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与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象征”之争

“象征”(Symbol)是谢林与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原本是指两个东西的合体或一致,然后被康德决定性地诠释为理念与感性事物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结合。谢林与黑格尔随后突破了康德对于这个概念的限制,将其应用于各自的艺术哲学,但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哲学家对于“象征”的不同理解和定位展示出了他们的艺术哲学思想乃至哲学体系本身的差异性,即黑格尔哲学总体说来是单向度的、西方中心式的,仅仅把片面的理性思想发展当作一切的准绳,反之谢林哲学是多维度的,对远古的和非西方的文明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并给予更多的承认。

唯物史观视阈下“理性工具化”问题探析

“理性工具化”问题是霍克海默为西方理性传统的“消蚀”提出的应对之道,进而重建理性权威的入手点。从“理性工具化”到“工具理性”,经历了施密特翻译和哈贝马斯阐释创造的过程。霍克海默对“理性工具化”问题的诊断在于片面化的启蒙精神,抽象了理性的丰富性,仅仅保存了被工具化的理性的启蒙。在唯物史观视阈下,解决“理性之蚀”的思路无非是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但“社会批判”毕竟无法代劳实际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理性工具化”问题的正确方式,在于合理利用理性,进而解决资本治理难题,走出资本治理困境,开拓出新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公理方法、经典科学模型与普遍语言

由亚里士多德的“推演式科学”理论概括而来的“经典科学模型”和由笛卡尔的“普遍语言”观念发展而来的“普遍文字”、“哲学语言”、“概念文字”等各种“普遍语言”是两种获取和构建科学知识的方式。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是两个不同的话题。但通过对二者的发展演变及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共同具有“公理方法”的公理化、演绎化和系统化等特征,就此而言,它们具有内在的等价性。这种等价性在19世纪逻辑数学化和数学逻辑化的活动中有充分的体现。不过,普遍语言还具有经典科学模型所不具有的符号化和形式化特征。正是对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普遍语言”的寻求——从“发现”到“发明”、从“分类”到“抽象”——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公理方法从“实质的”向“形式的”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了公理方法的普遍性、灵活性和可应用性。这些无疑表明经典科学模型与普遍语言都是公理传统或公理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展现了其对科学知识的意义。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共同体(community)是如何构成的?——基于三种政治现象学的研究

文章主要讨论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对于共同体是如何构成的这个问题提供的三种现象学的路径。胡塞尔对于现实的德国和欧洲共同体的理解与他现象学中关于Einfühlung(同感或移情)作为共同体形成的方式之间具有某种张力,但是在胡塞尔的理论中我们发现,Einfühlung究竟是“同感”还是“移情”,这个区分成了理解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关键。海德格尔认为,移情应该建立在共在的基础之上,他把共在作为此在的内在本质部分,强调的是非本真和本真共同体的关系。萨特认为,海德格尔的共在不应该是理论的前提,而是需要进行仔细分析的对象。在萨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冲突,不可能存在真正的Einfühlung。文章最后以“同感”(不是“移情”)为核心概念,讨论了community与communion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指出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试论黑格尔的哲学方法

黑格尔认为数学方法不能成为哲学方法的楷模,他在批判继承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哲学认识”方法。黑格尔不同意康德关于理性无法形成关于真理的知识判断,坚持认为真理能够被人类理性认识,哲学的方法应当是科学方法,即合乎理性而不是依靠表象、直觉、灵感的方法。科学的哲学方法是概念的认识,不过不是抽象的概念认识,而是由“活概念”自身运动形成哲学认识的内容,“概念的认识”是随着概念自身运动发展一同展开的,哲学的方法要考察的是这种开端、发展、回归自身的整体过程。黑格尔哲学方法受到了康德“内在目的”概念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将康德未能贯彻到底的理性和自由原则作了深入拓展,体现了科学、自由的现代精神。Hegel believed that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could not be a model for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Kant’s philosophy, he formed his own method of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Hegel disagreed with Kant’s view that reason could not form a knowledge judgement about truth, and insisted that truth could be rationally known by human beings, and that the method of philosophy should be a scientific method, that is, a method that conforms to reason rather than relying on representation, intuition and inspiration.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of science is the cognition of concepts, but it is not the cogni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but the content of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formed by the self-movement of “living concepts”. Conceptual cogni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movement of concepts.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should examin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return to itself. Hegel’s philosophical method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Kant’s concept of “intrinsic purpos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deeply expands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and freedom that Kant failed to carry out to the end, reflecting the modern spirit of science and freedom.

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起纯粹合理性的现实,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加以形而上学式演证,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同时采用对现实的事后反思与之相映射。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现实观的逻辑泛神论本质后,批判继承了其现实观,并对之加以实践的对象性改造,使现实概念具有了客观实在的品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社会历史化,把理论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理解。他认为理论不仅源自社会现实,更是现实运动的关键环节,并将其嵌入到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以此完成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空间性、非定域因果性与科学的根基:康德的空间性思想的启示

解决几何化问题是为近现代科学奠基的关键,而空间性问题处在几何化问题的中心。康德物自身的非空间性学说把空间性视为人的经验之内的性质,而非物自身的性质,由此,他需为科学重新奠基。康德通过具有力的实体间的非定域交互作用解释空间性的形成,但他同时通过定域因果性解释自然物体的形成、光通过以太传递外部信息,由此表明物自身是非空间性的。康德证明了基于定域因果性的机械论和微粒论不是解释空间性的正确理论,且为通过拓扑学建立空间性的数学上的可表达性提供了可能。最终,基于非定域因果原理解释光对信息的连续传递,才能解决康德留下的数学应用于自然的难题,并重建科学的根基。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自由的实现:黑格尔与马克思

自由的实现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主题,也是二者的分歧所在。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的原则,试图以理性国家统一普遍与特殊,调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统一。在一个有机共同体中实现具体的自由,这一点成为后来马克思共产主义观念的理论起点,也构成后者的原则高度。不同的是,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黑格尔理性国家的问题,把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而在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现实运动的批判这一总体性的视野中为黑格尔的伦理自由找到了一条通达现实的道路——共产主义及其现实运动。因此,作为观念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在根本上超越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是自由的真正实现,即人类解放。

康德的德行概念并非自制——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论证

关于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制概念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观点:德行只能算作自制;德行不只是自制;德行可以理解为自制。通过对《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疏解可知,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目的学说方面,德行以定言令式为根据,以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为质料,以普遍法则为至上原则;自制以最高善为根据,以幸福为质料,以正确的逻各斯为原则。意向学说方面,康德认为人有对义务概念的易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德行是承担义务的唯一能力,但德行义务不止一种,相关于法则,具有先验性;亚氏认为,人可以出于意愿去行为,但德行只有一种,相关于中道,可从经验中学习。康德认为,人对德行的拥有不是义务而是目的,仿佛是德行拥有人;亚氏认为,应当通过克服不自制来拥有自制;德行要求驯服自己的激情,驾驭自己的情欲,自制则要求抑制感官欲望,控制自然需求和痛苦。方法论方面,德行不能靠习惯养成,要以问答法进行理论练习,以修行法进行实践练习;自制则要求掌握真正的知识,学会明智,要在习惯中养成,在实践中完善。因此,德行并非自制。

霍耐特和利科之承认理论比较研究

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被国际学界重构,霍耐特和利科的承认理论是最有代表性且旨趣相异的重构成果。本文从思想来源、重构逻辑和承认模式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霍耐特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进一步经验化,把羞耻、愤怒等消极情感视为驱动力,强调了承认的斗争面向;利科则将承认过程分为认同的承认、自我承认以及互相承认三个步骤,认为在羞辱与斗争意志之间还有责任的位置,强调了承认的感谢轮回过程。在社会政策领域,重构的承认概念开始对社会政策的基础性原则发起质询,这提示我们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分析着力点及其中轴原则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考量。

在与康德道德思想的对比中看罗尔斯的契约观——兼论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两个循环论证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始终将他的正义观念视为某种形式的契约论。这种契约观在建构主义中达到完善和成熟,它的某些主要理论要素源自对康德道德思想的重新解读。罗尔斯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吸收与改造来构建其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树立了捍卫理性信仰的成功典范,但也在契约论框架下处理康德义务立法概念时遭遇了表现为循环论证的困难。

从自由因、自因到自律: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

形而上学的“自由因”是前康德的形而上学观念,“自因”是笛卡尔尤其是斯宾诺莎(也包括莱布尼茨)的观念,把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与近代哲学的“自因”落实到意志的自律则是康德的伟大贡献,为了解决自律中的矛盾,康德引入了目的论的架构,为黑格尔最终完成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看到的形而上学的完成与终结,因而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意义难以估量。

论自身关系--关于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思考

以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德国古典哲学遗产主要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也有一条贯穿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线索,即自身关系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反映事物本质内涵的思想内容,又是一种认识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它是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理论及其应用的内在机理,应作为遗产加以挖掘。自身关系作为问题是在康德哲学中提出来的,其实质是如何解决物自体的不可知问题。费希特通过自我设定行动,在自我与非我之间建立了意识的自身关系,才实现了自我本质认识。谢林则以绝对自我的能动性建立了纯粹意识的自身关系,进而达到对绝对本质的直观。黑格尔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把意识的自身关系改造为概念或实体的自身关系;于是概念或实体便在自身关系的框架中以自身分化和自身扬弃、自身规定和自身否定、自身联系和自身转化等方式建立了庞大的逻辑学体系,以达到绝对理念的认识。

现代信仰和信仰体系的两条绝对之路——以“知识-信仰”框架为分析契机

理性的知识原则和信仰的良心原则是推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原则,两者分别表达了理性的普遍化诉求,以及现代人的绝对个体化和主观化诉求。“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是这两条核心原则之绝对差异的原理性表达:彻底贯彻,或彻底瓦解此原理是现代信仰能否重新确立的关键。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走在这两条绝对道路上:前者是罪(知识)—信仰的绝对辩证道路,通向的是现代信仰的绝对个体性和绝对主观性;后者则是知识—信仰相统一,甚至是同一的绝对思想道路,通向的是与信仰相关的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道路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么对立,相反,它们都是对真理(上帝存在)如何展示在现实中,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绝对有效的表达。

论康德的良知观

在康德伦理学中,良知是一个充满着诸多争议的问题。对康德而言,良知属于理性还是情感?与此相关,它属于理性慎思还是直觉性反应?就此,学界大体上可以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立场。其实,良知应该属于一种道德直觉,其中蕴含着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就产生根源而言,良知在康德那里是一种判断力,也属于一般性的实践理性,但仍然主要呈现为一种道德情感,包含了理性与情感两种心灵状态。作为道德直觉的良知最好从一种自然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它既有敏锐性、瞬时性的优势,但也由于各种原因而会导致模糊的、歧义的判断。

论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

形式逻辑一词来自康德。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影响深远。康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所谓形式,指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所谓内容,指与非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康德在自己的思想中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完全说清楚。日常认识、科学认识的表达是有内容的,哲学认识、逻辑认识的表达也是有内容的。澄清这个问题,逻辑上涉及句法与语义的区别,语言上涉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先验逻辑,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所谓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的自为生命活动——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的唯物史观诠释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提出了人的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发展之源。宇宙的演化、在宇宙演化中产生的生命、在生命进化中形成的自为生命,使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具有了宇宙论的、生物学的和人类学的根据。集中体现自为生命活动的实践在“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中不断地通过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以在创造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感性显现”的美的过程中,追求自愿和自觉相统一的自由。人文精神是没有西文词与之对相应的“地道的中文词”,作为实践意识的升华,体现着对主体自由的追求,是黑格尔“‘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思想的唯物史观阐释。人文精神不仅自为地凸显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而且以“理性的机巧”方式实现对实践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本质上是自为生命活动的自我批判。自为生命活动的自我批判需要在外化自身中,用人文精神对实践及其异化予以批判。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会在生命活动中发生不可预测作用问题的提出,正说明了对实践的批判不仅以自发方式而且更以自觉方式进行着。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的东西”,体现了“人类使命”中的“达到更完善的能力”。不管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会发生何种“数字物种”式的变化,以自为活动作为内在环节的生命活动必然会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追求自由,实现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