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近代教育改革。在教学宗旨上,把时务与治学相结合,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并将其贯穿于功课设置和教学当中;在教学方法上,把书院与学堂相结合,既继承传统书院的箚记、面授答疑、讲学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制度,又吸收了新式学堂面试招生、参加学术活动和运用近代教育技术及教学方法的新制度。这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在“小我”与“大我”之间——梁启超“过渡时代”的“自我”观念

梁启超的“自我”观念,具有“小我”与“大我”的二重性,并充分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在其“过渡时代”的论断下,梁氏辗转于对“我”之自由的呼吁、对“群”之进化的关切以及对世界主义前景的展望之间,自我的多重面向由此在个体与社会、国家、世界的一体化理想中展开为矛盾、冲突与调和的过程。梁氏对群己平衡的追求在其1903年旅美之后的思想转折中被打破,其并非否定个体自由,而是将对个体自由的限定作为个体实现未来自由理想的过渡。中国近代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即是在挺立“自我”的同时,又在“小我”与“大我”、启蒙与救亡之间踟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之间取舍。梁启超徘徊于群己之间,亦正反映出他试图重新定义“群”与“己”,并平衡群己关系的艰辛努力与有益尝试。

礼治、法治、德治:梁启超群学思想的三个维度

群学思想是梁启超社会变革主张的基石。“群”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如何实现良好群治是重拾中华民族信心的关键。梳理历史,梁启超将礼治视为治群的初始手段;立足当下,他主张以强化法治精神来弥补礼治的不足;着眼未来,他提倡德治以期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性“大群”。从过程看,礼治、法治、德治作为三种治理手段贯穿于梁启超群学思想始末。其间,他对“群”的本质、功能及其流变,礼与法的功能及其重点,群德的养成以及公德与私德的新内涵做出系统阐发。最终,梁启超超越了由礼治回护的国家民族主义,走向日臻德境的世界大同。

试论梁启超的“革命观”——以《释革》为考察中心

梁启超通过《释革》完整地建构起他独特的“革命”价值体系,又通过此后多篇文章不断调整其“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迂回地阐述他的政治理想。他的“革命观”虽然没有落地成为国家和人民最终的选择,但也是晚清“革命”思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重新解读梁启超”笔谈（下）——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位相当重要也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一生多姿多彩，既是一位政治家，在维新变法、清末立宪、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有不凡的表现，又是一位思想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近百年来人们从多方面展开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既为我们解读梁启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展现出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心路历程。

在“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之间——来自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论

20世纪初,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与科学技术迅疾深入发展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在如何汲取科学并克服科学发展之弊的关系上,梁启超捐弃了“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这两种单向度的极端态度,在营造适宜科学发展的文化场域的同时,倡导情感、信仰与宗教护佑理性价值的必要性。其科学价值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促进科学理性、道德情感与审美理想走向圆融。

梁启超人学思想探析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任务和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人的发展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借鉴吸收传统人论思想资源及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即人的现代化。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人学思想史的真正开端,为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思考和价值借鉴。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论略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引入社会主义术语的第一人。在中西文明撞击和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他以贯古通今、执中鉴西的学术风格和思维范式,把先秦"轴心期"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贯通,深刻揭示大同、小康、和谐、民生等传统命题与社会主义的密切联系,借以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和阐释社会主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解读。这其中虽有一些误读和局限,但更包含着严肃的思考和独特的创造,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也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文化前提,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

以1920年为界,梁启超的文化身份有着“政治型思想家”与“思想型学者”的显著区别。要具体了解这一身份增变的文化内涵,就须走进《清代学术概论》的文本世界。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这一身份嬗变,使得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个年头成了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

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

从传统“格致”到现代“科学”:梁启超“科学”观念透视

梁启超对现代科学的体认经由传统“格致”到一般意义“科学”再到广义“科学”的观念演进历程。在沟通格致与科学 ,厘清“学”与“术” ,从学理与实践深化科学概念的基础上 ,以政治与致用为关切的梁启超科学观念 ,与中国格致学传统、日本“科学”统一观及其政学兼顾的独特身分不无关系。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甲午后,社会进化论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其功应归于严复译《天演论》(1896),而1899年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则是对《天演论》的回应。《大同学》一书被称为"斯宾塞福音",内容为社会进化论加宗教伦理。原著为颉德《社会进化》一书,当年在欧美非常流行,在清末中国也影响不小。译作《大同学》征引了原著所无的大同学说以及理学,以论证基督教的社会作用。颉德认为:进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效率,这有赖于一种利他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于宗教。基督教为西方文明进化提供了一种超理性的制裁力。颉德的观念影响到了梁启超的思想。不同的是,梁氏将颉德的"应用基督教"的公式,替之以"应用佛教",进而以求新小说、新民、新国。

论梁启超的老学思想

梁启超关于老子的研究与评价前后有很大不同,早年对老子多有批评,后来所著《老子哲学》则高度肯定了老子思想的重大价值,这种变化,正是他欧游归来思想转变的具体反映。《老子哲学》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从中既可看出梁启超用道家学术会通、消化西学的尝试,同时也可视之为近代佛教本位文化思潮下的产物。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论梁启超晚年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

梁启超晚年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二书相较 ,前者篇幅较少 ,言简意赅 ,是清代学术的鸟瞰图 ,侧重于“论”;后者篇幅较多 ,内容充实 ,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展览馆 ,侧重于“史”。这两部书堪称是藏山传世的学术经典 。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 ,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 ,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 ,除旧而不布新 ,变法而不变人 ,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 ,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 2 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