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甄与柳馨远的政治革新思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与同时代朝鲜思想家柳馨远在政治革新思想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这是目前所见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深入论及之处。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国度,但重塑政府组织结构却是二人政治革新的共同选择;在重塑过程中,都更加注重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实权”;为了让政府组织更高效地运行,二人都选择了“省官”这一办法;二人对于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把“实功”作为最核心的指标。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相似之处与二人所处的相似的社会现实和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民本思想有关;相似的社会现实是外因,儒家民本思想是内因。对其二人的政治革新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学术界研究唐甄与柳馨远的思想提供一定的启发。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内地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

目前学界对于“儒学与日本社会”关系的研究史梳理,主要有“儒学日本化”和“儒学近代化”两种视角。而从“日本儒学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日本近世儒学研究史,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主流是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儒学日本化”的侧面;与此相对,被认为是“儒学近代化”研究典范的丸山真男,其实却出人意料地是以承认某种程度的“日本儒学化”为前提的。战后日本学界以尾藤正英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批判,因为存在颇多误读,故并未动摇其基本框架;而以渡边浩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修正与发展,却长期被误解为是对丸山真男的否定。因此,重提“日本儒学化”这一被遗忘的常识,或能为建立完整的“儒学式近代化”构想提供些许助益。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数据库动物到观光客--东浩纪访谈

2023年9月,日本批评家东浩纪在他经营的株式会社GENGON公司二楼办公会议室接受了采访。东浩纪自学生时代开始研究法国哲学思想家雅克·德里达,随后对日本“御宅族”文化、信息媒体、社会评论等相关领域展开了深刻的学术思考。他始终关注人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进行了批判,强调人类的“非政治性”或“去政治性”面向,在此基础上指出,作为现代人需要不断地在这种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之间转换。

“西田哲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早期哲学的建构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是日本哲学思想史发展到20世纪初期的产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成名作《善的研究》中提出的主客无分的“纯粹经验”,成为“西田哲学”体系建构的起点。随后的《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一书则将“纯粹经验”表述为“直观”与“反省”相统一的“自觉”,从而形成了“自觉的体系”。早期“西田哲学”初步融合了东西方哲学,超越了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打破了日本民族感性发达但不擅长逻辑思辨的著述传统,开创了现代日本的思辨哲学,终结了中江兆民所说的“日本无哲学”的状况,也为中后期“西田哲学”的深化与展开奠定了基础。

硫化铋忆阻器的制备及其图像识别研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冯·诺伊曼计算架构存在数据处理与存储分离现象,在数据处理方面出现了瓶颈。基于忆阻器的人工突触阵列具有高的并行计算能力以及存算一体的特点,使得其在神经形态计算和人工神经网络等领域的应用具有显著优势。通过采用溶液旋涂法,在空气环境下成功制备了结构为Ag/Bi_(2)S_(3)/ITO的忆阻器件,并对器件的忆阻特性进行了测试。直流Ⅰ-Ⅴ循环测试结果表明,所制备的忆阻器具有极低的开关电压和良好的一致性。此外,通过设置合适的脉冲测试条件进一步获得了线性的电导调节特性。最后,将具有非易失特性的Ag/Bi_(2)S_(3)/ITO忆阻器作为人工突触和神经元建模,利用Python构建了用于手写数字识别的全连接神经网络,其线性可调节电导特性作为网络的权重更新,获得了高达87.46%的数字识别准确率,该研究结果为新型低功耗类脑芯片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应用方案。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六个必须坚持”的功能探析

哲学具有解释、引导、规范和反思的功能。“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不仅凝练总结了这一思想的哲学内涵用于阐释党的创新理论,而且通过塑造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培育自信自立的人生观、弘扬胸怀天下的文明观以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通过明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使命、精神能力和方法体系以规范其实践活动,通过反思和批判歪曲事实的价值观念以标定正确的价值取向、反思和批判主体自身和理论自身以实现彻底的自我超越、反思和批判现实问题和形而上学以推动问题的真正解决,对于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挥着引导、规范和反思的功能。

重审东方民族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解析

近年来西方学者为民族主义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在分析东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时,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东方是在模仿西方,这种结论过于武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泰戈尔展现了东方国家知识分子认知与接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时的复杂性。泰戈尔一方面倡导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批判西方式的政治民族主义。但泰戈尔在批判西方政治民族主义时,其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泰戈尔进行限定后的理解,与时人和今人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也是时人与泰戈尔产生思想交锋和今人误解泰戈尔思想的原因所在。泰戈尔主张发扬印度自身传统理念与社会的优越性,以此完成印度的现代化转型,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表现。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认真审视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意识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特殊性,才能更好理解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认识到其生成过程并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接纳和效仿,而是存在着自身的判断与取舍。

伊藤仁斋的《大学》解读及其局限

日本江户儒者伊藤仁斋对中国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发生了从“崇敬”到“批判”的转变,特别是他的古学思想定型之后,更是猛烈抨击朱子学,并重新解读“四书”等儒学经典,试图清除朱子学者对孔孟思想的误读。对于“四书”中的《大学》,仁斋则从十个方面力证其不是“孔氏之遗书”,否定了程颐、朱熹等人赋予《大学》的儒家经典地位,并作《大学定本》,重新注解《大学》。然而,由于仁斋早年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即使在转向古学之后,其思想中仍含有朱子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折射出其《大学》注解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中观根本慧论颂》中的“无我”哲学思想探究

古印度哲学两大派别之分歧,尤以“无我”观为甚。龙树(Nagar juna)大师的《中观根本慧论颂》是大乘中观论的重要基石,其中“法无我”与“补特伽罗无我”的哲学思想深受推崇。藏传佛教诸多派系亦多以此书为教义之终极哲学观。《中观根本慧论颂》中的“无我”观主要阐述了缘起性空的原理,主张一切思维与言语所能触及的事务均无自体,即“无我”。具体来说,认为所有的现象和事物都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没有独立的实体存在。因此,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独立存在的“自我”。这种“无我”观体现了大乘佛教中观论的哲学思想,也是藏传佛教诸多派系的共同哲学思想之一。在藏传佛教中,“无我”观被视为教义的核心之一,对于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阐释《中观根本慧论颂》,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从宗教学和哲学研究方法出发,以藏译本《中观根本慧论颂》为研究对象,结合宗咯巴大师的《中观根本颂智慧论义疏·正理海》,深入探讨该论颂的理论框架,揭示“无我论”的阐释思维与思想根源,分析其对“法我”与“补特伽罗无我”说的驳斥逻辑,并阐述“二无我”的哲学思想要点。同时,对中观应成派的“法无我”与“补特伽罗无我”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指出其重要观点源于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及龙树大师的《中观根本慧论颂》。

心性的对立与统一:艮斋性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究

阳明心学东传,引起了朝鲜儒林界长达数百年的持续论辨。朝鲜时代末期性理学大家艮斋田愚是参与心学论辨的重要代表人物。艮斋笃守程朱、栗谷之学,严格分判理气、心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心学诸论。艮斋于心性论富有创见地提出“性尊心卑”“小心尊性”“性师心弟”诸说,这正可以与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四句教”诸说相对应分析。由此,可以探究阳明心学与艮斋性学两种义理型态的差异,反观其各自的学理坚持。阳明心学与艮斋性学之间学术论域、核心论题的差异,促使他们的思想探索朝着不同的方向延展,从而丰富了儒学思想的多样性,激发出儒学精神的活力,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宝贵资源和可资借鉴的范式。

池田大作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的人性维度探析

池田大作是教育家、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对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有重要贡献。他关注可持续发展中的人本主义观念,强调人类福祉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分析池田大作的人本思想贡献,探讨其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的人性维度,揭示其思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作用。

山川菊荣妇女解放思想探析

山川菊荣是20世纪日本重要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她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成为20世纪初期日本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重要参照。山川菊荣认为日本无产阶级女性深困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纷扰、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旧有男尊女卑思想的桎梏之中。对此,她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明妇女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澄清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对无产阶级女性的虚伪性、压迫性,指出实现无产阶级女性解放的内在力量是全体劳动者的团结,外在依托是无产阶级运动,切实归途是社会主义社会。山川菊荣关于妇女解放的著作一经译介到中国,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产生影响。

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阐释及其当代价值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基于历史传统文化考察中国,指出中国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他与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对谈,剖析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困境,从“以人为本”的维度考察中华文明中的文化底蕴。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中排他性与均质化的局限,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进行现代性阐释,指出中华文明和平主义色彩的“普遍性”,以及价值论与存在论的统一,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可能。因此,池田大作对21世纪的中国充满期待,认为中华文明将在形成真正符合人类利益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价值。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阐释,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提供了东西方文明比较的维度,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的启迪和借鉴。

从“鄙夷”到“师夷”:朝鲜士人朴趾源的“对清观”及其转变

明清更代,深受朱熹华夷观影响的朝鲜士人对清朝并不认同,这种局面至18世纪后期才有所改观。一批具有实学思想的朝鲜士人先后出使北京,在深入观察清朝社会后,对清朝产生了认同感,促使朝鲜“北学派”产生。朴趾源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热河日记》形象地展示出他在康乾盛世影响下从排斥清朝到以清朝为师的思想转变过程。追根溯源,这反映的是朝鲜士人对中华儒家文化的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

在启蒙现代性理论规制和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业已被证明由抽象的理性主义信念以及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引领的合理性努力。此一重大的社会整体性变革与民族国家传统的再造运动,由于过分迷信和倚重技术理性、资本逻辑和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陷入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悖反性现象和悖论事实,并具体体现为生态问题的恶化、社会共同体的疏离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和迷失等。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从事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依托先进制度的独特优势,直面西方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固有弊端,强调作为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现代化的文明价值观,坚定地奉行发展实践的人民主体性、人民福祉最大化,致力于实现自然—生态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及精神生活共同体的有机融通,从而矫正了人类现代化的航向,向先发、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贡献了以“生态—生存—生活的整体性”“先进制度理性的嵌入性和贯通性”“社会公共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实践主体性”以及“人民美好生活追求与福祉至上性信念”等为突出时代特质并体现理念、逻辑、形制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原创性理论识见,将社会现代化和文明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论语》诠释与本土契合性:儒学在近世日本的可普遍化路向与逻辑

近世日本儒学者借由《论语》诠释,探寻本土契合性因素与在地化阐释路向,致思于儒学可普遍化价值的发现、阐发与化用。其主要向度有三:其一,在朱子学的辐射中,展开《论语》的多元再阐释,汲取儒学思想智慧;其二,在反思朱熹《论语集注》与回归元典的张力中,聚焦于人本伦理意蕴,推进《论语》的在地化即日本化学理阐释;其三,通过有意误读或变异性阐释,推演和阐发孔子之道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必然性,寻求政治儒学与本土文化语境之间的逻辑接榫点。其内在逻辑是,在日本学术文化框架之内,重新探究《论语》在地化诠释路向,以发掘并阐发其主旨要义的可普遍化价值,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范畴。就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文明互鉴而言,其实质意义在于确证儒学的超时空普遍性价值,亦可资于探寻儒学之于日本的可普遍化路向与逻辑。

儒家知论的德性化、超越化路径考察

儒家知论是一种广义认识论,德性化是儒家知论的目的,超越化则是其知论德性化得以实现的依据。儒家将知、德两种意识现象统一于人的精神生命和宇宙的精神生命整体,或侧重认知能力走心即性即天的内向超越路径,或侧重认知对象走格物致知的外向超越路径,形成一种从终极存在意义上把生命、道德、认知统一起来的本体认识论。儒家通过超越化实现了知论德性化,但它同时面临着如何解决超越之知与现实之知的关系问题,宋明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统摄闻见之知,现代新儒学提出智的直觉与良知坎陷的两种超越之知,对象化认识论的独立地位仍然没有得到肯定,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寻求知、德的对立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知论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