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论朱彝尊治经学的方法与思想

清初学者朱彝尊治经学不同于当时的经世学和考据学的学者,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和著录的方式对中国经学史料进行汇辑,试图建构经学史的体系,完成了《经义考》的巨编。他的经学思想是较为守旧和特殊的,关于儒家的道统承袭汉儒的观念,关于某些经学问题的认识墨守汉唐经师之论,关于宋代理学的批判则缺乏精微的思辨和深刻的学理。因此他在清初难以适应新的学术思潮,然而其《经义考》浩博丰富的内容及建构的经学史体系,在中国经学史上确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我们应对它重新认识与评价。

清代孔府集市及其当代启示

清代的孔府拥有众多集市,“屯集”因“屯”而设,“义集”因“义”而起,集市贸易与屯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除了经济服务功能外,孔府集市还具有诸多社会性功能,彰显了孔府的特权,强化了佃户的共同体意识,对塑造衍圣公作为弘扬圣道代言人形象起到补充作用。孔府集市管理机制具有广涉性,措施完善但效率低下。孔府集市纠纷常年不断,起因具有明显的趋利性,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内涵。清代孔府集市功能的多维性、管理机制的广涉性、集市纠纷的复杂性对推进当代农村集市健康发展均有重要启示。

一代大儒的圣域信仰——方苞论从祀与被论从祀的争议

圣域从祀,是古代儒生的精神追求与学术信仰。“桐城派”初祖方苞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行身祈向,志在接续道统与文统;积极将治统与道统形象归之于清代帝王,关注当朝圣庙祭祀典礼,上疏奏请家庙增祀、五贤升祀和汤斌从祀。方苞是孔庙从祀的坚定信仰者,殁后,刘大櫆、昭梿、陆继辂、曾国藩与曾国荃都有意奏请朝廷将其从祀孔庙。方苞堪称传道尤勤、卫道有功、明道为文、体道力行,接续道统却未能获得孔庙从祀身份的一代大儒。

上海图书馆藏朱大韶《实事求是之斋丛著》稿本述略

上海图书馆藏《实事求是之斋经义丛著》30册稿本,是清儒朱大韶论著的主体,分为“经字考”“讲义”“经说”“经义”“古文”五大部分,并以8卷本誊清稿《实事求是之斋经义》为核心。“古文”以外的经学诸稿本均是《经义》的各层次修订稿,今《续清经解》中已刊的两卷本是张文虎据誊清稿《经义》的选编节本,仅占原稿两成。《经义》尚有263篇论文有待整理面世,涵盖《孝经》以外十二经;朱大韶作为私淑高邮二王之后学,研究重点着眼于文字、文本,因声求义,对今人研究经学注疏、校勘经籍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学管钥异文渊薮:万希槐《十三经证异》探论

清儒万希槐撰《十三经证异》八十卷,将唐以前经史诸子、小学要籍、类书政典及汉魏六朝隋唐古注古疏中所引经典异文广搜博辑,逐经逐篇逐句排纂,并加按断考证。其引群书以证群经,囊括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之法,而尤以他校为特色。该书兼具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性质,征引宏富,体例详当,对异文的考订涉及本字借字、异字俗字、衍脱讹倒、古文今文及史料异同等诸多类型。这对于考察写本时代经典古本的面貌及流变,对经典文字校正和训诂阐释,对研究汉字形音义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田间诗学·秦风》中的政治隐喻

钱澄之在注解《诗经·秦风》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对《秦风》中带有戎俗色彩的相关内容大加批驳;另一方面,又着意于对作为霸主的秦国国君进行维护。就前者而言,钱澄之对于《秦风》中戎俗的成见源自清朝取代明朝的历史现实。在清初统治者严峻的思想政策下,他无法在著述中明言清朝“以夷代华”之事,只能通过“以周喻明,以秦喻清”的方式,在书中借对秦俗的议论以批判清朝的统治。就后者而言,秦国国君在周室衰微之时,以霸主的身份维护王权统治、捍卫礼法秩序的作为,使钱澄之抱有南明亦能借助霸主之力延续正统的设想。总之,钱澄之在《诗经·秦风》中的政治隐喻,恰恰是他遗民情愫的集中体现。

清代无锡道士荣涟的诗画传承

荣涟是清代无锡明阳观道士,以孝行和诗画技艺著称于世。荣涟的诗作除散见于清代诗文总集外,二十世纪初经荣氏族人集结为《泂泉诗钞》,为已知最完备的荣涟诗画集。基于《泂泉诗钞》等材料,在梳理荣涟生平的基础上,还原了荣涟所代表的方外诗画传统在无锡当地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展现了这一传统在地方艺文和信仰生活中的丰富表达路径。

近五十年清代公羊礼学研究综述

刘逢禄是清代公羊学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亦属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凌曙和陈立继承以汉学治经方法诠释公羊学,进而将公羊家的经世理想与礼仪制度相结合。凌曙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制,开启常州学派以公羊学入礼学之先声,陈立承袭凌曙公羊礼学,由汉学治经的典范下另辟蹊径,依据公羊学说建构礼学体系,会通礼制使公羊礼学的思想日益成熟,并影响晚清学者王闿运、廖平、苏舆等公羊礼学家之发展。本文将探讨近五十年来,关于清代公羊礼学之研究发展现况,内容包含专著、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达到客观的探讨清代公羊礼学之研究成果。

据其实有,不事虚无:程瑶田学术思想的崇实特质

清代徽州朴学家程瑶田的学术呈现出“据其实有,不事虚无”的崇实特质。在道德实践方面,程瑶田的观点与宋明理学家迥异,他认为行五伦是务本,而“知性达天”是务本之后的效验,从而颠倒了传统哲学的本末观,并对释氏之虚无和阳明后学空疏学风予以了猛烈批判;同时,程瑶田倡导以主敬统合动静两端,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礼让和絜矩之道。在哲学义理方面,程瑶田倡导“性”与“天道”皆是由气之流行聚散而来,其“莫非气也,即莫非道也”的天道观、“气质之性”外并无“义理之性”的人性论,都体现了崇实的学术特征,并对焦循、凌廷堪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诸侯不再娶”与“惠公再娶”之间的理论张力分析

春秋时代诸侯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嫡夫人制、媵妾制、不再娶制。《公羊传》提出“诸侯不再娶”的义理,维护了嫡夫人制与嫡子继承制,防止出现废立之事。春秋多次出现因诸侯再娶造成的争位现象,《春秋》对此以不书进行避讳。《公羊传》提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理论进行灵活处理,后世学者肯定了“诸侯不再娶”的理论价值,这对于现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有所启示。

论阮元的“节性”思想

阮元的“节性”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他立足于两汉之前的儒学经典文献得出了“性”中既包含德性也包含欲望的结论,接续了戴震以“血气心知”释“性”的观点,主张欲既不可穷也不可纵,由此提出了“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节性”为基础,提出了礼治等主张,并展开了对宋明理学和佛老之学的批判,力图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性格,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

地域与全国之间:清代前中期中州夏峰北学流变

清初孙奇逢南下重振中州理学,以会通理学各派、着力道德践履为特色的中州夏峰北学由此兴起。在经历清初的发展高峰之后,清中期的中州夏峰北学因诸多现实情况以及不同的学术诉求而呈现出自己的流变轨迹。在省域层面,中州夏峰北学作为学术主流一直长盛不衰;在全国层面,中州夏峰北学经历了清初兴盛、乾嘉低谷、道咸回暖、同治朝再次复兴的发展历程。挖掘中州夏峰北学各派的个性,深入探讨其学术诉求、流变轨迹及其原因,有利于推动清学史研究模式的更新。

苏舆: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以《春秋繁露义证》的诠释风格为例

以辑录《翼教丛编》闻名的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专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诸书中的"诧异"之论,力图恢复董仲舒思想的真实面貌。是书力主《公羊》学说,但能以一种比较平实理性的态度,超越门户之见,但凡是合理的说法,无论是古文经师,还是今文经师,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皆摭取其说,无所排斥。甚至对于以谶纬附会为说的纬书,他也能吸收其中的可取成分,来作为注解董子思想的资源。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论清儒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以黄式三《论语后案》为例

清代礼学,蔚然大观。以"礼"解经的治学取径受到乾嘉以降诸多学者的推崇。清儒以"礼"解《论语》者代不乏人,晚清浙东学者黄式三便是其中佼佼者。黄式三所著《论语后案》以郑玄礼学为学问宗主,重视三《礼》与《论语》的贯通互证,对《论语》中"礼"的意蕴与功用多有讨论。《论语后案》是清儒以"礼"解《论语》的典范之作,折射了清儒以"礼"解经中秉信宗主、文献互证、礼意建构等多重进路。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王懋竑《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是元明以来儒者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清儒王懋竑以精于朱学著称,撰作《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诸篇以证《家礼》非朱熹之书,在清代学术史、朱子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学者虽多反驳王懋竑之说,却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王懋竑将相关史料置于具体时空背景下进行考辨,对还原朱熹礼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惠栋易学著述考

本文共搜考清代学者惠栋有关易学研究的著述20种,其中3种有目无书,所传17种书中,3种为整理辑佚前人易学之作,其余14种或为惠氏易学专著,或为其笔记、文集,其中多有涉及易学者,本文皆详为考释,并撰写《提要》,对《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前人论说之误者,亦皆一一考辨,并加以补正。

五行、九宫与八卦——胡渭《易图明辨》"五行、九宫"说述评

胡渭对后人以"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为"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剖析,辨明了五行、九宫与八卦的关系,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它的五行生成之数说与《周易》中的天地之数说还是相矛盾的,也没和八卦发生任何关系。"九宫数"原本与九数图的"河图"(或称"洛书")也毫无关系,也是后人硬把它们扯到一起的。胡渭的考证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但他认为五行数、九宫数与八卦、古河图原不相涉的说法,还是无可辩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