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内地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

目前学界对于“儒学与日本社会”关系的研究史梳理,主要有“儒学日本化”和“儒学近代化”两种视角。而从“日本儒学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日本近世儒学研究史,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主流是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儒学日本化”的侧面;与此相对,被认为是“儒学近代化”研究典范的丸山真男,其实却出人意料地是以承认某种程度的“日本儒学化”为前提的。战后日本学界以尾藤正英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批判,因为存在颇多误读,故并未动摇其基本框架;而以渡边浩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修正与发展,却长期被误解为是对丸山真男的否定。因此,重提“日本儒学化”这一被遗忘的常识,或能为建立完整的“儒学式近代化”构想提供些许助益。

“西田哲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早期哲学的建构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是日本哲学思想史发展到20世纪初期的产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成名作《善的研究》中提出的主客无分的“纯粹经验”,成为“西田哲学”体系建构的起点。随后的《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一书则将“纯粹经验”表述为“直观”与“反省”相统一的“自觉”,从而形成了“自觉的体系”。早期“西田哲学”初步融合了东西方哲学,超越了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打破了日本民族感性发达但不擅长逻辑思辨的著述传统,开创了现代日本的思辨哲学,终结了中江兆民所说的“日本无哲学”的状况,也为中后期“西田哲学”的深化与展开奠定了基础。

从数据库动物到观光客--东浩纪访谈

2023年9月,日本批评家东浩纪在他经营的株式会社GENGON公司二楼办公会议室接受了采访。东浩纪自学生时代开始研究法国哲学思想家雅克·德里达,随后对日本“御宅族”文化、信息媒体、社会评论等相关领域展开了深刻的学术思考。他始终关注人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进行了批判,强调人类的“非政治性”或“去政治性”面向,在此基础上指出,作为现代人需要不断地在这种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之间转换。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伊藤仁斋的《大学》解读及其局限

日本江户儒者伊藤仁斋对中国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发生了从“崇敬”到“批判”的转变,特别是他的古学思想定型之后,更是猛烈抨击朱子学,并重新解读“四书”等儒学经典,试图清除朱子学者对孔孟思想的误读。对于“四书”中的《大学》,仁斋则从十个方面力证其不是“孔氏之遗书”,否定了程颐、朱熹等人赋予《大学》的儒家经典地位,并作《大学定本》,重新注解《大学》。然而,由于仁斋早年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即使在转向古学之后,其思想中仍含有朱子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折射出其《大学》注解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池田大作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的人性维度探析

池田大作是教育家、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对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有重要贡献。他关注可持续发展中的人本主义观念,强调人类福祉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分析池田大作的人本思想贡献,探讨其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的人性维度,揭示其思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作用。

“日本科举学”的思想射程与话语批评

中国的科举制度随着唐朝律令在日本的施行而传播到“岛国”日本,逐渐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日本科举学”。“日本科举学”不仅融入平安时代以来的以律令与文学为核心的选才制度、以儒学典籍为内容的考试制度、明治初期以招募人才为目的的议会提案,而且进入到战后日本的科举研究之中。日本在接受与把握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也将众多的学问融汇在一起,构筑起跨领域、多学科的思想射程,更在一个世界场域、东亚考察、中国视角的框架下构筑起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话语批评,贯穿了日本主体性的身份转换与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承传与冲突、曲折与反复,令“日本科举学”的历史建构跌宕起伏、回味无穷。

《论语》诠释与本土契合性:儒学在近世日本的可普遍化路向与逻辑

近世日本儒学者借由《论语》诠释,探寻本土契合性因素与在地化阐释路向,致思于儒学可普遍化价值的发现、阐发与化用。其主要向度有三:其一,在朱子学的辐射中,展开《论语》的多元再阐释,汲取儒学思想智慧;其二,在反思朱熹《论语集注》与回归元典的张力中,聚焦于人本伦理意蕴,推进《论语》的在地化即日本化学理阐释;其三,通过有意误读或变异性阐释,推演和阐发孔子之道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必然性,寻求政治儒学与本土文化语境之间的逻辑接榫点。其内在逻辑是,在日本学术文化框架之内,重新探究《论语》在地化诠释路向,以发掘并阐发其主旨要义的可普遍化价值,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范畴。就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文明互鉴而言,其实质意义在于确证儒学的超时空普遍性价值,亦可资于探寻儒学之于日本的可普遍化路向与逻辑。

弱者的哲学

东浩纪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关怀“弱者”的哲学。本文所说的“弱者”,并非一般意义或社会学分类中的弱者,而是范围更为广阔地包含着所有现代人。在东浩纪眼里,人是被种种局限性所束缚、具有高度知性却会做出愚蠢行为的生物。在这层意义上,人人皆为弱者。这种对人的认识,是东浩纪关于当今日本以及全球化世界展开思考的基本前提。东浩纪哲学所呈现的,是一种基于对现代人的弱点与局限性无奈而又积极接受的人文关怀。

荻生徂徕的“乐舞”思想考察

在古文辞学的视域内,日本江户学者荻生徂徕提出“废和训而取华言”“废传注而取古言”的学术主张,并重新注解《论语》《中庸》等中国儒学经典,清除朱熹、伊藤仁斋等人的误读。在这一脉络下,他对《论语》中的“八佾舞于庭”“乐则韶舞”展开新诠,强调“礼乐”“乐舞”与“安天下之道”的关联,进而突出“乐舞”的社会功能,由此折射出徂徕的古文辞学特质。

向死而生:丸山真男的主体论

丸山真男的主体论在继承近代日本思想界主体认识基调的同时,也随着时代课题的变化而不断深化自身的理解。20世纪40年代的主体论以荻生徂徕的“圣人”为代表,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体。而50年代起,面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丸山真男转而关注主体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主张建设一种自省主体。丸山真男的主体论将近代精神与近代制度进行分离,在继承近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同时,也在探索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儒学仁本论下涩泽荣一东亚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再反思

“仁”的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作是儒学的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在儒家文化辐射圈内的日本亦是受此影响。涩泽荣一运用儒家仁本思想成功助力了日本社会在近代实现转型。日本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似乎是对西方技术及思想的全盘吸收,不过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上却并未产生一致的论调,诞生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士魂商才”思想。资本主义思潮与儒家仁义价值体系的碰撞在日本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儒学中“仁”内在于人性,是人所应该追求的道德理性。而“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则是相生与共的关系。涩泽荣一对此作出了重新解读,他破除封建礼教与拜金主义的双重迷信,重拾孔子思想的精粹,并用实践证明儒家之道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结合,天道不变与变法维新是事物发展的一体两面。因此从儒学仁本论视角对涩泽荣一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进行新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如何接受“哲学”?

1591年在日本第1次出现了关于"哲学"(音译片假名标记)的记载;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在"希哲学"、"求圣学"这样的概念之外,日本人还尝试了"究理学"、"性理学"、"理学"、"理论"、"玄学"、"知识学"等各种各样的翻译。在这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理学"这一概念。但是,1874年(明治7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最终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西周认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与之不同,西方哲学从根底上就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而是通过批判与检验把握事物的真相,获得真理观念。即认为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中江兆民关于"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名言,反映出日本在经验的理论化这一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及其《技术哲学》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技术哲学》一书 ,详尽地论析了技术的本质及其与工具、程序、方法的关系 ,讨论了技术概念的广义化和广义技术的基本类型问题 ,阐释了技术与科学、发明与发现的关系以及技术的社会功能、技术所引起的社会性和道德性问题、技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等。三木清主张对技术做出整体性的规定 ,将技术定义为人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发明的新的行为形式。三木清涉足技术哲学领域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青年时代留学欧洲 ,主要居留国恰是作为技术哲学策源地的德国 ,二是他经历了 2 0世纪 30— 40年代日本学术界关于技术本质的大讨论。三木清的学术探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技术哲学是一个疆界开阔的研究领域 ,技术哲学研究者应广泛地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城市科学、工程科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

日本儒学及其对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评王家骅的三本书

日本儒学及其对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评王家骅的三本书南开大学刘岳兵，孙惠芹日本民族向来被人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儒学作为日本历史上的外来文化，早已渗透、积淀为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日本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更成为有关传统文...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对谈:日本哲学的成立、意义与展望

前近代日本究竟有无哲学,日本哲学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关于日本有无哲学的讨论意义何在?这是中日哲学研究者近年来热议的课题。本文作者认为,关于日本是否有哲学的判断基准在于如何理解"何谓哲学"的问题。无论从狭义的哲学,还是广义的哲学理解来看,日本都有哲学。概而言之,它大体包含以下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自古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即日本人关于自然与人的深层性思考;其二,引进西方哲学后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三,在与西方哲学对决(对话)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独自的哲学创造。但是,在思考日本哲学问题时要注意"思想"与"哲学"的区别,以免泛哲学化。思想只是"臆见"、主观的、想当然的,但不是哲学思维;哲学必须是建立在"逻格斯(Logos)"基础之上,努力追求抵达客观性依据的学说。

孔孟抑或圣王: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的复古选择

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是日本德川时期古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上既有相似性,更有差异性。他们在复古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仁斋推崇孔子和孟子,认为《论语》和《孟子》是一切学问的根基;徂徕则贬斥孔孟,将古代七位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推向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同时认为记录"圣王之道"的六经高于《论语》和《孟子》。导致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既有两位学者对中国古代圣贤、儒家经典的不同理解与诠释,也有他们对德川时期社会现实的不同体会,以及各自建立新学派的需要。

论池田大作对“色心不二”生命本质论的发展

“人从何而来 ?又向何而去 ?”生命的起源与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问题 ,是哲学与宗教思考的基本问题。哲学家和宗教家对生命起源问题的关注其实都是他们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关注方式之一。作为一名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 ,池田大作从未放弃其本位的立场 ,他相信人的内在精神革命有着对社会革命的优位性 ,但是 ,怎样才能实现人的内在的精神革命呢 ?池田认为 ,唯有认识了“人”的本质 ,人的革命才有切入之处。而构成池田“人的革命”的哲学基础者 ,就是由户田城圣 (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 )所提出并由池田进一步发展的“生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