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章太炎进化观的历时性研究

1903—1906年间,章太炎的进化观发生了鲜明的“断裂”,在《訄书》时期,章太炎认同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至《俱分进化论》时期,他提出了善恶苦乐并进的俱分进化观,并把“俱分”进一步推扩为“文明”的定语;到《民报》时期,特别是在《齐物论释》中,批判线性进化观背后的理论根源逐步呈现出来,表达为“齐文野”的思想旨趣及对目的论文明观的深刻反思,对进化概念本身的批判实则是对诸如文明、进步等观念被用以将强权和暴力合理化、合法化、合目的性的危险的格外警惕,这是理解章太炎一以贯之之道的方便法门。

在“民”与“族”之间——章太炎民族思想再阐释

在晚清革命的背景下,章太炎从传统国学出发,基于三个方面对既有民族概念进行反思:第一,借由两种理解“民”的方式,章太炎厘清了“民族”之“民”的具体意涵及其内在张力;第二,借由对“族”的分析,章太炎扬弃了以“文明西来说”为代表的种族话语,进而致力于用历史及其内在的本真性来确证、建构民族之“族”;第三,章太炎并不将民族视为永恒的标尺,而是指出其局限及终将归于消亡的趋势,故而侧重于从工具性价值角度阐发其民族思想。

多元性与普遍性的弥合--章太炎以“齐物”解构“公理”的后果

章太炎在与《新世纪》派论战的过程中,深感“公理”对于个体的压制。他从“公理”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与话语霸权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齐物”思想取代“公理”的观点。为了避免“齐物”观念同样面临从认识论层面被解构的风险,他将“齐物”的合法性建立在否定名相以体证“真如”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却致使其价值指向徘徊于多元性与普遍性之间。章太炎最终以当下历史情境中的“人民”弥合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因此,“齐物”思想的价值指向并非多元或者普遍,而是回归于“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之上。

章太炎论董仲舒

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董仲舒的文章,但是在一些著作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评判。章太炎在政治方面批判董仲舒为专制大一统帝国提供思想武器和主张“独尊儒术”等,其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学术层面对董仲舒的评判有褒有贬,对“春秋决狱”的批判则有些偏颇;在论述董仲舒与儒教乃至宗教的关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近代哲学原理,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值得高度评价。

章太炎齐物哲学对中国文化的破与立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大量传统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智识等观念极为推崇,而章太炎则以庄子的齐物观念对这些西方思想予以批评。在《辨性下》中章太炎认为文教国民更具智力,但却远离真如本性,陷入对概念系统的执着。这源于章太炎以其齐物哲学体系对进化以及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也与章太炎反对维新的彻底革命立场相关。按章太炎齐物哲学,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思想都属于世间范畴,不悟本真,所以不能定一者为“公理”。不过中国文化追求“愚菴(愚钝)”这种“大智慧”,离本真更近,因此在文化选择,即“回真向俗”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中华传统文化,而非一味追求西化。

再析章太炎“评孔”态度之转变——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

章太炎评孔态度发生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的转变,是以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论》的发表为标志的。此前,章太炎极力诋孔,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抨击康有为等神化孔子且宣扬孔教、为革命提供必要性论证、为传播其思想清理障碍。待其“真如”哲学初步成熟之时,章太炎便转向以褒孔为主,意图借此宣扬其新哲学即“真如”哲学与孔学“精髓”以服务于革命。具体言之,章太炎转向褒孔为主有以下原因:他认为孔学之精髓是史学,史学作为国粹可激动种性;基于古文经学、“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符合其本愿;孔学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与其新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新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

论章太炎《菌说》篇中的道德进化思想

《菌说》被认为是章太炎进化思想形成之初的代表性论著。章太炎认为,道德意识的产生始于生命体的本能,并逐步形成了道德意识,他将生物进化之说与意志论相结合用以说明道德意识产生的前因后果。章太炎提出,道德之知的进化源自于人们与生俱来的知性,加之生物体本能带有的欲望,两者共同推动了人类道德逐步前行。道德进化并非尽善尽美,最初的利弊之辨源于自体感知,随着社会的进步,进化之利弊的评价由人类群体共同决定。这就要求人们能以辩证的视角看待道德观念的更替,以冷静的眼光直面进化中社会道德价值系统的变革。

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从“俗真两分”到“真俗两行”——章太炎“齐物”哲学体系的演进和极成

章太炎在1906—1916年构建了“齐物”哲学体系。他在主编《民报》时期写作《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等文章,建构了世俗世界与“真如”世界一分为二的“俗真两分”世界观。在《齐物论释初本》中,章太炎完善了以世界观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体系,并在《齐物论释定本》中转向“真俗两行”的实践哲学,“真俗两行”意味着圣人要在了彻“真如”智慧的前提下度化众生。“真俗两行”是“俗真两分”的必然结果,圣人悟入“真如”须得度化众生才有价值;“俗真两分”到“真俗两行”的转变体现了章太炎的境遇,他用激烈的革命思想阐述“转俗成真”,后期用保存“国粹”等方法努力践行“回真向俗”。

“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经典是民族语言、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古代的经典系统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建运动,如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又如清代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晚清章太炎也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以《周易》、《论语》、《老子》和《庄子》建构了"四玄"经典系统,并为"四玄"建立了"域中四圣"的传道谱系、"无我"的一贯道体,以及忠恕、克己、绝四等修养工夫论,从而将儒释道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经学,即四玄学。

章太炎“菩萨行”评析

章太炎“菩萨行”既指道德修养行为之本身,又指道德修养之过程,还是道德修养之方法;“菩萨行”主要特征体现为“入世修证重于出世修证”、“利他重于自利”、“中土圣贤即大乘菩萨”;“菩萨行”精神的意义在于它带给整个社会的价值,是一种以失去小我而赢得大我、失去有限而赢得无限、失去有形而赢得神圣的道德活动。

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从“自然”、“人性”到人的道德“自立”

在章太炎变化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条类似于现代"祛魅"的用"自然"和"唯识"拒绝、颠覆东西方各种"超自然"实体的理性主线。这条理性主线并没有走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迈向了"价值理性"之路,为获得革命的主体而首先进行的主体道德建构之路,人从"超自然"中、从自然性和非自性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立之路。

论章太炎的平等思想——齐物哲学与中国现代价值的建立

平等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核心要义。太炎的平等思想经历了由荀学向庄学的发展历程,在以《齐物论释》为中心的齐物哲学中,他融贯庄学与唯识、华严之学,建立起由“真如心体”到“真如缘起”的形而上学体系,为平等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太炎的平等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在“两行”的思维方式中,体现出激进批判与历史主义的保守态度的融合,具有丰富多元的思想面貌。在“五四”的历史坐标中理解太炎的平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启示。

章太炎政治学术的互文及其对场域规训的体认——基于章太炎对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

通常以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术保守与政治激进似构成一对矛盾体。就前者而言,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抵制其时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然而关于章氏对甲骨的态度,"一贯否定"说和"始疑终信"说均有待商榷。晚年章氏实已承认了部分甲骨的真实性(对释读仍表怀疑)。此外也肯定了大部分钟鼎彝器以及宋以前的考释(对宋以后的释读仍持怀疑),而对《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的文字学意义则更是予以了高度肯定,甚至将《三体石经》提高到了与《说文解字》同等的地位。由章氏关于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不但显示出其学术上并非简单"保守",也揭示出其对学术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尊重。章氏在学术场域中的严谨与政治场域中的激进均基于其对不同场域内在规训的深刻体认,看似矛盾,实则互文见义,内蕴了深层次的高度一致性。

革命内外:《訄书》的写作修辞与文化政治

章太炎在《訄书》中的写作修辞和文化政治思想凸现了他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发挥和自我创造。同时,他的文化政治思想因为诸多机缘影响了其他人的文化观念,其著述成为了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被不断地重述,并成为现代学术谱系中一个重要的起点。《訄书》问题看似属于革命书写的一种方式或者可归结于传统学术内部的问题,但是它所触发的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辩将作为历史的遗产在现代思想中得到继承。这些思考始终是为了在多元的文化选择中寻找到属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

章太炎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裂变

章太炎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不预设立场的学者之一。作为 2 0世纪初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先觉 ,其旗帜鲜明又不无偏激的反孔言论成为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由考证经学史学到考证诸子之书 ,再到研究诸子学说思想 ,直至贬低经学 ,抬高诸子 ,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本身 ,不仅为继起者研究经学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立场和向度 ,更颠覆了儒学独尊的既成格局 ,敲响了文化专制主义的丧钟 ,实开近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太炎标举“应物之论 ,以齐文野为究极”的核心论旨 ,主张文化多元的思想 ,直到 2 0世纪末 ,才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他提出的“俱分进化论”是一个极具思想穿透力和原创性的命题 ,为人们重新审视社会的演进。

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交往及思想地图

章太炎与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从受到英语世界传入的生物和社会进化学说影响,到融合佛教和德国哲学来解决深层次的形而上学问题,思想轨迹高度相似。在章太炎"转俗成真"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深入阅读、援引过姉崎正治、井上圆了、森内政昌等井上哲次郎学生的作品。日本汉学家馆森鸿《似而非笔》透露的关键事实和蛛丝马迹,结合其他中国学者对井上哲次郎的记述,可以确证1899年章太炎在东京与井上哲次郎的交往,以及双方多次交谈的大致内容。由此出发,章太炎与明治思想界、乃至与19世纪末欧亚思想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得以打通。章太炎通过井上哲次郎来框定其周边的重要阅读对象,采择支撑或组建自身思想的元素。面对进化学说所揭示的人类命运的巨大不确定性,章太炎的认识论和伦理观与井上哲次郎却大相径庭。

章太炎晚年对阳明学的评判与辨析

章太炎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评判曾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直至晚年方有较为客观、全面的评判,且与同时代学者多有不同。他同情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的不得已,认同古本《大学》,也认同王阳明与王艮对"格物"与"亲民"的诠释而批评朱子。他将王阳明归入吴与弼的学脉,认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以及豪杰精神扩充了《论语》与《儒行》的人格培植学说,故认为阳明学属于"修己治人"之学而非"明心见性"之学。他批评阳明后学背离礼教,并认为问题根源在于阳明本人,但对儒佛会通的阳明后学却多有肯定。章太炎对阳明学的理解以及学术定位,虽然也存在某些误判之处,但是他的阳明学观因时代背景与自身立场而有着独特的价值,对于后人重新认识阳明学以及儒学史多有启益。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