭的篡弑,为了避祸全身,他也没有公开反对司马昭。他与司马氏的盘桓可以看作类似“大人先生”的“不避物而处”“不以物为累”。阮籍现实中的出处行藏实为大人先生之逍遥的一种映射。现实中的阮籍终究未如“大人先生”那样逍遥,其“穷途之恸”带有经典的悲剧意义,是对大人先生之逍遥终归幻灭的亲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