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圣人之道,至卿不传”——从二程的荀子观看荀子罢祀的学理因由

历史上的荀子“罢祀”事件需要在一个更宏观的思想史背景下审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荀子在明代遭到罢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恶”“礼伪”的思想不合于宋明理学的道统观,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通过考察二程在不识性、不知诚、悖圣人三个层面对荀子的批判,可以发现荀子之所以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是因为其对性道关系、心道关系、圣人与道的关系的理解,不符合二程为“圣人之道”所构建的新的形上基础。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以“仁义之行”为不变内涵的“道”,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由“礼义之统”到“天命之性”的转变,才导致荀子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并最终因“言性恶”的理论问题而遭罢祀。

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性善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不重视智性的作用。这两个缺陷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者致使其对道德本体的认识不够全面,不了解在特殊情况下道德本体也会出现问题;后者致使其对道德根据的理解有失狭隘,引发了正宗与旁出之争。要克服这两个缺陷,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性善论进行新的诠释,既讲生长倾向,又讲伦理心境,既讲仁性,又讲智性。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预示着一个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程颐“作文害道”说新论

程颐将“作文”视为“玩物”,明确提出“作文害道”说。(程颢、程颐:《二程全集》,崇文书局2021年版,第193页)此说深受后人诟病,学界普遍认为程颐出于理学家卫道目的而取消了文的存在价值,“甚至连‘载道’的工具性特征也丧失殆尽”(朱军:《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4期)。其实,程颐并未否认“文”的价值,他极其推崇“四书五经”等圣人之文,认为涵尽天下之理,皆为不可易之至论。他反复强调由经以求道,“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二程全集》,第481页),肯定经典之文是学者通往圣域的门径和阶梯。程颐也并未否定“文”的“载道”和“明道”功能,明确提出“经所以载道也”(《二程全集》,第76页),“立言,所以明道也”(《二程全集》,第955页),肯定经典是载道工具,是为明道服务的。

现存宋刻二程著作版本及文献价值考述

目前可见多种宋刻二程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更可以由此考证书籍史、理学史中的重要问题。宋刻《河南程氏文集》反映南宋朱熹编校本《程氏文集》的旧貌,可以印证元人谭善心对《程氏文集》的校改;宋刻十一行本《河南程氏遗书》作为《程氏遗书》的早期版本,可从中窥见朱熹等理学家在孝宗年间对《程氏遗书》的修订痕迹;七卷本《程氏经说》(傅增湘曾见过,今或已不存)保留了明人改动前的宋本面貌,它与十一行本《程氏遗书》是现存最早的程氏著作合刻本。

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王安石以天道-人道贯彻祭天礼制,元丰祭天礼制据此对郊祀-明堂二元结构在天帝关系、配帝、祭器等议题上进行变革。程颐认同王安石和元丰祭天礼制的结构,但他基于天理观念将王安石的天人二道统摄到生成一理,又将王安石和元丰礼制区分的郊祀之“天”与明堂“上帝”指涉为同一个天理,并且在礼制上具象地呈现。元祐年间,程颐又将一岁四祭天的生成之理的原理贯彻到祭祖礼中,呈现为其独特的冬至始祖、季秋祭祢。程颐的祭天礼制学说在重新定义政权合法性根源之“天”的同时,也是其天理内涵的重要背景。程颐对天子祭天与士大夫祭祖的一体化和一致化贯彻和建构,深刻影响了此下政治社会中祭礼的形态。

胡宏性本论与程朱理本论的同归与异趣

理本论创始于二程,但二程并没有解答理为气之本和理为性之本的所以然,这构成了理本论的待解之题。胡宏在继承二程本体论的基础上,将《易》之太极与形上之道互诠,为道气本体论提供了新思路。但在性本论的统摄下,胡宏更侧重于发明性对于气、理的本源地位,相比于二程以理为核心的理本论,二者呈现出同归而异趣的面相。而朱子则在诠释《太极图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程“未尝为一偏”的动静转化之理分殊为“动之理”与“静之理”,论证了理何以为气之本的问题。同时,朱子又以周敦颐《通书》对继善成性的划分为据,论证了理在先、性在后之说。相比于胡宏性本论,朱子则实现了对二程理本论的继承与超越,系统地证成了理本论。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道统叙事与游酢历史地位的解构——兼论“程门罪人”说

游酢晚年沉溺佛学,因而受到程门后学的批判,更被称为“程门罪人”。游酢晚年确实背弃程子之学,且其记述二程语录还存在失真的问题。但宋元文献中流传的游酢与道宁禅师论道并屈于禅说的故事是出于杜撰。此外,现今流传的游酢文集曾经过朱熹删节,据佛释儒的文字皆被删去。程门后学的不满,使得当时很难形成有利于游酢遗著和学说流播的学术环境。今人面对残缺不全的游氏著述和不成体系的学说,更难以客观评价其学术和道统地位。各种是非纠葛和虚实掩映的文献记载和后学评价,层累地塑造了游酢的历史形象。而此问题正是一个探讨宋代思想史中道统叙事和史学遮蔽的绝佳案例。

朱熹本体论思想的生态意涵

朱熹在继承儒家孔孟之道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北宋诸儒的学说,形成了包含宇宙演化、万物存在、物我关系在内的本体论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意涵。从宇宙演化的角度来看,朱熹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建立起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演化模式。这一模式对理解自然万物的演变与发展、自然界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具有重要意义。从存在论的视角来看,朱熹以“理”为本体,通过“理一分殊”的命题在本体论层面上确立了万物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根据。在物我关系问题中,朱熹借由“仁者与物同体”将“仁”上升至道德本体,使作为道德情感的仁爱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这为人履行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爱物护生确立了本体论依据,具有鲜明的生态向度。

知言与养气:孟子对仁义之道的新拓展

孟子之前的儒者不善言辩,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则以“不得已”加以辩驳。孟子的理由是:基于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和儒家仁义学说。孟子的“好辩”是“知言”的表现,并以“诐、淫、邪、遁”之辞剖析各类邪说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孟子阐明了“浩然之气”:“气”有义、道为基础;道是仁道,义是行仁之路;“养气”是行仁义之道的方式。基于仁义之正和气之浩然,孟子进一步阐发了集义与仁政学说。孟子的“知言”与“养气”源头在孔子那里,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支撑孟子仁义之道思想的基础理论与主要概念。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天理与人欲: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

程朱理学“天理人欲”之辨历来备受争议。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并未将天理人欲完全对立,二者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二程认为理欲之辨就是公私群己之别,与天理相对的是私欲而非人欲。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二程理欲论被公私之辨取代,承认了人性自然情感欲望合理、合法,具有正当性,继而提出祛除恣肆的人欲,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正基于此,二程推证情欲本善,善恶皆天理。由此,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从礼乐本体论、心性义理、道德修养三个方面展开,借此确立了身、心、性的礼乐修养论。

“说书崇政”与程颐政治观的形成

“说书崇政”是程颐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此事件之前,在野士人程颐在其兄程颢的影响下提出了限制君主“私欲”的想法。这种想法的背后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说书崇政”使程颐完成了由布衣而卿相的转变,而国家机器的运行、教化君主的碰壁以及上层统治者的不作为都对程颐造成了沉重打击。晚年告别官场的程颐,政治观念趋于完善,尤其是在“女主专政”“格君心之非”等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朱熹对程颢及程门弟子“万物一体”的理解和修正

阐述程颢与程门弟子的“万物一体”,自程颢提出“万物一体”后,这种思想便为其弟子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程颢及程门弟子以“万物一体”为仁体;论述朱熹对“万物一体”的理解,他认为“万物一体”并不是仁,而是仁之后的结果,是仁爱之后所达到的境界和状态,在施以仁爱实现“万物一体”的过程中,离不开公与恕;认为朱熹使“万物一体”从抽象的形上玄思走向实践性的仁民爱物,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和人文精神。

从“濮议”看程颐早期礼学思想

随着汉唐经学的日渐衰落,宋代礼学呈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特点,逐渐由重训诂转向重义理,这一点在“濮议”中得到充分体现。“濮议”是英宗时期围绕濮王封号问题产生的一场重大的礼制之争,宰执与台谏官在“情”与“礼”的认识上矛盾激烈。“濮议”期间,程颐代彭思永上书反对“称亲”,兼顾“情”和“礼”,将“礼”融入“理”中,从天理的视角来看待“称亲”问题。程颐梳理了礼与理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自身哲学体系中,其思想对宋代礼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

程氏兄弟建构了关于道和理的本体哲学,这个本体哲学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及涵养学说。比较而言,程颢更多的是持态度取向和宏观之道,程颐则倾向于系统取向和微观之理。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