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Confucian(ism)”概念的源流及其意义——兼论其与“Neo-Confucian(ism)”概念的关系

New Confucian(ism)一词源于20世纪初,由基督教传教士引入中国,起初泛指各种新儒家学说,后专指现当代新儒家(学)。与之相对的Neo-Confucian(ism)则特指宋明新儒家(学),两者在学术界有明确区分。此外,New Confucian(ism)在特定语境下可泛指古今中外的“新”儒学,可能涵盖Neo-Confucian(ism)。随着时代发展,Modern(Contemporary)Neo Confucian(ism)与Modern(Contemporary)New Confucian(ism)应运而生,均聚焦于现当代新儒家(学)。前者首现于70年代,强调对宋明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后者则于90年代出现,更侧重于与宋明儒学的差异与断裂。两者虽指向相同领域,但侧重点各异,共同丰富了新儒学研究的视角。总之,New Confucian(ism)与Neo-Confucian(ism)作为学术术语,在历史演变中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而Modern(Contemporary)前缀的加入,则进一步细化了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范畴与方向。

朱熹与冯友兰“忠恕观”之比较研究

“忠恕之道”在儒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内涵层面,朱熹将“忠恕”解释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体用论层面,朱熹认为“忠恕”应是忠体恕用、以忠贯恕的关系;在功夫论层面,朱熹认为要达到“尽己”之“尽”和“推己”之“推”,应做“明明德”“絜矩之道”之功夫。不同于朱熹的观点,在内涵层面,冯友兰则将“忠”“恕”皆释为“推己及人”;在体用论层面,冯友兰认为“忠恕”是“仁”的一体两面,即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在功夫论层面,冯友兰认为“忠恕”是实行道德和待人接物的方法。通过比较朱熹和冯友兰的“忠恕观”在概念内涵、内在关系和道德实践方面的异同,可略明“忠恕观”的历史变化和现代价值,使圣贤之道成为适用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

心态秩序:费孝通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秩序之源

心态秩序是理解费孝通晚年思想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包含“从社会到人、从结构到心态”的方法论反思和全球性大社会中“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探索,强调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道义关系”和“文化心态”的研究进路,经由“文化自觉”建构人与人遂生乐业、族与族多元一体、国与国和而不同的中国式文明新秩序。这套理念立足于融通中华文明传统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连起来,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资源。

冯契的知行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随着世界步入现代化及西学渐入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面临着伦理主体如何转化为实践主体的任务。新儒家要么把心性的主体改造为意志的主体,要么陷入理性和“觉知”的二元结构,难以真正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在批判改良派和革命派分离知与行的基础上,冯契把金岳霖的“得自”经验和“还治”经验革新为“得自”现实和“还治”现实,人的能在活动指向了感性之“所”,理论和现实得以统一,主体在掌控知识中获得自由感,达成乐生境界,知识和智慧融为一体。冯契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开启了知行观的新局面:把传统哲学的“能-所”结构与现代实证科学对接,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杜威“探究认识论”对话的可能;事实和价值的深度融合也联结了“成物”和“成己”,推动了具体形而上学的构建。与新儒家相比,冯契转化心性主体为实践主体的创新在于,在“还治”维度上赋予实践以辨验的可能性,在历史维度上中介知识和智慧。验证和中介给予传统哲学的伦理主体以经验性,构建出兼具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特征与西方哲学知识论取向的哲学新局面,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一条历史主义路径。

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李大钊的共同富裕观论析

李大钊共同富裕观是在其探索国家出路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其中,所处时代国家贫穷落后的现实是他思考富裕问题的源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他提供了科学武器和思想资源。李大钊共同富裕观强调富裕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并将富裕的内涵扩展至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富裕;认为只有变革国家现实制度、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并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新论——基于文化学理论的解读

基于文化学理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可以解读为文化主体论、文化功能论和文化建设论。文化主体论包含以文化促进“人的解放”、倡导“平民主义”文化、主张新文化要为劳动人民服务;文化功能论包含要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文化的批判功能、开发文化的价值建构功能;文化建设论包含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文化实际相结合、提出“物心两面改造”的文化建构模式、勾勒美好的社会主义文化理想。这些文化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探索未来之进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启迪。

如何做哲学:进路与思考

做哲学与理解何为哲学相关。按其本义,哲学的特点在于通过跨域知识的界限而求其通,以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哲学的这一品格,决定了做哲学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体现“史”与“思”的统一,也就是融合哲学史的考察与哲学理论的思考。其次,应该形成“学无中西”的视域,亦即将中国传统所积累的成果与西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都视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以此为今天思考的智慧之源。其三,需要基于现实问题,即不仅关注哲学之“流”,而且注重哲学之“源”。对何为哲学和做哲学的理解,同时关乎哲学与科学、知识智慧等关系,并涉及价值领域的问题。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如何做的问题与虚与实、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语言与哲学等关系具有相关性。

“驱逐”伯夷:一个反思法家政治哲学的视角

自孔子以后,伯夷、叔齐便被当作“古之贤人”广为历代学者颂扬。有别于此,法家在对待伯夷的问题上采取了极为特殊的策略:驱逐。这并非因为伯夷违背了某项法令,而是由于他的出现削弱了法的适用性,破坏了法制和国家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通过分析法家对“伯夷”问题的特殊处置,既可以看到法家政治哲学的基本视角和主要思路,也可反思法家思想:一是法家政治哲学的极化思维,包括法家对人性问题、政治现实、法制手段和国家构建等方面的解读;二是法家政治哲学对道德的忽视。“伯夷”问题还涉及文明与政治关系、边缘个体的现代意义等问题。对这类边缘人物的理解,则提供了一个中华文明现代性的诠释进路。

“类哲学”的三重时代性意蕴

高清海先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契机下,提出了“类哲学”思想。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使人成为社会合成力量的化身,由市场驱动的社会合成力量必然推动人的生命本性与生命形态发生自我超越。市场经济打破了以群体为本位形式的生命形态,使人的生命本性进入个体本位时代。在“类哲学”看来,个体本位带来的不是人的孤立,而是个人之间通过类性融合而走向以“类”为本位形式的生命本性。“类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契机中对于人的生命形态与生命本性历史性发展的哲学悟觉,在今天所谓“逆全球化”时代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与启示,这就是在世界的板块化背后,全球化的时代境遇归根结底是全人类的类性融合。

“原儒”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探源——熊十力晚年思想定论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围绕此中心议题而展开的,一是以“哲学”界定儒学的知识性质,称儒学开启了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序幕;二是梳理儒学在先秦的分派,藉此重建一种具备现代性的儒家学统;三是确认《易》为中国哲学之源,称《易》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核心问题;四是论证诸子为儒家的“支与流裔”,儒学与诸子学的源流关系,呈现了先秦哲学史中经与子之间的互动互渗现象。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学为正统,又尝试融通儒学(经学)与诸子学,从而建构一种具备现代性的新学统,由此开出科学、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

朱谦之的儒家唯情主义及其历史文化哲学建构

朱谦之对儒家作了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解读,认为情即性即仁,情为宇宙生命本体,生命进化便是“真情之流”,唯情的人生和社会具有普世意义。他以唯情主义为依据建构起历史哲学,将本能(求生存的情感)视为历史进化的动力,历史进化是互助;历史由三种本能驱动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态。他还用儒家唯情主义对文化作哲学阐释,认为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经验生活时时积累和创新的生命之流,文化发展有四种类型和阶段,哲学性的中国文化虽然低于科学文化,却因富有艺术精神而有“普世价值”,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要在充分吸收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走向唯情的艺术文化阶段。朱谦之的思想深刻而有创新性,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哲学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他对《周易》的唯情解读不免有强制阐释之嫌。

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自然宇宙观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唐君毅基于中西印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作出了深刻揭示。在强调人与自然宇宙深刻贯通的“天人合一”观念下,中国自然宇宙观首先认为,自生自化的生生之理是宇宙万物的内在律则,万物遵循自由原则、化生创生原则而非外在必然原则。其次,万物是虚实相涵的关系性存在,而非纯物质性的固定实体。其三,由于万物是具有摄受性与相互感通性的存在,所以物质与时空不相离,形成了独特的位序时空观与以当下为中心的“中和”观念。最后,强调天人合德和“万物一体之仁”,人与自然万物感通有情,价值内在于宇宙万物,从而建构出中国哲学独有的“道德存有”论。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及其真理性,并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才能使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哲学的手艺

本文是《问物——可触摸的意义》一书的序言,主题表达作者对其作品的思路与方法的反思。作者认为,物不仅是物理事实,同时也是展现人类精神意义的有质感的存在。在回顾关于心-理意义结构思路形成的基础上,序文尝试揭示某些不同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写作手法。重点是描述在经验转化为概念过程的作用。哲学描述不是经验的直播,而是设计过的思想桥段。它把经验呈现为观念的结构,同时也克制把哲学理解为只关心抽象的观点。许多重要的哲学创获都是从描述开始的。此外,文章还分析了语义溯源与思想拼贴,在验证观念的深度及思想的普遍性上的特殊作用。用手艺形容这些方法的目的,在于强调哲学的创造性也依赖于可操作的思想训练。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的提出,是汉语学界学术自主和学术自觉的重要表征。“让哲学说汉语”是一个关涉哲学言说方式“古今之变”的命题,意在让汉语成为一种能够言说普遍哲学问题的现代学术语言。依从德国古典语言哲学的语言观,人只能在自己所隶属的某种特定的民族性语言中建立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关于世界的任何一种可传达的普遍性描述都必然要具体表现在某种特殊的语言中,汉语哲学的合法性就系于此。汉语哲学是让人类所拥有的普遍的世界经验在汉语表述中敞开自身的智慧之学,它让哲学进入汉语并栖居于其中。是故,汉语哲学必然是普遍的、世界性的,它不能被建构为一种局限在特殊视域中的民族性哲学或地方性哲学。

因果问题、逻辑与《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

金岳霖在《论道》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既有综合也有分析,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逻辑方法,这里的现代逻辑主要来自《数学原理》和《符号逻辑概览》。《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提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为金岳霖自己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因此,《论道》不仅强化了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具体体现了金岳霖把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人类学科的态度。

超越与经世:熊十力人生哲学的两大面向

熊十力的人生哲学产生于近现代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之中,建基于体用不二的本体论之上,承载着他志在提升国人道德、赓续中华文化的人生理想,彰显着他刚健不屈、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一人生哲学具有超越与经世两大基本面向,实现了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为国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提供了一条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实践路径,代表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和世道人心所做的一种理论探索与现实努力。

从范畴格义看“中道”研究的哲学根基与未来路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洞见与误区举隅

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然而在理解与刻画这一特质时,学者们仍可能落入“中合西分”“中优西劣”一类窠臼,背后原因是我们将西方范畴框架(如“思辨—现实”“超越性—内在性”“绝对者—有限者”)与西方学派(如释义学)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西比较,殊不知范畴框架必然蕴含的逻辑本就是使一种文明得以挺立的隐秘生命。这表明我们一方面未能把握西方形式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仅仅将传统名相化为哲学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阐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足够深刻地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金岳霖融通中西的形而上学之道

金岳霖《论道》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实现中西哲学的融通,建构一个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精神传统又能吸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元哲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哲学,其论证方式来自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但是,由于“道”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及价值信仰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金岳霖建构的形而上学之道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坚持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范畴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西方逻辑体系的论证,最终建构了一个以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本框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仅仅将金岳霖的《论道》理解为民族文化、情感归属的需求,他同时也是站在时代和人类的哲学思考高度,通过融通中西哲学以解决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其形而上学之道具有回应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世界现代哲学意义。

论马一浮的内圣外王思想与现代儒学的走向

马一浮全盘继承了传统儒学以“内圣外王”为其基本宗旨的理论传统。然而面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现代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所遭遇的巨大困难,马一浮以其对原始儒学的彻底回归,独树一帜地强调了以六艺之学为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内涵,并以内圣涵摄外王,从而重建了以体认自性为中心的内圣外王之学。马一浮的这种内圣外王观不仅正好回避了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从“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难题,为现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以精神境界的完满和超越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未来走向,而且对于寻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现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