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形态与次第

在儒家传统中,作为自我操持与修炼方式的功夫不断演化。王阳明的良知学兴起,其功夫更加精微细密、鞭辟近里,推动了理学功夫论的“典范转移”。阳明学者围绕致良知功夫的深入互动与攻错,“牛毛茧丝,无不辨析”,使阳明学蕴含的各种理论可能得以充分展开。“悟本体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教法可谓阳明后学两大功夫进路。阳明学者在这两大进路下各展其才,发展出丰富的功夫实践形态,其出于对“躐等”的警惕,而十分注重功夫的次第。深入探讨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六种形态和五级次第所构成的论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阳明学功夫的普遍性特征与丰富的思想图景。

“自然”与“深爱”:王阳明孝论的特点及其人文价值

具有内在性的良知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外在化和普遍必然性,是王阳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孝解释良知的这一接转过程,是对上述问题比较切近人情的回答。具体来说,“四心”“四德”皆是良知的“表德”,孝直截了当由本心发出,不必透过“已发”来透显“未发”。阳明以知行合一范导孝行,知孝与行孝属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向度,彼此不存在先后时间差。耻是唤醒良知的情感装置,良知借助耻而复苏在时间上存在个体差异。阳明孝观念具有“自然”与“深爱”特质,孝发自本源性的“深爱”情感,而不单纯是伦理与道德的应然而然。阳明之孝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认识论和伦理学局限的审美境界意义上的观念。

良知学——物的证成或遗忘

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王阳明的理气一体论

朱熹就“物”而言理气关系,“理”为形而上的“生物之本”,“气”为形而下的“生物之具”。这种形上与形下的二分带来诸多理论上的困难:其一,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理气先后问题均难以得到圆满的阐明;其二,基于气禀而言善恶的分化,将导致气可以违理或气不能违理的两难;其三,气禀既为先天者,则变化气质的工夫难有入手处。王阳明则谓理、气为“心”之不同面向,“气”为本心之流行,“理”为流行之条理,两者实为一元之关系。此说能有效应对朱子学说的困难:理、气只是本心流行的不同向度,并不存在先后的问题;善恶不是源于先天“气禀”,而是出于后天“意气”,违于理者乃是意气中的私欲执着;“变化气质”并非是要改变先天的气禀,而是要破除后天的习气障蔽,是为“客气消而天理行”。王阳明基于心而统合理气,超越了理气的二元对待,并赋予其工夫论义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王阳明“四句教”的争议:逻辑矛盾还是理解差异?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长期以来遭到学者的质疑。明清以降的正统儒者,多以为“无善无恶”与禅学无异,颠覆了儒家性善论的根基。这个问题只有回到“三教合流”的特殊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王阳明通过对“人心本体”与“良知本体”的区分,实际上化解了四句教的逻辑矛盾,即良心解决人的道德生活,人心则解决人的精神自由,人心的无善无恶并不影响良心的知善知恶。这可视为阳明心学对传统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经典范例。

以良知说礼:王阳明礼学思想特质的再探索

阳明礼学思想主要被诠释为“以心言礼”或“以情说礼”。“以心言礼”说认为阳明在朱子“礼者,理也”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从而打通心、礼之间的关系;其实“以心言礼”的言外之意是以良知言礼,只是阳明早年未能将“良知”二字点出。“以情说礼”能突显阳明学重情的特点,也更好地回应了礼之标准的问题;但人情背后真正具有判断作用的是良知,“以情说礼”最终仍要归本于良知。阳明把良知视作明觉之体,在礼学实践中力图唤醒人心之中的良知,弥合礼义和礼仪之间的隔阂,故“以良知说礼”方为阳明晚年礼学思想的定论与根本特质。由于阳明在讲学中不拘定法、因病施药,其弟子所体悟的良知也各有不同,这导致了阳明后学礼学思想的分派与流变。

心学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以王船山的心学批判为例

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演进相伴而生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展开,而王船山即此心学批判史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首先,基于心性之辨,批评陆王“心即理”说,克服心学“主体性形上学”,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均衡;其次,承继朱子“格物始教”,并积极回应阳明之问,批评陆王“第一义工夫”;最后,对心学之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的批判显然属“外在批判”,但针对李贽、陶望龄等对当时文风影响的批判,却也言之成理。可见,船山的心学批判有其思想效力,但亦有其限度,与陆王心学共享“仁义固有”,这决定其在人性的看法上仍属于广义道学,且其“外在批判”存在苛评。

《南赣乡约》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名儒王阳明制定并推行的《南赣乡约》历来被视为明代乡约的典型,早获学者重视与盛称。但与其所获评价不相称的是,此约的颁行过程与实施情况缺乏相应记载,而在其推行之后南赣地方的乱象并未有深度改善。这现象显示出历来对于此约文本中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尚未有整体深入的掌握,而由此延伸的针对性研究仍有待全面展开。通过对《南赣乡约》文本的深入阅读与论析阐释,揭示其形成背景、目的、性质以及运作上的一些特色,认为此约本为江西省内一个巡抚辖区政府敉平地方动乱之后的善后措施,实行于里甲组织之中,涉及的民众包括土著的里甲“良民”和本来无籍的外来“新民”,官方鼓励前者以此约自治,又依托此约监管后者,呈现出一约两式的社会控制形式。由于《南赣乡约》涵盖的地区广大、乡都单位众多,故在推动过程中,此约虽有官方支持,但约文却是仅供架构与模版之用,实际仍需乡里因时因地制宜而后能起一定治安成效。此约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制定者王阳明的政治思想与手段,在以武力与律令彰显政府权威之余,授权乡村地方进行有限度的自治,针对不同的约众又有对应的布置与要求,总体以约束大众而控制小众为原则,以教民向善为依归。

阳明心学对领导行为的积极作用及异化性警示

阳明心学对领导行为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本体论上,阳明心学把儒家伦理上升到“纯乎天理”的高度,对引导领导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方法论上,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就其强调扬善去恶、修己正人之要义来看,对今天的领导干部修炼好自己的“心学”、不断锤炼党性具有巨大的启发;在实践论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就其重新阐释了知行关系、强调传统儒家重视力行的特点而言,为领导干部正确把握知行关系提供了不少启发。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使阳明心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颇,对领导干部行为也会有一些异化性的影响,这些偏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关系上:一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二是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三是知与行的关系。

阳明心学与当代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启示、内在逻辑和实践遵循

关注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探索最为关键。阳明心学包含了人类知觉及文化的共通性,据此反思当下心理健康及其教育的现状,便能看出心学思想在心理健康及其教育的积极价值。它体现了“眼中有人,心中有情,自助助人,助人成事”的人情事变,通过对心学思想的诠释,构建了一个由“关系建立、关心需要、关注正向、关键行动、关照当下”所组成的心理健康教育“五关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心理健康教育要遵循道术结合、学科融合及生活教育,为指导开展“本土化”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可参考的路径。

“觉民行道”与“安民行道”——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民生之道

王阳明思想资源中与社会治理、民生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与“亲民”说。阳明“亲民”说不仅表现在他的经典解释和义理观念上,更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和治理模式上,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还与阳明学说在实用价值上所体现的公共性、平等性、安全性、效验性等要素相策应。“亲民”说还体现了从“觉民行道”到“安民行道”的重心转移上。而从“新民”“觉民”到“亲民”“安民”的跨越,乃是宋明时期出现的儒学民间化、庶民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平民化,不仅使之在义理上更加简易化,在属性上更加平等化,而且也是其“亲民”说由“觉民行道”走向“安民行道”、由偏重“教”和“觉”走向偏重“养”和“安”的重要前提。

“全”与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对“朱子式”方案的修正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对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救助的行为是道德上“应当”的?对此,全林强博士认为道德心理学所提供的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方案均有缺陷,他调动朱子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为援手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朱子式”方案。然而,这一“朱子式”方案依然不充分,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对“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将会遭遇失败。“朱子式”方案须进一步基于朱子“全”的思想,补充一个对私意私欲的排除机制。这一理论结果表明:在当代哲学视域下,“全”所代表的朱子伦理学的思考方向,还有众多思想资源值得进一步发掘。

以文促旅: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构建调查

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的构建主要以王阳明为文化内核,以文学景观为切入点。依据内容分析、访谈、问卷等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证明这一旅游链的构建有充分可行性和光明前景,提出虚拟文学景观实体化、构建集体记忆和以“文”达“妙”等发展策略,并剖析构建王阳明文学景观旅游链的文化价值、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该调查为一体化传播王阳明文化和推动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对贵州现有文旅项目的补充,也是黔学发展的重要推力。

超越《明儒学案》局限 建构黔中王门心学体系

黔中王门独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一直与《明儒学案》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文审视了《明儒学案》对已有的黔中王门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影响,认为目前关于黔中王门合理性的论证,仍然沿袭《明儒学案》的思路,严重阻碍了当代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广度和深度。本文拟从历史与建构的辩证关系入手,充分肯定建构黔中王门的现实意义。本文主张,应当突破仅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心学理论为基础构建心学体系的模式,要将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的言行实践作为黔中王门心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当代社会传承阳明心学的时代需要和贵州文化的地方特色,跳出仅从学术和历史角度研究黔中王门的局限,提倡从实践和精神史的角度拓展阳明心学现代转换的路径,从而打开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王阳明“山中观花”的现象学研究

王阳明与友人“山中观花”的问答,深刻反映其“心外无物”思想,王阳明针对“心外无物”如何容纳客观自然存在物这一难题,直接予以了存在论域的解答。王阳明的思想与胡塞尔对存在信念的悬搁、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当个体未来看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当个体来看花时,“此花颜色”对心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这一认识可以用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中涉及的意识对意向对象的构造作用与对象的视域性显现来进行分析,而“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味着花的“寂”与“明白”这两种现象都内在于个体意识。通过现象学的视角分析“山中观花”,可进一步理解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看法,更深入认识个体意识与现象世界的关系。

阳明学的特质:以本体、工夫及体用关系为线索

心学的根本特质是主张即用是体,亦即在承认理与性的本体地位的同时,还以作用层的本心为本体。本心不仅是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而且是体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规范性力量。本心即是王阳明说的良知。良知是直接发自性而要不容已地实现出来的情。这个说法可以涵盖已经实现出来的四端,尚未实现出来但却有冲动要实现出来的道德意识,以及作为它们的支撑的戒惧之念。戒惧之念是在人的意识中持续存在的,对人的意念加以监督、调节、控制的意念。人所要做的工夫即是让意识指向它,让它逐步主导人的意识和行动,从而实现成圣的目标。

有无双遣与下学上达——论邹守益的工夫路径

邹守益在青原梦见朱子而意识到阳明后学工夫路径有下学不上达与上达不下学两种弊端。他采取有无双遣方式救弊:用“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纠正下学不上达,批评朱子舍心逐物之弊,主张不可滞于有,而是回到无声无臭独知,在良知的观照之下,避免义袭之学;用“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纠正上达不下学,批评王畿空悟本体之弊,主张不可陷于无,而是于日用常行处做致知工夫。他由有无双遣方式救弊,最终落实于下学上达工夫路径。他纠正下学不上达之弊,有助于使学人意识到心学与俗学的差异,由俗学转向心学,为学人修行指明正道;纠正上达不下学之弊,有助于扭转学人竞谈玄虚之风。邹守益主张从下学入手致良知,是救治上达不下学与下学不上达之弊的良药,体现了高超的中道智慧,有助于阳明后学的传播。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思想重释

历来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的“无善无恶”,学界多以至善无恶与无执著性解之。两种解释路向固然在阳明学中渊源有自,但也蕴含张力,不好统一。良知心体作为善的根据和来源,被强化为至善无恶之善,这与先前儒家所论尚无实质区别。但考诸阳明的说法,他以“无善无恶”说心之体,还表达了两层“无”的意义:其一是未发之中义,指良知心体未显发时不显露自身之为善的内容和标准;其二是自然知觉义,指良知心体遇事是非善恶自然知之、自然觉之的发用特性。阳明以“明莹无滞”,也即无执著性统称这两层含义,是其在佛道之学的影响下创造性诠释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良知心体未发之中、自然知觉二义,分别指的是隐默之知与当下呈现。

改革开放45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阳明学界秉承“坚守与传承”的精神,通过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心一意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恢复了《明儒学案》缺载的“黔中王门”,获得海内外学界的认同。此外,贵州学人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阳明学大型刊物——《阳明学刊》,而且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阳明学文献资料和阳明学论著,并在阳明学核心概念、阳明学哲理探析、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局面。贵州成为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