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甄与柳馨远的政治革新思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与同时代朝鲜思想家柳馨远在政治革新思想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这是目前所见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深入论及之处。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国度,但重塑政府组织结构却是二人政治革新的共同选择;在重塑过程中,都更加注重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实权”;为了让政府组织更高效地运行,二人都选择了“省官”这一办法;二人对于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把“实功”作为最核心的指标。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相似之处与二人所处的相似的社会现实和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民本思想有关;相似的社会现实是外因,儒家民本思想是内因。对其二人的政治革新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学术界研究唐甄与柳馨远的思想提供一定的启发。

从“鄙夷”到“师夷”:朝鲜士人朴趾源的“对清观”及其转变

明清更代,深受朱熹华夷观影响的朝鲜士人对清朝并不认同,这种局面至18世纪后期才有所改观。一批具有实学思想的朝鲜士人先后出使北京,在深入观察清朝社会后,对清朝产生了认同感,促使朝鲜“北学派”产生。朴趾源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热河日记》形象地展示出他在康乾盛世影响下从排斥清朝到以清朝为师的思想转变过程。追根溯源,这反映的是朝鲜士人对中华儒家文化的追求。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朝鲜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历程

从朝鲜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及实践言,朝鲜儒学可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及朝鲜儒学本土化、民族化的完成两大阶段。伴随着汉字、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儒学在朝鲜三国时期即得到国家承认,得以广泛流布。儒学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成为朝鲜社会重要的精神滋养;而在两千余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经由历代朝鲜学者的不懈努力,儒学与朝鲜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以性理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其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成为朝鲜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及深层动力。

朝鲜北学派的新华夷观解析

中国传统的"华夷观"长期影响着朝鲜半岛,朝鲜各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也以"小中华"自居。"尊华攘夷"、"慕华贱夷"是朝鲜人传统的文化观念,这一文化观念严重影响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自进入清代以来,朝鲜人自以为所谓华夷秩序大乱,华夏文明之真传移到了朝鲜,并因此而深感自豪;同时,自感传续华夏文明之真传的责任重大,虔诚地维护传统文化,唯恐有丝毫的亵渎。尽管当时由于地理大发现、西势东渐,人类文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朝鲜卫道士们一直将中华以外的文明视为"夷狄"之货,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如此僵化愚腐的意识氛围中,北学派的先驱洪大容率先提出了"华夷一也"的新观念,实现从"慕华贱夷"、"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思想的飞跃。在东亚率先打破传统的"华夷观"是朝鲜北学派的一大特点,在朝鲜唤起了民族主体意识,为朝鲜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吸收新的世界文明做了理论准备。

元晓“和诤”论与中国儒释道思想

虚空包容观、平等大悲观、一心同源观,这“三观”可以说是元晓“和诤”的理论基石。“和诤”不是无原则的调和,其中体现着对“争”的肯定,它承认各种思想理论的并存并行。“和诤”是站在一种极高的境界上超越一般所谓“和”与“争”的思维方式。元晓的“和诤”思想在他的主要著作《起信论疏》中有鲜明的表现。中国的儒、释、道都有重视“和”的传统,这是元晓佛学思想的来源。作为韩国佛教史上最为著名的佛学家,他的佛学思想不仅在韩国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对中国的佛教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说明中韩传统思想具有交叉互动关系。

洪大容地转说之学术渊源

18世纪中晚期,朝鲜的洪大容在《医山问答》中提出了地球自转理论。对于他的理论是否是“独创”的问题,学术争论由来已久。通过对《医山问答》的具体解读并结合洪大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可以得知,洪的理论是有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其理论传承于宋代理学、汉译西学、17、18世纪朝鲜所制的浑天仪的原理、结构及其先辈对宋代理学、汉译西学的消化受用等四个方面。

从韩国儒学史的角度来看茶山道德情感论的意义--兼论朝鲜性理学“理的下向化”问题

作为韩国儒学派的重要人物,茶山丁若镛(1762—1836)虽然非常肯定朱子的地位,但却试图超越朱子,主张追溯孔孟儒学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儒学思想的本质。茶山以经验性的事例和经典文献为依据来论述性善说的实践可能性,试图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情感来寻找人的本质属性,这比一般性理学形而上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茶山的道德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变到了日常的"生活世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世界。这与儒学的本旨并无大异,只是茶山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理想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这在朝鲜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圣学十图》对韩国性理学特征的意义诠释

《圣学十图》是韩国大儒李退溪于1568年在浩如烟海的程朱理学资料中,取舍编辑十幅"图""说"献给国王的上疏文。目的是要国王明白"圣学之大端,心法之至要",并按照圣学的要求和次第进行心性修养。退溪为国王而作的这样的《圣学十图》,一方面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的程朱理学传入韩国后至此已经超越国王的权威而成为足以凌驾世俗权力的文化权威,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程朱理学在韩国表现出了比中国更与现实结合的很强的实践性特征。

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元晓和义天这两位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国师,一倡“和诤”,一主“圆融”,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但不失佛教的立场。这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元晓着力在和会诸宗内部的纷争,义天重在宏观上的融合。

简论徐敬德的理气观

朝鲜哲学家徐敬德在朝鲜的性理学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徐敬德的哲学是以气为中心的性理学。他主张气是世界的本原,气自身的运动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原因,这是他的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地方。但他在理气观上却没能彻底坚持气的主导地位,因此他的哲学不是彻底的一元论,而是具有明显的理、气二元论的倾向。

士的“诗意栖居”——李退溪诗中的士精神

采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实则也是哲学思想来研究李退溪的诗作,同时又利用李退溪诗作和儒家思想来理解和诠释海德格尔的哲学,由二者的双向互释来理解李退溪诗作中的士的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乃是儒家的"生生"、"天地之心"。李退溪以其自觉的归隐实现了本真的存在状态,他的诗作表明,他把握了这个"生生",从而通达了"存在",获得一种与物同体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包含兼济天下的情怀。由通达存在,士获得了一种影响世人的存在的力量;而海德格尔的通达存在则谈不上是一种快乐,甚至是一种枯寂。

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与诸实学流派的关系

朝鲜实学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金正喜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社会内部萌生近代文化因素的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朝鲜诸实学流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最具先觉者之特色。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通过出访清朝,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冲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传统的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华夷一也、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的具体措施。

论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新儒学思想倾向

由金富轼主持编撰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正史。从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视角看,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所应用的儒学思想综合地反映着高丽中期儒学所达到的水平。在《三国史记》中,既有汉唐儒学的影响,还有北宋时期勃兴的新儒学的影响。深入分析《三国史记》所反映的新儒学思想倾向,对于我们系统把握高丽中期儒学思想乃至朝鲜儒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论洪大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以《医山问答》为中心

洪大容作为朝鲜北学派思想与文化的先驱者,他的《医山问答》等作品集中反映了其哲学思想、文化意识的深度与特征。他的地动说理论和宇宙时空无限性理论是在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尚未介绍到朝鲜的情况下提出的,它们不仅影响了朝鲜,也影响了一些中国文人,他的"华夷一也"的文化意识直接影响了朝鲜北学派的文化活动。

南冥学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

曹南冥是韩国李朝著名理学家,其学说被称为南冥学。南冥为学,主反己修身,诚意正心,笃实践履,力避空谈心性天理,既合东方儒学的基本精神,也切中时弊。从南冥学的为己之学、内圣外王和宋学思维方式等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南冥学是朱子学的分支,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曹南冥是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的程朱理学在韩国的典型代表。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入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相融

在韩国历史上的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虽然各有发展,但呈现出很强的交叉发展以及融合的面貌。虽然历代君王实施儒教振兴政策的很多,但是他们几乎都崇尚佛教。民间的文人志士身上也深刻体现了这种三教互相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韩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朝鲜王朝,乃至今天的韩国社会。这对我们解决当今多元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浅谈朝鲜实学思想与开化思想的继承性

朝鲜实学思想与开化思想有着阶级上的本质区别，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实学思想对开化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开化派面对内忧外患，通过有实学思想的人物的传教及实学著作的广泛流传，继承了实学思想中的民主平等思想、爱国独立思想、变法维新思想、富国强兵思想等进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