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霍耐特和利科之承认理论比较研究

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被国际学界重构,霍耐特和利科的承认理论是最有代表性且旨趣相异的重构成果。本文从思想来源、重构逻辑和承认模式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霍耐特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进一步经验化,把羞耻、愤怒等消极情感视为驱动力,强调了承认的斗争面向;利科则将承认过程分为认同的承认、自我承认以及互相承认三个步骤,认为在羞辱与斗争意志之间还有责任的位置,强调了承认的感谢轮回过程。在社会政策领域,重构的承认概念开始对社会政策的基础性原则发起质询,这提示我们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分析着力点及其中轴原则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考量。

作为否定性概念的“公民不服从”——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思想

“公民不服从”守护的是共同生活的底线,而非某种积极向往,因而是否定的。它不是法律体系的局部性要素,而是法律体系否定地自我指涉的悖论性结构;它与多数原则之间的张力并非源于政治决策形式上的逻辑矛盾,而是源于不同生活形式的实质对抗。法律体系与政治系统的自我革新无法消解公民不服从带来的疑难,二者共谋的权力内在循环机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于社会交往,对交往权力的捍卫是哈贝马斯化解合法性危机、消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关键。这一关注社会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思想突破了实证科学范式的限制,推进了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研究深度,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暗含的无政府主义要素仍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无主体的匿名交往则将使其丧失社会斗争维度。

人类、自然与科技伦理:约纳斯的未来伦理学启示

汉斯·约纳斯的未来伦理学理念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他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并提倡建立新的伦理观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汉斯·约纳斯提出基于预测科学和忧惧启迪法的非相互性责任原理,强调对未来世代及自然负有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责任,这种责任原理摒弃了传统的二元论观点,重新审视人类存在和生存目的,用基于责任原理的哲学本体论阐释人与物的关系,强调人类行为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约纳斯的伦理学建构以适度和审慎为指导原则,呼吁在技术发展中保持谨慎,确保人类与环境的健康,通过构建新型环境伦理,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形而上学一致,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共生提供哲学支持。

从内在批判到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中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界开启的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哈贝马斯一开始明确追随阿多诺,并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时域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随着论战的深入,哈贝马斯的观点逐渐倾向于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转变过程反映出哈贝马斯尝试突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方法,进而构建自己版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转变尽管为哈贝马斯开启了新的语用学研究领域,并且导向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但是内在批判的抛弃使得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丧失了历史性的原则。

科学知识何以是不确定性的——伽达默尔的哲学基础论理解及其意义论析

欧几里得几何学确立了以数学为典型形态的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性质,但随着现代模糊数学和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新发展,科学知识之确定性受到挑战、趋于终结,形成了“不确定性的”新科学知识观。近代解释学的兴起,使解释学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建构,也从特定方法论上为“不确定性的”精神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给予了奠基和捍卫。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更是基于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两个维度,论证了不仅精神科学是不确定性的,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蕴含着解释学因素和实践反思向度,也都是不确定性的,从而为“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观奠定了一种重要的哲学基础论理解。科学观与哲学观上的互变共进,也引发了哲学自身性质的反思,一种“不确定性的”哲学观因应而生,哲学不再被作为确定性知识或认知整体来对待,而是基于人类理性的普遍性统一需要,注重于世界存在理解和人的行为意义的实践理性反思,哲学由“理论哲学范式”转向了“实践哲学范式”,实践哲学成为人类哲学的真正任务。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布洛赫“希望哲学”主体超越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立足于20世纪欧洲人类生存境况,在理论方面博采众长,结合其个人生活背景形成面向未来、超越现存的“希望哲学”,并通过“尚未”“具体的乌托邦”“新家乡”三个内容展现了以人为希望的主体,具备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主体超越思想。“希望哲学”主体超越思想对处在21世纪工业化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同样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文章从主观超越性、现实可能性、人本主义三个方面揭示了“希望哲学”对于中国的现代价值。

西方“数字公共领域”的缘起、特征与实质: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分析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媒体系统视为公开事实、反馈民意、辅助决策和实现“批判的公共性”之载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由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遭到资本逻辑与政治权力支配,公共领域被“操纵的公共性”败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重塑信息传播与公众交往的机制,使公共领域发生数字化转型。数字公共领域表面上扩大了公共性,赋予公众自主传播的权力,但也产生边界消解、交往碎片化和虚拟化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处于大数据技术全面监控和算法操纵之下,其自由选择受到扭曲,无法实现民主交往。

从语言到符号——论卡西尔哲学中的康德-洪堡特因素

卡西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问题是卡西尔研究的重要范畴,然而这一问题需要在观念史的维度上进行梳理。哈曼、赫尔德与洪堡特对康德哲学中的语言缺位问题展开了批判,强调了语言对于人类精神的重要性。其中,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是康德观念论原则在精神科学中的具体实现。卡西尔高度评价了洪堡特对康德先验方法的坚持与运用,并基于这一原则构建了自己的符号形式哲学体系。他从洪堡特的语言哲学中发现了对康德哲学进行扩展与超越的可能性,这促使他把先验方法运用到语言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中,进而从理性批判走向了文化批判。在上述意义上,卡西尔延续并发展了德国观念论中的康德-洪堡特传统。

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你”关系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你”关系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而效果历史意识则是其哲学解释学的灵魂。伽达默尔的这种“我-你”关系颠覆了传统认识论与解释学中的主客关系,恢复了理解的历史性,将单向的主客关系以及以恢复文本原意为中心的理解活动扭转为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进行互动的“我-你”关系。这种“我-你”关系贯穿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所有重要维度,并突出体现了其哲学解释学的伦理性和实践性。而列维纳斯则认为,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一样,都不能完全体现“你”或他者的不可理论化与同一化特征,但列维纳斯却忽视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身一定是具有历史性的。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不仅对于解释学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反映了在德法现象学运动中,有着强烈的关系哲学与伦理性实践哲学的特征。

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的新黑格尔主义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他坚决捍卫现代性的合理性,他的现代性理论深深植根在黑格尔思辨深邃的哲学之中,是一种能够兼容康德哲学的“有包容性的新黑格尔主义”。“重返黑格尔”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正本清源的最好方法,同时也是判断后现代思想正当与否的尺度。主体自由是现代性的第一原理。这是哈贝马斯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的坚实基础。哈贝马斯试图区分“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与“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从而把康德与黑格尔调和起来,即让他们在现代性的论题中都位列“第一”。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现代性哲学的新诠释带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眼光。通过重返黑格尔现代性话语的语境和康德的理性批判理论,在德国古典哲学理性主义的强大哲学支撑中,哈贝马斯获得了现代性哲学的话语制高点,为他自己构建交往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维度。

“有意识的生活”及其整体与根据--迪特·亨利希与当代哲学语境中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当代德国哲学家迪特·亨利希建立了一个以“有意识的生活”为核心的新型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是在当代语境中对概念论证之严格性和世界解释之普遍性的双重诉求的回应,具有当代问题意识。但与当代哲学的惯有思想方式不同,亨利希从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中汲取资源,凭借多年的对自身意识问题的反思,从主体与世界在“有意识的生活”中的双向关联出发,进一步通过三重的“外推式思想”追问“有意识的生活”的整体与根据。这一理论是对在当代思想语境中重建以主体性为根基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探索。

走向唯物主义——早期霍克海默的哲学探索

霍克海默的早期哲学探索是其批判理论道路的起点与基石。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家庭的权威、战争的残酷和工人阶级的痛苦等现实苦恼,推动了少年霍克海默的意志觉醒与哲学启蒙;其次是大学期间对格式塔心理学、新康德主义哲学的理性追问与反思,坚定了霍克海默现实性的哲学立场;最后是对叔本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明确了霍克海默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与批判路径。在从意志觉醒、理性追问到社会性探究的早期哲学探索中,霍克海默揭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展开了批判与反思,不断走向唯物主义。应当说,早期霍克海默哲学探索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特色,也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科学性提供了重要参照,更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分析、回应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构建一种“向前看的唯物主义”: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

传统哲学以存在论为基础,其存在论只关注已有存在和永恒存在,不讨论甚至排斥尚未存在和可能存在,因此传统哲学从来是缺乏未来向度的,未来可能的问题因而没有进入哲学的议事日程。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一反传统哲学的实在存在论,他使“希望”从一种意愿表达变成了一个存在范畴。“希望”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是推动存在的;“希望”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客观的。这是因为“希望”表达了一种有待实现的未来可能性。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立足于乌托邦精神以及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设计,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关于未来可能的哲学证明。这种希望存在论尝试将“希望”置入主客观的会通之中,对于乌托邦给出了一种创新性的解释,既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哲学,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哲学证明上的杂糅性问题。

从“希望哲学”“希望神学”到“希望解释学”——面向将来的创造与超越

从时间上看,以往的解释学强调的是回到过去或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而疏于对“将来”以及与之相关的“希望”的探讨。然而,今天的解释学发展需要打破这一点,将二者纳入进来,它们与人的实践以及善的追求分不开,为此建立一门“希望解释学”是必要的,而且在这个方面是有思想资源可寻的。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布洛赫提出的“希望哲学”已触及希望解释学,受其影响,20世纪最后一位基督教大思想家莫尔特曼不仅提出了“希望神学”,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希望解释学”,不过,它主要针对的是神学方面。而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利科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无疑包含未来和希望的因素,需要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去深入挖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希望解释学”,它是对解释学的实践之维的重要补充,并突出理解和解释的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积极创造与超越的一面。

深渊大饭店里的魔术师——《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评介

赵勇、赵天舒所译《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一书2024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阿多诺的写作深奥、晦涩,但又不失对现实批判的锋芒,其人优雅而又常常显得造作。阿多诺的作品总是呈现出神秘色彩,尽管他毕生都在致力于去神秘化的智性工作,但只是用晦涩难懂来概括显然掩盖了阿多诺论笔的魅力。就像揭穿魔术师手法一样,如果真相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还要观看表演?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全新的“理性”统治方式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马尔库塞等早期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在转向过程中显露出一定的逻辑困境。马尔库塞在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具有否定维度的“新理性”以消解异化现实;哈贝马斯则在继承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切入点,以语言为中介重建“交往理性”限制工具理性扩张。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未能正确认识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脱离现实制度和生产关系单纯否定技术理性,使批判的总体理路向对技术本身的否定滑坡,其理想的话语状态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愿景。

对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浅析——基于《希望的原理》第一卷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当时的社会困境作出了独特回应。希望哲学以“希望”为核心概念,强调人类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期待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重要动力。布洛赫认为,希望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状态,更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它指向未来,超越现实的困境与局限,激励人们为实现理想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希望哲学深入探讨了人类的梦想、乌托邦精神以及未完成性等重要主题。它对传统哲学的静态思维模式提出挑战,主张以动态的、前瞻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在当今时代,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思考人类的未来、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以及推动社会的积极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Modern Individuals—Revisiting Habermas’s Dual Critiqu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Human rights are not only pivotal in depi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but also a focal point of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concerns oriented towards reality. The inseparability of human rights from individual self-identity reveal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actic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s, as highlighted in the debat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In order to reconcile this contradiction, Habermas,drawing from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examines practicality and historicity separately: while Fichte intertwines objectivity in self-identity, revealing the practicality of individuals but neglecting their real elements, Hegel interprets self-ident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unity,examining individuals from a historical dimension but letting rational rules dominate reality. Ultimately, Habermas reconstructs the process of modern individual self-identity from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y critiquing the shackles of subjective philosophy. He not only reconcile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practic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self-identity, but also elucidates the intersubjective core inherent in human rights.